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中国哲学史(增订本）

作者简介

劳思光（1927—2012）湖南省长沙市人。本名荣玮，号韦斋，笔名思光。台湾“中研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台湾大学哲学系毕业。1949年后任教于台、港等地，并在美国哈佛大学及普林斯顿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曾任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哲学学部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及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人，台湾清华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和东吴大学客座教授，及台湾华梵大学讲座教授。 先生学贯中西，著作极丰，无论文、史、哲学，乃至金石考证等方面，皆有论述。其中尤以1980年出版的《新编中国哲学史》，为探讨中国哲学史之巨著，成为港台文史哲科系学生的必备教材。其他著作包括《康德知识论要义》《历史之惩罚》《中国文化要义》《中国之路向》《思光少作集》《解咒与立法》《中国文化路向问题的新检讨》《思辨录》《思光诗选》等三十余种。

内容简介

所谓“基源问题研究法”，是以逻辑意义的理论还原为始点，而以史学考证工作为助力，以统摄个别哲学活动于一定设准之下为归宿。这种方法的操作程序大致如下： 第一步，我们着手整理哲学理论的时候，我们首先有一个基本了解，就是一切个人或学派的思想理论，根本上必是对某一问题的答覆或解答。我们如果找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即可以掌握这一部分理论的总脉络。反过来说，这个理论的一切内容实际上皆是以这个问题为根源。理论上一步步的工作，不过是对那个问题提供解答的过程。这样，我们就称这个问题为基源问题。 每一家理论学说，皆有其基源问题；就全部哲学史说，则基源问题有其演变历程；这种演变的历程，即决定哲学问题在哲学史中的发展阶段。 基源问题虽是每一学说的根源，但有很多学人每每并不明显地说出来。因此，我们自己常需要做一番工作，以发现此一学说的基源问题是什么。这里就需要逻辑意义的理论还原的工作了。 所谓理论还原的工作，就是从许多论证中逐步反溯其根本意向所在。根本意向发现了，配合一定材料，我们即可以明白基源问题应如何表述。 表述基源问题时，要使这个问题的解答，确能逻辑地涉及所提出的理论。因为，写哲学史时，这些哲学理论都是现成的，所以从这种材料中去找那个基源问题，就是反溯的，也就是所谓“理论的还原”的真实意义所在了。 掌握基源问题，虽以解析工作为主，但也要涉及考证问题。因为这时所据的材料，都是客观的，所以理论还原工作，并不致妨害材料的真实性。材料如有舛误，那不关理论还原的事，而是材料本身的问题。由此考订材料甚至搜集材料的工作，就成为掌握基源问题时所必须做的工作。这种工作实际上类似“发生研究法”，不过，它不会有“发生研究法”的弊害，因为，如此弄好的材料，终竟要通过理论的铸造，而系归于一定的基源问题之下。那是不会成为零星片段的。 基源问题找着了，就有下一步工作。 第二步，掌握了基源问题，我们就可以将所关的理论重新作一个展示，在这个展示过程中，步步都是由基源问题的要求衍生的探索。因此，一个基源问题引出许多次级的问题；每一问题皆有一解答，即形成理论的一部分。最后一层层的理论组成一整体，这就完成了个别理论的展示工作。这种工作分别地做若干次，我们即可将哲学史中各家各派的理论展示出来。这时，我们已经能够满足“真实性”与“系统性”的要求，剩下的就是全面判断的问题。 发现基源问题，与由基源问题展示一理论的全象，这都是不需要任何特殊识见的工作。这只是叙述性质、介绍性质的工作。但要作全面性的判断，则情形就大不相同了。这一点即涉及第三步工作。 第三步，我们将各时代的基源问题，排列起来，原即可以发现整个哲学史上的理论趋势，但这仍不足以提供一种作全面判断的理论根据。要作全面的判断，对哲学思想的进程及趋向作一种估价，则我们必须另有一套设准。 通常做哲学史工作的人，每每讳言自己有自己的观点；其实，除非不下全面的判断，否则，必有一定的观点作根据。这种观点当然可能不为人所接受，但那是不重要的。因为，一切理论本都可以有人反对。问题只在于我们能否自觉地将自己的论据表述出来。我所以将这种观点称为“设准”，目的即在于避免独断气息。但我们又必须明白，我们虽不愿独断，却仍不能不有一组理论的设准，否则我们自己即根本没有提出什么理论来。 或许有人以为，从事哲学史的研究，不需要提出什么理论；其实这是忽略了哲学史工作所要求的统一性。每一哲学史工作者，必须表述他的某种统一性的观点，通过它来解释全部哲学史；不然，则他只算是写了一本“汇编”式的东西，而并非一本哲学史。 设准的提出，表示作者自己的识见与哲学智慧；作者能接触哪些问题，不能接触哪些问题，都可以由此看出来。一个优良的哲学史工作者，必须能接触到已往学派所面对的问题。他倘若真能如此，则他所立的设准，就应该足以统摄已往的理论要求。当然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但它是一切哲学史工作者所应该努力的目标。 基源问题研究法，最后必与一套设准配合。这一套设准虽不与基源问题研究有什么直接关系，但它是以作者的哲学了解为根据的。基源问题的研究，对作者在哲学方面的了解的增进，无疑有一定的助力。因此，我们仍可以说，如果一个哲学史工作者，真能运用基源问题研究法来整理各家学说，则最后他提出设准的时候，也决不致像用解析法的研究者那样空疏了。 本书的特色在于，首先，其独创“基源问题研究法”，认为哲学史不只是“历史”，还要有思想，也就是哲学问题意识。并从中国哲学史自身的内在问题和矛盾来梳理、理解中国哲学的发展。为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上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其次，另一个亮点是“一系说”的提出，也是他对宋明儒学的独特的诠释方法。他将宋明儒学看做一个整体，并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为宋明儒学各家各派思想定位提供了新的参考。也体现了他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系统性。第三，他对中国哲学史上存在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考据。如其考据了中国古代史史料，综合了古代史中未经后人综合修订的原始史料和经过后人综合整理的综合史料提出了他对于中国古文化传统若干问题的独特观点。如认为“人格天”“鬼神”“命”等观念只可看做原始习俗的代表，没有将其归为哲学思想。最后，为了对哲学思想的进程作一估价，他又定了一套“设准”，以避免独断。如以孔孟思想“以心性论为中心”的设准、老庄思想“自我境界”的设准，来评判整个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的发展。体现了其对中国哲学史中各家各派学说的独特思考。

本书的特色在于，首先，其“基源问题研究法”，认为哲学史不只是“历史”，还要有思想，也就是哲学问题意识。并从中国哲学史自身的内在问题和矛盾来梳理、理解中国哲学的发展。为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上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其次，另一个亮点是“一系说”的提出，也是他对宋明儒学的独特的诠释方法。他将宋明儒学看做一个整体，并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为宋明儒学各家各派思想定位提供了新的参考。也体现了他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系统性。第三，他对中国哲学目前存在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考据。如其考据了中国古代史史料，综合了古代史中未经后人综合修订的原始史料和经过后人综合整理的综合史料提出了他对于中国古文化传统若干问题的独特观点。如认为“人格天”“鬼神”“命”等观念只可看做原始习俗的代表，没有将其归为哲学思想。最后，为了对哲学思想的进程作一估价，他又定了一套“设准”，以避免独断。如以孔孟思想“以心性论为中心”的设准、老庄思想“自我境界”的设准，来评判整个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的发展。体现了其对中国哲学史中各家各派学说的独特思考。

书籍目录

《新编中国哲学史.卷1》 《新编中国哲学史.卷2》 《新编中国哲学史.卷3·上》 《新编中国哲学史.卷3·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