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言者：为了保罗·策兰

作者简介

作者: 雅克？德里达、雅克？杜潘、亨利？米肖、耶胡达？阿米亥、大卫？罗克亚、伊拉娜？舒梅丽、捷纳狄？艾基、恩佐？特拉维索、阿尔贝？霍桑德尔？弗里德兰德、何塞？安赫尔？巴伦特、安德烈？赞佐托、乔治？斯坦纳、阿兰？苏耶、罗歇？拉波尔特、伊曼努尔？列维纳斯、莫里斯？布朗肖、菲利普？拉库-拉巴特、让？戴夫、米歇尔？德吉、菲利普？雅各泰、安妮？卡森、让？波拉克、皮埃尔-阿兰？塔谢、埃莱娜？西苏、埃里希？弗里德、伊夫？博纳富瓦、妮娜？卡西安、汉斯？迈尔、马克？珀蒂、雨果？胡佩特、埃米尔？齐奥朗、让？斯塔罗宾斯基、埃德蒙？雅贝斯、马塞尔？科昂、让-克洛德？施奈德、安德烈？杜？布歇、约翰？雅克松 译者: 张博、潘博、丁苗、梁静怡、尉光吉、马豆豆、李海鹏、胡耀辉、王立秋、冯冬、何啸风、陈庆、杜卿、许敏霏、王振

内容简介

语言，永不为人所有 [法]雅克?德里达、[法]艾芙琳娜?格罗斯芒 文 王立秋 译 格罗斯芒：在献给保罗?策兰的《示播列》一书的某个地方，您非常简略地提到您和他之间的友爱关系，就在他死前不久。接着，您陷入了对策兰诗中日期化（datation）的漫长思考，而且，在指出日期的“幽灵之回归”的同时，您说：“在这里，我不会把自己交付给自己的纪念仪式；我不会交出我的日期。”无论如何，您能不能对您与策兰的邂逅稍作谈论呢，我想，那是在1968年的巴黎？ 德里达：我将试着谈论它。我必须说，您引用的关于“我的日期”的句子，指的大概是我与策兰相遇或分享的那些日子。您知道，在这首或那首诗中，我反复提到彼得?斯丛狄这样的见证者，他们基于他们拥有的，对策兰生命中标明日期的事件的认知——他1967年12月住在柏林，诸如此类——对一些诗歌作出了阐释。这里要讨论的是日子，标明日期的经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在那个句子中，提到更加隐密的日期或与策兰分享的日期。我甚至不能说。而我能努力去做的，只是列举，至少是简述，与策兰的那些相遇。事实居然是这样的：策兰一直是我在高等师范学院的同事，而之前我却从未见过他，一直没有与他正式会面。他是一名德语教师。他是个非常谨慎、谦虚、内向的人。如此以至于在学院院长办公室一次关于行政事务的会上，院长的言辞表明，他甚至不知道策兰是谁。我教德语的一个同事如此答道：“但是，先生，您知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语言教师是现存于世的最伟大的德语诗人？”这道出了院长的无知，同时也指出这样一个事实：策兰的在场，如他的整个存在和姿态，都是那样地极度谨慎、简略和谦虚。这至少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流，尽管多年来我一直就在他执教的学校。直到1968年，在我赴柏林的一次差旅之后，经由彼得?斯丛狄的引见，我才最终与策兰会面。后来成为我朋友的斯丛狄，是策兰的一位知己，他到巴黎后就把我介绍给策兰。那是非常有趣的一幕，但确确实实地发生了：他把我介绍给我自己的同事，而我们只说了几句话而已。从那以后，就有了一系列可以追溯的会面，每次总是那样地简略和沉默，他如此，我也如此。沉默在他，一如沉默在我。我们交换签了名的著作，加上寥寥数语，随即便失去对方的身影。除仅有的几次才开始就已结束的谈话外，我还记得在埃德蒙?雅贝斯家的一次午宴。雅贝斯也认识策兰，他邀请我们俩去他家吃饭——他的住所离高师不远。又一次，情况没有改变：在就餐及随后的时间里，策兰依然保持着沉默。我不知道怎么说好。我相信，他身上有种秘密、沉寂及严格，让他觉得，言词，尤其是饭局中的寒暄之语，并非必不可少。与此同时，他身上也许还有某种更加消极的东西。我从别处听说，在巴黎，他常常为身边的一切感到抑郁、愤怒，很不开心。他同法国人、学界、同行诗人以及译者打交道的经验，我想，只会令他更为失望。我相信，他像别人说的那样，很不易相处，要求别人耐心，却又让人难以忍受。然而，透过这沉默，我们之间存在一种双向的影响，在他给我的著作中，我能发现这点。我想，他的自杀，距此只有两年之遥。在1968年或1969年，我又见到了他，因此，我说的那 段时间，至多只有三年……不，更少……事实上，这只是非常简略的流水账，只有到后来，我才开始或多或少持续地思考。关于那些相遇，我只能说这么多。毋宁说，对这些事的记忆，后来，在他死后，才开始运作，重新得以阐释，被编织成我听到的传闻，关于他在巴黎的生活，他的朋友，所谓的朋友，声称的朋友，关于所有翻译和阐释的冲突，您知道的。提到策兰，进入我脑海中的影像是一颗流星，一道被打断的闪光，一种停顿，一个非常短暂的瞬间，它留下一串火花，而我试着通过他的文本将其找回。 格罗斯芒：在《示播列》中，您分析了策兰作品中被您称为“语言经验”的东西，某种“在习语中栖居”的方式 (“签名：策兰来自德语中的这个位置，那是其唯一的财产”)。同时，您说，策兰表明，存在着“一种语言的多样性和语言在语言自身之中的一种移居”。“你的国家，”策兰说，“四处移居，就像语言。国家自己就在迁移并流放自己的边界。”在您看来，这里，我们是否应该看到某种归属的幻觉，或这归属幻觉的反面，抑或二者皆有?我们该怎样理解这句话：栖居于多样且迁移的语言之地？ 德里达：在试着以理论的方法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回想事实的明证。策兰不是德国人，德语不是他童年唯一的语言，他不只用德语写作。不过，他还是竭尽所能，以便，我不会说占有德语——因为我要表明的，正是人并不占有一种语言——而是为了与之肉搏。我试图思考的，是一种习语（idiome）（而习语，恰恰意味着本性，专有之物），以及语言之习语中的签名（signature），它同时也让人经验到语言不可占有的事实。我想，策兰努力留下一个标记，一个独特的签名，而对德语来说，那是一个反签名，同时也是某个在德语身上降临（arrive）的事情——在该术语的两个意义上降临：接近它，达到它，却不占有它，不屈服于它，不把自己移交给它，同时，也让诗歌的写作降临，也就是，成为标记语言的事件。无论如何，这就是我能够阅读策兰时，我阅读他的方式，因为我也为德语，为他的德语感到苦恼。我根本无法确定我能以准确、公正的方式阅读策兰，但我觉得，他既对语言的习语精神保持敬意，又在挪动语言，给语言留下某种疤痕、印记、创伤的意义上，触碰了语言。他修饰德语，改动（touche à）语言，但为此目的，他必须承认：那不是他的语言——因为我相信，语言永不为人所有——而是他选择与之搏斗的语言，在争论、争执（Auseinandersetzung）的确切意义上，选择用德语与之搏斗的语言。您也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翻译家。和许多身为译者的诗人一样：他知道其翻译的风险和利害所在。他不仅翻译英语、俄语等外语，也在德语内部进行翻译，他执行了这样一项操作，称之为翻译诠释（interprétation traduisante）并不为过。换句话说，在他诗歌的德语中，有一种起点的语言和一种终点的语言，而他的每首诗都是一种崭新的习语，在这些习语里，他传递着德语的遗产。矛盾在于，作为一名并非出于国籍或母语而成为德国人的诗人，他不仅仅坚持干这么一件事，而且把自己的签名强加给了为他准备的语言，显然，这语言不是别的，正是德语。该如何解释这点呢：尽管策兰是多门欧洲语言的译者，但对他在诗中的书写与签名来说，德语一直占据着特权的位置，即使在德语内部，他也欢迎另一种德语，或别的语言、别的文化，因为在他的写作里，有着文化、引文、文学记忆的一种差不多是遗传学意义上的奇妙交汇，它们总处于极度的凝练，处于停顿、省略和中断的模式。这就是那一写作的天才之处。 提到“诗意栖居”的问题，荷尔德林当然是策兰的主要参照之一。既然我们都知道，语言中没有家，没有人能占有 一种语言，那么，“栖居于语言”又是什么呢…… 格罗斯芒：……还有一种“移居”的语言。 德里达：正是如此！策兰自己就是个移民，并在他诗歌的主题中标记了跨越边界的运动，比如《示播列》一诗。我不想立刻，或太快、太轻易地，就像人们有时做的那样，提起希特勒主义压迫下的大迁移，但我们也不能对此避而不谈。这些迁移、这些流亡、这些放逐是我们时代的痛苦移居的范式，而策兰的作品，一如他的生命，显然承载着其全部的标记。 ★保罗？策兰纪念文集 ——“在词语的丧失中，述说世界，在死亡真理的瞬间，述说世界的创造。”保罗？策兰逝世五十余年后，在心灵的陆地，凭他者之手、友爱之网，重新打捞诗人投于黑暗之海的话语漂流瓶。 ★用文本见证诗人之命运 ——诗歌、随笔、文论、访谈、回忆、图像，一同织成铭记的文本，承担对诗人保罗？策兰之命运的见证：见证他个体生命的真实经历、追随他日常的步伐，走入他的忧郁和孤独，他的创伤和病痛，他无可挽回的秘密的死亡…… ★借他者回应见证之要求 ——由诗人的众多文学和思想友人共同书写：德里达、布朗肖、列维纳斯、博纳富瓦、雅各泰、齐奥朗、阿米亥、雅贝斯、米肖、斯塔罗宾斯基……一次又一次倾听和阅读，艰难地回应着见证的要求，纵然无法听清破碎的言语，读解瓶中的密信，却也无限地切近那条不断召唤相遇的子午线。 ★保罗？策兰：诗是孤独的，它是孤独的且在路上。写诗的人护送它走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