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式幸福/新政治经济学书系

作者简介

亚瑟．C﹒布鲁克斯（Arthur C. Brooks） 1968年生于美国西雅图，**经济学家、思想家、美国企业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AEI）院长。该研究院为美国**智库之一，成立于1938年，该智库主要围绕美国经济政策、外交国防政策及政治与公众舆情政策等方面开展研究。亚瑟．C﹒布鲁克斯因研究文化、经济和政治三者之间的功能而出名。他于1995年获得佛罗里达州大西洋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于1998年获得美国弗雷德里克﹒S.帕迪(Frederick S. Pardee)兰德研究院公共政策分析方向博士学位。在投身学术研究之前，他曾在交响乐团担任圆号手12年。

内容简介

推桶：诚实工作如何让我们*高尚、 地位*高 达斯·戴维斯（Dallas D**is）从小没有父亲，母亲酗酒，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没有榜样可以参照。七年级的时候他辍及为了得到这些所要做的事情。 对于一个几乎无路可走的年轻人来说，这种生活方式可能一度看起来像一种让人着迷的逃避，但是很快它就露出了致命陷阱的真面目，*后达拉斯流浪在纽约街头。严寒的冬天，他寻找着避难所，在教堂里，在废弃的建筑物里，*终流落到中央车站。正是在那里，在装饰车站天花板的脏兮兮的星座下面，他无意中发现了一条改善生活的途径。 一个特别寒冷的*子里，达拉斯披着毯子，蜷缩着躺在角落里，这时一个陌生的男人走过来，他自称乔治·麦克唐纳（George McDonald），中央车站里无家可归的人对这个名字都很熟悉。乔治是一个粗声粗气的、工薪阶层的天主教徒，他曾在无数个夜晚向以车站为家的流浪汉分发三明治，但是当地的法规并没有支持这一善举：因为为无家可归的人分发食物，乔治曾被捕过 4 次。 达拉斯被这一举动惊得目瞪口呆，“那时我已经几乎放弃生命了，”他后来解释说，“我又脏又臭，让人厌恶，我都讨厌我自己。”但是当乔治跟他说话时，“我在他眼中看到的不是仁慈或者怜悯，而是认可。他认可我是一个人。”乔治把对无家可归者的一个简单的善意举动扩大了，而这一善意举动对其他人来说就很难做到。他把他们看作真正的人。 乔治已经做了很多了，但是还不够，他从另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一个被称作“妈妈”（Mama）的女人——那里了解到这一点。1985 年的圣诞前夜，乔治分发礼物和食物时，给了“妈妈”一个包装好的围巾并祝她圣诞节快乐。 那是她活着的时候，乔治*后一次见到她。 凌晨 1 点 30 分车站关门了，交警把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赶到零下20 摄氏度的车站外，“妈妈”蜷缩在地铁门旁边，等待数个小时，直到车站重新开门，她挤进车站，疲惫的身体躺倒在主候车室的木质长凳上。几个小时之后，当城市中的孩子们爬出温暖的被窝扑向礼物的时候，一名警察发现了躺在长凳上的“妈妈”。 她已经死了。这个城市里的无名氏（Jane Doe ：不知身份的无名女尸代号），死时还系着乔治送给她的围巾。 乔治听到“妈妈”死讯的时候，这个噩耗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他由此意识到，分发三明治和一些小礼物是很棒，但是远远不够。*复一*，人们需要一块三明治果腹，他们也需要创造真实未来的尊严，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的不是接*施舍而是付出自己的努力并得到 认可。 于是，经过反复思考和讨论后，乔治和他的妻子哈里特（Harriet）扩大了救助的规模：他们以“妈妈”的名义开设了一家名为“无名基金”的收容所兼工作培训机构。无家可归的人——许多是刑满释放人员——住在改造过的哈莱姆（纽约的黑人住宅区）校舍里，学习如何工作、赚钱；保持清洁和头脑清醒；以拥有价值创造﹑价值意识的状态毕业，准备进入社会。“无名基金”的目标不仅仅是帮助无家可归的人生存下来，而且帮助他们通过真正的、有价值的、诚实善良的工作尊严找到自己的生活。 达拉斯·戴维斯 2009 年第二次见到乔治·麦克唐纳的时候，“无名基金”已建立并运行。 然而达拉斯并没有直接从中央车站来到“无名基金”。像很多沉浸在服用、贩卖**之中的人一样，他进了监狱。当他即将出狱时，却意识到自己根本无处可去。他的家人不管他，旧相识们一定又会把他送上老路。 就在达拉斯看到一张监狱广告传单上面印着“无名基金”的“准备、意愿和能力”项目，他记起在中央车站与乔治的相遇以及乔治给予他的尊严。所以他出狱的时候，恳求律师为他作**。律师在“无名基金”的哈莱姆中心为他安排了一次加入其中的面试。 即使是对一个擅长疑难案件的项目来说，达拉斯的记录看上去也是充斥着暴力，他曾经在参与打架﹑重新吸毒后被赶出先前的避难所和救助项目。为此，哈莱姆中心主任纳泽尔·格里芬（Nazerine Griffin）怀疑地看着坐在他对面的这个穿着衬衣打着领结的惯犯。 但是众所周知，纳泽尔并不只是这里的雇员，他也是从“无名基金”里毕业的，**交易商曾是他*好的顾客。就在几年前，纳泽尔曾经醒来发现自己趴在人行道上，因为躲在停着的车下逃避警察抓捕时睡着了。他也做过药物戒毒治疗，却在戒毒成功后发现自己除了城市收容所根本无处可去，而收容所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地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没有出路的人类仓库”。 在寻找*好选择的过程中，他来到了“无名基金”，并在 1998 年成为其早期的毕业生，11 年后他的工作是面试那些项目申请者。 正如达拉斯很快了解到的那样，纳泽尔很严厉，“你准备好改变你的生活了吗？”带着几分严厉，他问达拉斯，“你真心想投入到工作中吗？” 达拉斯告诉纳泽尔他准备好了，但是在那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中，他察觉到了一种与他以前的生活经历不同的东西，“在我的生活中我见识过很多机构——监狱﹑儿童之家﹑药物研究项目，他们总是告诉我他们能为我做什么，这是**次有人问我，我能为自己做什么。” 纳泽尔相信了达拉斯的话，接*了他，使他有机会重新开始。录取之后，达拉斯作为“无名基金”中的一名“蓝领工人”被分配去 “推桶”，从过去到现在，这一直是新加入者工作进程中的**步，每天“无名基金”的学员们都穿上亮蓝色**，拿着扫帚和水桶，打扫纽约城里 150 英里的主要街道和人行道。 起初达拉斯以为自己会很讨厌做这样的工作，但想不到的是“结果我根本不介意，事实上，我还有点喜欢这样的工作”。 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是任何一个曾在普通的工作中找到内心平静的人都和达拉斯有同样的想法。“推桶”给了达拉斯时间去思考，给了他机会去制定可以实现并**的具体目标，给了他理由让他每天早晨被闹钟叫醒。“不久，”达拉斯说，“我开始意识到我在大街上捡到的不仅仅是垃圾，还有价值观、道德和原则，我正在捡回自尊，然后当我回头看着那些我刚刚打扫干净的街区，我看到我做过多么伟大的工作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已经重拾了我的骄傲。”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达拉斯打扫了所有的大街，他在哈莱姆河公园，在东中城区，在麦迪逊大道，甚至在公园大道“推桶”，他成为上班族们熟悉的人。“我记得我看到走在上班路上那些衣着考究的人们，他们走过我身边，对我说，‘早上好，达拉斯’，那些走在公园大道上衣着讲究的人——居然跟我打招呼！” 在他无家可归的时候，人们对他视而不见，急匆匆地从他身边走过，现在走在公园大道上的上班族都跟他打招呼，有些人甚至知道他的名字。当然穿上蓝色**就能得到一点点尊重，纽约人实在应该对此感到羞愧，但是达拉斯却对此兴奋不已。 那个冬天，纽约遭遇了一场巨大的暴风雪，这场暴风雪使整座城市陷入瘫痪。当大多数人躲在家里的时候，达拉斯和他的蓝衣伙伴们却冒险走出家门，使用铁锹、扫帚开始清扫道路。达拉斯不能相信他走了那么远，“我们在户外，为老人，为孩子，为上班的人清扫出道路，我们曾经是一群睡在垃圾箱里，火车站里，大桥下的人，是社会认为一无是处的人，但是如今我们却能让这座城市恢复活力。” 这样的重要时刻越来越多，不断累积，他表现得总是那么有男子气概，但是当他拿到生命中**份工资时，却号啕大哭起来，“无名基金”支付的工资比*低工资要多，让达拉斯落泪的不是支票上的数字，而是支票所代表的意义，“人们真的相信我能做些事情了，而且因为我做的事情付我薪水也是值得的。”这在以前从未发生过。 经过三个月的“推桶”，达拉斯已经欲罢不能，他报名参加了“无名基金”中一个教授节能建筑保养的技能就业项目，这就意味着每天早晨 4 点半起*，然后一直学习到吃早饭。他学会了如何修理锅炉和自动喷水灭火装置，并获得了由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颁发的证书，并以班级**名的成绩完成了学业。想象一下，这对于一个中学辍学、20 多年的时间里都认为自己毫无价值且毫无前途的人来说意味着 什么。 达拉斯甚至被推选代表所有的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发言，“我叫达拉斯· 戴维斯，”他说，“我很自豪地说，站在你们面前的我有全职工作，有住的地方，资金井然有序，和孩子们恢复了关系。”整个典礼沸腾了。 回首往事，达拉斯说是“准备、意愿和能力”项目为他做了“我的老师、法官、项目主管都无法做到的事情，而这些事情说明他是有潜力的……这可能就是许多年以前在中心车站乔治·麦克唐纳在我眼中看到的”。 达拉斯·戴维斯的故事是不寻常的，可是*不寻常的是，它并不是***的。从 1990 年至今，“无名基金”已经帮助超过 22 000 人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它的成功让人吃惊，尤其是当你知道学员中大多数是瘾君子、无家可归的重刑犯——其中许多人曾因暴力犯罪而被关押的时候。这些暴力罪行是暴力案件中*残酷的，而这些人，在许多人的内心深处从来不被当作美国梦的参与者。他们是文明社会不再信任的一群人，连他们自己也不再相信自己。但是“无名基金”却找到一条路帮助他们重组生活碎片，踏上崭新的﹑有意义的﹑有尊严的人生旅程。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在那么多人失败的地方，“无名基金”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我需要走进纽约，亲自找到答案。 以前的校舍如今成为“无名基金”哈莱姆机会中心，穿过一道道前校舍的大门就像走进一片希望的绿洲，外面是纽约治安*差﹑前景*暗淡的街区之一，里边启迪和鼓舞的迹象却随处可见。 进入大门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写着“工作，看得见的爱”的牌子，在对原无家可归人员进行餐厅工作培训的自助餐厅里，马丁·路德·金博士的话尤为醒目：“一切人类的劳动都是有尊严、有价值的，应予以勤勉、称赞。”从纳泽尔的办公室到洗碗区处处体现着这一种精神。 乔治和哈里特接手这所老学校以后就着手整修危房，他们修建了一座木质结构的图书馆、一间教室、一个带有大屏幕电视的娱乐室、一座可以俯瞰哈林河的美丽庭院，这些装饰违背了高层领导的一些建议，“市府官员们说，‘你不用把这里整修得太漂亮，因为他们会不想离开。”乔治面带苦笑地告诉我，“当然这是一个从未与 9 个人共住一室的人说的。”当然乔治还是坚持安装了这些设备，它们具体体现了 “无名基金”的核心原则：对每个到这里来的人进行认真的﹑真正的投入。 我曾经来过“无名基金”，因为乔治和哈里特曾邀请我为学员做过一次讲座，讲座内容是谈论一下我的关于幸福生活因素的*新研究，但是与这些蓝衣学员交谈的 5 分钟让我有把笔记扔掉的想法，他们不需要戴着时髦眼镜的瘦小智库总裁做什么博士讲座，我需要从他们那里学到一些东西。 听得越多，我就越觉得听的人不应该就我一个，整个美国都需要听一听，这些原则和做法是关于这个**如何修复其解决贫困的破碎方法的，正如*后一章清楚阐述的那样，我们的社会——通过传统的福利政策——所有人都情愿忽略自己的邻居，将他们视为负担，以*低的代价来进行管理。我们应该抛除这种想法，并宣告所有人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无名基金”里的人，不论男女，都了解这种想法，因为他们都曾亲身经历过。关于保守的心这方面他们所教给我们的比任何一项**研究都要多。 我向我的新朋友作出承诺，一定将他们教给我的分享出去。“无名基金”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主要经验有四条。当一个**让穷人越来越穷的时候，这些经验，我相信，一定能激励保守的心找到帮助他们的新途径。 经验 1？ 人民是资产，而不是债务 当你从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身边走过时，你会看到什么？ 乔治和哈里特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他们没有把流浪者当成累赘，而是以乐观的企业家心态把他们看作未充分利用的财富。 在商业世界，你是如何处理债务的？首先你会尽量消除它，如果消除不了，就会控制它，尽量减少它所导致的问题以及带来的成本负担。这也正是许多城市处理流浪者问题的方式。虽然流浪者中大多数是怀有善意的，但是有缺陷的系统却把他们塞进了充满着大量**和害虫、希望渺茫的避难所。他们中大多数人能够生存下来，然而很少有蓬勃发展的机会。 可是乔治和哈里特在看到睡在公园里的流浪者时，他们看到了宝贵的人力资源，看到了创新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所说的“死资本”——一种含有很深的内在价值，需要激活的蛰伏资产。 这**不是认为人天生就是造钱机器的物质至上的观点，把人看作社会的资产意味着他们能够创造你所希望的价值——这是以神的形象来创造的价值。 因为了解这个，乔治和哈里特成了社会企业家，他们的目标就是使所有的人力资本恢复生机，完成这一目标的方式便是提醒每一个人都拥有工作能力、服务他人的能力、成为社区创造性一分子的能力。简而言之，他们看到了这一现行制度忽略的价值并找到一个方法来激活它。 这一项目面临着重重困难，这就是这些流浪者被大多数人放弃乃至自暴自弃的原由。“无名基金”70% 的参与者都曾犯过罪，大多数曾吸毒成瘾或酗酒。 研究清晰地表明，总体来说，拥有这些特征的人会表现很差，据美国***统计，每年从州及联邦监狱释放的 700 000 人中，2/3 的州监狱犯人和 40% 的联邦监狱犯人会重新入狱或在三年内被撤销刑期监外执行，5 10 个前囚犯中有 6 个在获释一年后仍然处于失业状态。 “无名基金”的毕业生推翻了这些统计数据，在转入全职工作 6个月后，70%“准备、意愿和能力”项目的毕业生留在了新的岗位上。一项通过刑事司法服务纽约州司委托，由哈佛大学的布鲁斯·韦斯顿进行的评估表明，“无名基金”毕业生在完成学业后三年内犯重罪的 可能性比那些释放后直接进入救助系统的人要低 60%。 这些令人称奇的数据来源于一个简单的原则，乔治、哈里特和他们的同事在遇到的每个人身上都看到了追求真正幸福的潜力。他们在吸毒者和贩毒者身上看到了这种潜力，在罪犯和囚犯身上看到了这种潜力，在无家可归者和无望者身上看到了这种潜力，他们的工作就是激励这些人通过来自诚实艰苦工作所得到的成功去追求这种幸福。 当这些人走进“无名基金”哈莱姆机会中心的大门时，他们中的很多人**次被当作珍贵的资产来对待，当你用尊严和尊重对待他们时，一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他们通过赚取这种信任作为回应。 经济学只是这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数据**值得一看，从创建以来，“无名基金”的社会企业已经创造了 75 亿多美元的收入，就因为这对夫妇把他们看作是可以授权的资产，而不是需要管理的债务，这些无家可归的人让接近 100 亿美元的“死资本”起死回生，大约 1/3的收入直接进入了蓝领人的腰包——*确切地说，进入了那些全新的储蓄账户。这是他们用来重建独立的﹑自给自足生活的资本。通过帮助这些无家可归者成为生产者，“无名基金”估计在社会投入方面为 纽约省下了 300 亿美元。 想象一下如果这些成果扩大到整个美国，将会意味着什么。在这篇文章中，美国劳动力参与率——参与工作或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口比例——为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低。 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干脆放弃找工作的尝试，已经**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而且 2014 年 6 月大约750 万美国人被困在他们不想做的兼职工作上，因为他们找不到全职工作，而在 2007 年，还个数据仅仅是 440 万。 我们可以探讨谁该为这场悲剧负责，但还是先暂放一边吧。取而代之，想一想我们手头所有激动人心的机会，如果 2.2 万个无家可归的人通过工作创造 7.5 亿美元的收入，并同时找到生活的目标，想象一下这个**将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1.作者**。作者是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院（AEI）的院长、美国**经济学家。 2.名人**。《乔布斯传》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美国**律师迈克·李、《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埃里克·梅塔克萨斯联合**。 3.切合时政热点。本书是一份促进经济发展、努力消除贫困、倡导传统价值、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改革方案，对中国“精准扶贫”的伟大实践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