邵荃麟百年纪念集（1906-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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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荃麟同志在浙江的片段回忆 骆耕漠 一 一件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我1937年11月离开上海至浙江，1938年2月初到了金华，在这里我第一 次见到荃麟同志。那时他正与刘保罗同志带领浙江流动剧团从杭州到了金华 。抗战初期的金华是我党在敌后的一个重要文化中心和统战工作阵地，聚集 了大批进步的文化人士和抗日青年，地下党利用各种公开合法的身份宣传抗 日、团结群众、开展斗争。当时荃麟同志的公开身份是龙泉县教育科科长。 1938年10月10日台湾义勇队在金华正式成立，在一家旅馆由台胞李有邦 出面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义勇队中有从老家龙游出来到金华治病的华白沙和 浙大学生张毕来。我同华白沙1927年曾一起关在监狱，在监狱中他用的名是 谢芬。华白沙9月底来金华，住在我租的房子楼上，招待会后若干天，因治 疗无效转上海。他离开后荃麟来到金华，与我一起工作，就住在我租的房子 楼下。有一天荃麟偶然在华白沙住过的房间发现了一封被撕碎了的信稿。他 将拼合的信稿给我看，信稿内容出乎我意外，信意是说龙泉县教育科科长邵 荃麟是汉奸。大约是10月20日至11月初的一天，国民党《东南日报》社长胡 健中(国民党省党部常委之一、宣传部长)在与我一同去开座谈会的路上，拿 出一张汉口出版的《新华日报》，指着上面一条不起眼的二十多字小消息问 我怎么回事。我一看，写的正是上述信稿的内容。因为我已经心中有数，立 即回答：“这是胡说，无奇不有!”当时我正担任《东南战线》主编，荃麟 是副主编。于是我立即以骆耕漠的署名写信给《新华日报》，声明该消息纯 属捏造。这是一件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二 迎接周恩来 1939年3月17日，周恩来在巡视了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工作后，决 定绕道到金华，召集浙江省委扩大会议。当时地下党浙江省的省委文委就设 在金华，荃麟和我就负责文委工作。为了扩大党的政治影响，而且赶在国民 党组织的欢迎前面，我们事前作了有关迎接工作的周密安排，没料到为了避 开国民党驻军，周恩来直驱金华，我们都扑了空，倒是歌咏队的刘良模第一 个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派人立即通知我们到金华铁岭头10号，虽然荃麟同 志早在1927年就在上海认识了周恩来，仍然和我一样激动，匆匆赶去。荃麟 同志向周恩来介绍了我，我立即行礼问候，心中无比激动。接下来的几天里 周恩来召集了会议，分批接见各方面人士，也单独听取我们文委系统的汇报 ，并作了重要指示。此外还应金华读书会要求，作了大会报告，当时这是震 动金华的一件大事。 三 荃麟同志的《麒麟寨》在屯溪上演 日本占领了江苏之后，有一个从江苏镇江跑出来的流动剧团，1940年2 月前后，准备在皖南屯溪上演荃麟同志创作的四幕话剧《麒麟寨》(该剧后 来1940年8月发表在改进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文艺丛刊》第1辑之4上)。剧团 向当时在金华的邵荃麟先生发出了邀请，荃麟应邀来到屯溪。他到屯溪，在 旅馆住下后，就给我打电话，要我晚上一定去看戏，有什么意见，指点指点 ，并且约我晚上看完戏，两个人好好谈谈。当时正值早春时节，人们穿的还 比较厚。那一天来得人很多，剧场都挤满了人，许多晚来的人只好站着。除 了当地老百姓外，当时在屯溪一带的同志，如杜麦青、朱波等，得知是荃麟 作品，都赶来看戏了。《麒麟寨》是一部宣传抗日、反对投降的戏，写的是 一个很讲义气的山寨主和另一个很豪气的女主角如何在日本鬼子打到头上的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站到抗日的民众一边。尽管当时屯溪还没有沦陷，但 东北的流亡学生已经陆续来到浙江，老百姓抗日、爱国的热情十分高涨，因 此对这次演出反响很大。当戏演到高潮时，台下百姓连声叫好，这场戏演了 一个多钟头，剧场里始终洋溢着热烈的气氛。那天剧团还演了京戏《玉堂春 》，两个戏都演得很成功，对当地可算是一个轰动事件。演出之后，我们在 他下榻的黄山旅馆见了面。这一天他非常高兴，除了戏，我们还谈了许多事 。 抗战期间，《麒麟寨》成为在东南地区流传比较广的抗日剧目，在浙江 省委所在地丽水、文化中心金华，福建省的石狮、泉州的溜江等许多县乡都 上演过。最值得一提的是毛维青同志回忆文章中谈到的事。毛维青是新四军 机要员，皖南事变后被关在上饶集中营，编在剧团，剧团按照地下党支部的 秘密指示，不演“反动剧”，而争取演出了进步和抗日的剧目，名剧《麒麟 寨》就是其中之一。这些都是孩子们从网上看到后告诉我的。 四 荃麟同志到新四军军部 荃麟第二次去皖南，大约是1940年6月，和第一次去相差四个多月。这 次去的是金县陈家祠堂新四军军部，见的是陈绍禹(王明)。目的是为了成立 东南局(皖南事变前称东南局，不包括西南，事变后包括西南称华南局)文委 ，机关将设在金华，邵荃麟任文委书记，我任委员，另外新四军中也有几个 委员，因此这次文委成立的会议就在新四军召开了。就在荃麟去军部的途中 路经屯溪时，我们又再次相见了。谈话间，我向他提到河南最近发生的反共 事件，预料浙江这方面也会紧张起来的，最后两人彼此关照一番。 1940年7月下旬，浙江局势果然开始紧张了，金衢地委等党组织相继被 破坏。接到上级指示，大家开始向不同方向转移，给我的指示是离开屯溪去 盐城新四军军部，荃麟是南下福建。但是我去盐城途中遇险，最后决定取道 桂林经上海再去军部。我到达桂林时天气已转暖，正是穿夹衣的时候，喜出 望外地又与荃麟见面了，这已经是皖南事变之后了。因此这次桂林重逢，彼 此感慨万分，格外亲切。 P5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