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万物的歌唱：《诗经·国风》讲读

作者简介

李宪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曾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刘泽华先生，研究领域为先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于古典诗词与现代诗歌皆有所造诣，代表作有《先秦儒家的专制主义精神：对话新儒家》、《大一统的迷境：中国传统天下观研究》、《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译）等。散文《我们应如何面对世界中的无助和忧伤——〈诗经〉的魅力及其人生启迪》获第三届“伯鸿书香奖”。

内容简介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世界中的无助和忧伤？——诗经的魅力及其人生启迪 一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价值多元的时代，对民族经典的回溯不仅是文化乡愁的表达，也是重建人类新型文明之基础的需要。因此，《诗经》这出自泥土、发于情性的先民的歌唱，这从民族传统的基岩缝隙中汩汩流出的清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喜爱。 《诗经》的魅力到底从哪里来？孔子称：“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似乎认为《诗经》表达了最纯正、最合乎道德规范的人类情感。孔夫子的这一论断使后来的道学家们非常困惑，因为在他们看来，《诗经》到处可见男女淫奔和怨天尤人之词，根本谈不上纯洁无瑕。汉以后的儒生遵循孔子的诗教取向，把《诗经》解读成了惩恶扬善的道德教科书，使它的真滋味被裹在了年深月久的传统文化的酱料里边。现代人或许会为《诗经》特有的纯粹和清爽所感动，但对这种纯粹和清爽的来源少有能说清楚的。很多人只是想当然地认为这些感动来自《诗经》的简单和朴素本身，这种浅尝辄止的态度妨碍了人们对《诗经》的准确理解。 其实《诗经》不仅是一个可供阅读的客观文本，它提供给我们的还有对那个我们和万物所曾共有的世界的感受与体验。作为人跟自然的最原初的关联方式的体现，作为最具中华特色的人类心灵之感受与表达方式的体现，它呈现的诗意可以为我们当下的生存提供一种生动、切身的镜鉴，使我们在为那个早已失落的世界略感怅惘之时，对自己的当下和未来有所思考。要理解《诗经》，不能局限于文字训诂，必须进入诗人所生活的那个世界深处，在人跟自然的深密联系中体会诗人的快乐和忧伤，因为它创作于我们民族寒风料峭而又朝气蓬勃的早春，它的歌唱发于大地深处的生机。 王国维先生曾强调殷周之际社会变革的剧烈及其深远影响，他关注的还只是制度层面，如分封制、嫡长子继承制等。其实“变革”一词还不足以表达这种进步的内涵，因为周朝的兴起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意识和文化传统的生成，意味着一个全新的生活世界的呈现：正在形成中的中华民族从无所不在的鬼神意志的笼罩下蠕动出来，像新生的蝉儿展开翅膀，迎着历史的地平线上刚刚升起的人文精神的晨曦，开始尽情地歌唱——歌唱古老的梦想和期望，歌唱日常生活中的爱恋和忧伤。 因而，《诗经》中的多数篇章，特别是《国风》部分，不是个体的有意识的“文学创作”，而是生命激情的自然流露，是人类整体性生存的深层律动。《毛诗序》在谈到《诗经》创作的缘起时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毛诗注疏》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诗经》所展示的是一个天人一体、万类共鸣的生机世界，人类同禽兽虫鱼一样沉浮在大自然的律动里，他们“舞之蹈之”的欢歌咏叹，同鹿鸣雁叫一起构成一个地方的生态景观与自然气场。“国风”之“风”不同于现代物理学所定义的“流动的空气”，也不仅指地方性的风俗习惯，而是指自然万物所散发出的“有生命的气息”——在《诗经》的世界里，人和万物处在一种相互感发、相互应和的神秘联系中。 这就是为什么“兴”被视为《诗经》最主要的“创作手法”。 《毛诗》把“赋比兴”与“风雅颂”并称“六艺”，在把“兴”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同时也掩盖了它的特殊性本质。此后，历代学者都把“兴”简单地看作由一件事物引发和带起另一件事物的修辞方式，如朱熹称“兴者，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朱熹《诗集传》）。千百年来，人们为辨析“比”与“兴”的区别而费尽周章，还制造出了正兴、反兴、倒兴、双兴之类名目，可谓治丝愈棼，在对文字的斤斤计较中离《诗》的本意愈去愈远。 二 “兴”不是什么“创作手法”，把“兴”看作一种表达情感或处理文字的技巧，是自居为主体的文明人之精神障碍的表征。所谓“兴”，指人在外部自然物触发下所做出的近乎本能的情感反应，这种反应是以源于原始思维律的“类联想”为机制进行的，即用于起兴的“彼物”与所要兴发的“此物”有或隐或显的类属性上的关联。 可以说， “兴”是生命本身在与万物交感中激发的共鸣。“兴”者，起也。人处在万物之中，触物起情，比类兴感，随时随地、近乎条件反射般地产生感应和联想，这就是“兴”之所兴。因为“兴”是人作为一个类属整体与万物交感共振的方式，所以很容易成为共同的感受而为群体所享有。于是，在语言的反复“交往”中，一些常见的“兴象”被打磨成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拥有固定隐喻意的“现成词组”，如“棠棣”“雄狐”等。它们像琴键一样，一旦被拨动就会引起群体的共鸣。若起兴的物象与所表达的情感之间的联系因年深月久的积淀而固化为“套式”，就成为表现某些文化母题的载体，如以鱼水兴婚媾与生育（包括捕鱼、钓鱼、烹鱼、食鱼等隐喻群），以采摘兴婚恋与性征服（包括采集植物、花果等隐喻群），以薪柴兴婚姻关系（包括伐薪、束薪、作伐等隐喻群）等。如果说《诗经》有什么创作手法的话，主要体现在对这些“套式”的灵活运用，如《卫风·竹竿》一上来即用“籊籊竹竿，以钓于淇”引起对昔日情人的思念和姻缘未成的怅惘（钓鱼而无获）；《唐风·绸缪》以“绸缪束薪，三星在天”开篇，渲染了获得美好眷属的庆幸与惊喜。 有时候这种“套式”的运用显得机械而笨拙。在遇到某个情感主题时，《诗经》的作者往往毫不犹豫地把现成的“情景文本框”剪贴过来，如《小雅·采薇》中的起兴句“采薇采薇，薇亦作止”——后面还有“薇亦柔止”“薇亦刚止”——并不是实景叙述，不是在采薇食用之时感物兴怀，而是直接代入这个意象以引起思归的主题（采摘一般象征男子对女子的占有，这里指向占有的对象，即家中的妻子，室家之思通过“采薇”这种与妻子相关的日常劳动体现出来）。该诗前三章以“采薇”引起，第四章却突然换成了“彼尔维何，维常（棠）之华”。现代读者会认为很突兀，对《诗经》的作者而言却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创作手法”：“薇”象征妻子，“棠棣”隐指兄弟 — 簇生的棠棣之花隐喻着兄弟相依的天伦情意的美好。它们都是构成“思归”主题的元素，可以随着内容的展开随时代入抒情的节奏中。 阐明陈隐的《诗经》奥义，讲透纯粹的古人诗情。 《诗经》文本，经过两千多年的辗转流徙，经过春秋以降历代酸文腐儒有意无意的曲解和误读，已然根枯叶烂，面目全非。拯救《诗经》，是每个中华儿女的使命和担当，因为拯救《诗经》就是拯救这个时代深处的诗意，就是拯救那根植于我们内心的、伟大传统的一点灵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