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曰（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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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晋国(首府新田【山西曲沃】)，长期以来都在魏、赵、韩三 大家族控制之下，国君不过徒拥虚名。但形式上，晋国仍是一个完整的独立 封国，魏、赵、韩不过三大豪门。公元前403年，周王国(首都洛阳【河南 洛阳东白马寺东】)国王(三十八任威烈王)姬午，下令擢升三大家族族 长，瓜分晋国领土，分别建立封国，成为国君。晋国在被瓜分后，只剩下一 小片国土。司马光认为这是历史上一件大事，所著《资治通鉴》就从这一年 开始；又写出长长的一篇评论，指出姬午破坏礼教，不能正名，导致圣贤后 裔当国君的封国，全部消灭；人民受到涂炭，几乎死绝。 司马光从没有一本专书或一篇专文，完整地表达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立 场，却在《资治通鉴》“臣光日”评语里，陆陆续续、零零星星地透露无遗 (这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称“臣光”)。当十一世纪宋王朝宰相王安石先生 推行政治改革，以图拯救正奔向死亡之谷的帝国之时，司一巧光率领传统保 守 的知识分子群，坚决抵制。结果改革失败，腐烂加速，半个中国，丧失在北 方新崛起的金帝国之手。 在“臣光日”中，可以充分看出司马光的意识形态，他有一种崇古的狂 热，和一种维持现状的固执。他关心的是官僚群和大地主群的利益，远超过 关心人民的利益。我们了解他的基本立场后，才能了解他苦口婆心全力以赴 的目的何在。 司马光最服膺的是孔丘的正名主义，现代人对正名的认知是：“是什么 就是什么。”当选总统还没有就职，是“总统当选人”；就职之后，则是 “总统”；下台摆地摊，则是“小贩”。而孔丘的正名认知，却恰恰相反： “是什么偏不是什么。”具体地说：“曾经是什么，就永远是什么。”楚王 国 早就是一个王国，身为首领的酋长早就是自称和被称国王，可是《春秋》却 咬定牙关，硬称楚国王是“楚子”，你不是说你是国王么，我偏偏称你五百 年前周国王初封你时的那个官位——“子爵”，因为你本来就是“子爵”！ 这种胶柱鼓瑟式讲礼教、定名分的正名主义，在当时不过是为了对抗动乱的 一种手段，然而，发展下来却成为一种政治意淫，不切实际，而且把自己陷 入一个被嘲笑的困局。 公元前478年，齐国国君(三十任平公)姜骜先生，跟鲁国国君(二十 八任哀公)姬蒋先生，在蒙邑(山东蒙阴)举行高阶层会议，二人见面时， 姜骜向姬蒋叩头(八世纪之前，中国人席地而坐——正确地说，是坐在自己 的小腿上，所谓叩头，只是深深地把头俯下。这跟八世纪后必须屈辱地先行 双膝跪地的叩头不同)，这是所有礼节中最尊敬的一种。可是，鲁国国君姬 蒋，却双手一拱，只作了一个揖。这情形跟现代社会交际场合，你先伸手， 对方却不伸手，只微微地点一下头一样。姜骜跟他的随从大臣，都怒不可 遏。鲁国宰相引经据典地说：“依照礼教的规定，国君见国君，不过作揖， 国君只有见国王时才叩头，你们怎么连这都不懂？”齐国确实不懂，不过不 久就懂了。四年后的公元前474年，两国国君在顾邑(山东鄄城)再度会 盟，齐国早就准备妥当，届时一声令下，跳出几个壮士，抓住姬蒋，强迫他 向姜骜叩头。这时礼教派不上用场，姬蒋只好叩头。齐国为这件事，还编了 一首诗歌：“鲁国人冥顽不灵／多少年都不清醒／使我们难以为情／他们死 守着 儒书／引起无谓的纷争。” 公元前五世纪二十年代就成为笑柄的这种礼教，司马光不但用来评论同 为公元前五世纪九十年代的三家分晋，还在该笑柄发生后一千五百年的十一 世纪，拿到桌面上膜拜。 司马光是一位正统的儒家学派学者，竭力反对古代所没有的任何东西和 任何改革现状的措施。他跟宋王朝六任帝(神宗)赵顼先生之间，有一段生 动的对话，充分表露出这种思想。赵顼曾经问他：“西汉王朝，如果一直守 着它第一任宰相萧何制定的法律规章，不加改变，你以为可以吗？”司马光 回答说：“当然可以，岂止守着西汉王朝可以，即令夏、商、周王朝所制定 的法律规章，一直用到今天(十一世纪)的话，也都十分适当。刘彻(七 任武帝)改变祖宗的法，盗匪遂遍中国。刘爽(十一任元帝)改变父亲的 法，西汉王朝因之衰弱。所以，祖宗所制定的法律规章，绝对不可有任何 改变。” 司马光的政治思想是一项狂热偏执的时代反动，跟鲁国国君(二十八任 哀公)姬蒋先生一样，只能把事情搞得更糟。赵、魏、韩三大家族，瓜分晋 国，司马光断定，如果周国王不加封爵，他们如果自称为封国国君，那就是 叛逆，遇到像姜小白(齐国十六任国君桓公)或姬重耳(晋国二十四任国 君文公)这样的人，就会兴兵讨伐。然而事实俱在，楚王国首领早就自称和 被称国王，并没有人封他，那可是最早的和最典型的叛逆，而且跟姜小白、 姬重耳同一个时代，撞了个正着，姜、姬二人岂敢给楚王一记耳光？对称 “国王”的叛逆，都干瞪眼，怎么能预卜对不过称“国君”的叛逆，就动手 把他干掉？封国林立下的国君们，他们自己互相攻杀，大吃小、强吃弱，从 没有人因为谁是国王加封过的“圣贤的后裔”而饶了对方的。怎么偏偏赵、 魏、韩会由于是国王加封的而没人敢碰？而且恰恰相反，碰他们的人可多的 是，就在加封后的第二年(公元前401年)，秦国就攻击魏国。 司马光还犯了举证的错误。周王国所以残存，不是因为他们国王遵守名 分——仅只遵守名分，便可保持政权不坠，天下没有这回事。而是它太弱太 小，不构成力量，而又有残余的利用价值。卫国比周王国生存更久，难道卫 国比周王国更为美妙？至于子启先生之宁愿国亡也不愿当君王，不知道是听 谁说的。史实是：子受辛先生以嫡子身份继承帝位时，根本没有人拥护庶子 子启夺权！不是他不敢，而是他不能。犹如柏杨先生，不是我不敢当美国总 统，而是我不能当美国总统。吴季札是另一种情势，他如果当了国王，才是 遵守礼教；拒绝当国王，反而破坏礼教，因为老爹下令兄终弟及，哥哥们都 严格遵守，只有吴季札公然背叛“君”“父”，以致引起流血政变。 司马光这位儒家学派大师，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中，没有民主观念，更没 有人权观念，只有强烈的维护既得利益阶层的奴性。他要求的是，平民必须 安于被统治的现状。等级不可改变，名分不可改变；君王永远是君王，平民 永远是平民，夹在当中的司马光所属的以做官为唯一职业的知识分子——士 大夫阶层，永远是士大夫。赵、魏、韩三大家族瓜分晋国，是一项可能促使 平民惊醒的巨响，拆穿了礼教的，和等级、名分不可改变的神话。因为礼 教、等级、名分，全部来自官位和权力。姬发先生如果不使朝歌(河南淇 县)“血流漂杵”，他和他爹姬昌先生，哪里来的礼教？哪里来的尊严等级 ？ 哪里来的高贵名分？当平民觉醒，了解礼教只是保护既得利益阶层的铁丝 网，尊严的等级、高贵的名分，自己同样可以争取到手时，士大夫才发生真 正的恐慌。司马光看出平民借着三家分晋这件事的启示，可能培养出独立思 考能力，不禁又气又惧，遂在“臣光日”中，要求皇帝重建统治者和既得利 益者永恒的权威。不过，连司马光自己，也不能坚守他的立场，《资治通鉴 》 中，对叛逆的楚王国头目，只好仍称“楚王”，不敢称“楚子”。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