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何为：情感研究的历史、理论与视野

作者简介

张春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语文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博士，曾在海德堡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东京大学访问研究或短期任教。著有《革命与抒情》《女性解放与现代想象》《思想史视野中的娜拉》等，编有《“晚清文学” 研究读本》《另一种学术史》等，译有《哈哈镜：中国视觉现代性》《章太炎的政治哲学》等。 姜文涛，先后就学于南开大学、北京大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校区，获哲学博士学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学者（2021）。曾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从事博士后研究，任清华大学 - 哥伦比亚大学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助理。现任浙江大学海宁国际校区讲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18 世纪的情感研究与印刷文化、比较文学、文艺理论和数字人文。著有《情感美学与近代文本文化的兴起：英国漫长的 18 世纪文学文化研究》（浙大社， 2018），在《文艺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等期刊上发表文章多篇。

内容简介

我并不担心情感表达本身：过去的人们，就像现在一样，表达着喜悦、悲伤、愤怒、恐惧和许多其他感觉。这些情感（就像今天一样）在当时有多种含义，它们对他人产生了影响，也会反过来被他人操纵（正如我们现在也会做的一样）。中世纪研究者——实际上是所有想要正确叙述历史的历史学家——必须担心的问题是：历史学家如何对待历史中的情感。 简单地说，宏大叙事是这样的：西方的历史是日益克制的情感的历史。希腊和罗马时期遭到了忽略：难道荷马没有歌颂过愤怒的甜头吗？中世纪有一种孩童式的情感生活：纯洁、剧烈、公开、毫无羞耻，现代（有各种定义）带来了自律、管控和抑制。 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主义和国家带来了官僚主义，这反过来又促进了“‘理智的求实性’（rational matter-of-factness）的发展与专家这一人格类型”。加尔文主义者强调选举的证据，这导向了一种“系统性的自控”（systematic self-control），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基础。在弗洛伊德那里，“文明”的确是现代欧洲文明的代名词。电话、飞机、公园和对清洁的执着，这些文明的表征都“被建立在放弃享乐本能的基础上”。在被神话化的“过去”里，有着更自由的空间。这里的“过去”不一定要是中世纪，但肯定不是现代。福柯关于古代性学的著作摧毁了希腊时期享乐主义的神话，而即使是在他看来，中世纪之后大量涌现的这些规章，注定是要督促、审视、分析和控制人的身体和性的。 研究情感家庭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家庭是冷酷和无爱的；一直要到 18 世纪，有爱的家庭才出现。没有感情的家庭这一概念与中世纪情绪过度的观点并不矛盾，因为情感家庭内的爱应是平和的、克制的、坚定的。这样看来，前现代家庭充其量是一个进行繁育的社会机构，最坏的情况是一个爆发暴力行为的剧场。相比之下，现代家庭是有情的。 这就是情感的液压原理：情感就像人体内遍布的液体，起伏着、泛着泡、渴望被释放出来。 读者容易被当作吸血鬼，而作者们也不遑多让：不仅因为他们遇到的每个人都是潜在猎物，可被吸取运用到下一部小说中；还因为他们致力于让自己通过书籍的后裔（而非通过活着的后代子孙）而生存，某种意义上也许意味着从未彻底活过。 不管怎样，正是在这个薄暮世界中，读者与作者相遇。 埃利森甚至断言：“小说可塑造为希望之筏”——它“或可让我们一直浮着，让我们尽力通过障碍及漩涡，而它们标记了本民族通往或远离民主理想的犹豫不决的道路。” 在你和一段文本之间最可能发生的事是它令你保命，它将成为令你生存之事的一部分、你为何而活的一部分。 书就是这样，它既像又不像和另一人互动的过程。感觉某种意义上像是因为你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文本看似有某种独立的主动性。阅读不同于闲坐着思考或自己编织幻想故事。 读者甚至可以被表现为可悲的被动：作为读者，我所能做的不过是浏览文本，我什么也无法改变——我无法对其施加行为。而文本反过来也似乎几无行动能力。它无法回应我，也无法回视我。 但文本可以做某件甚至事关生存之事：它抱持我。 汇集情感转向中重要的前沿研究，全面梳理情感研究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