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懂另一半：从沟通差异到弦外之音

作者简介

黛博拉·泰南（Deborah Tannen）是美国著名社会语言学家，目前在乔治城大学任语言学教授，也是该校的6位荣誉终身教授之一。她曾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并获得该校“麦格劳杰出讲师”头衔。她出版了12部畅销书。

内容简介

第1章 不同的话语，不同的世界 许多年前，我的第一任丈夫曾对我吼道：“我不允许你跟我吵，因为你是女人，我是男人。”这令我感到很沮丧，因为我知道他的这种说法很不公平，但我也确实能理解事情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我认为这种不公平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从小生长在一个很少有人认为男性和女性应当享有平等权利的国家。 我的现任丈夫是我的伙伴和朋友。我们来自相似的背景，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兴趣。与他交谈能给我带来持续不断的愉悦。拥有一个能无话不谈并能理解我的人，这种感觉非常棒。但是，他看待事情的角度也不总和我一样，对待事物的方式也并不总合我的意。我时常不明白他为什么那样说、那样做。 当我开始写作这本书时，我们正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我们的亲友不停地对我们表达着同情，评论说“这样一定挺难受的”，问我们：“你们是如何忍受这一切的？”我乐意接受他们的同情，然后会告诉他们：“我们经常飞去看对方。”有些时候我还会为他们的担心做一些补充：“我觉得最麻烦的事是得不停地打包和拆行李。”可我丈夫的反应就不一样了，他经常会为此恼火。他的回复可能会弱化我们遇到的不便：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们加在一起有四天周末，每年还有很长的假期，暑假就有四个月。还有别的好处：在这些假期中间的日子里，我们可以不受打扰地工作。 有一次，我听到他告诉一位半信半疑的男士，我们很幸运，因为研究表明，居住在一起的夫妻每星期的交谈时间不会超过半小时。他这是在暗示，我们这种情况反而有优势。 我并不反对我丈夫的回应方式—他说的都是事实—我只是感到惊讶。我不明白他的反应为何是这样的。他解释说，在有些人的关切之语中，他嗅到了居高临下的指责，就好像提问者的弦外之音是“你们这不是真正的婚姻，你们对职业的错误选择导致了你们这种不幸的局面。因为我和我妻子避免了你们的这种不幸，所以我同情你们，并沾沾自喜地从一个高度鄙视你们”。我从没有想过那些关切的言语之中可以隐藏着这样一种高人一等的姿态，但在别人指出以后，我还是能感受到的。然而，即使我看出这一点，我仍然倾向于认为我丈夫的反应有一丝奇怪，是一种个人的怪癖。他似乎常常将他人看作敌手，而在同样的时候，我却并不会这样认为。 在完成为写作这本书而做的研究之后，现在我知道了，我的丈夫只是在用很多男性习惯的方式与这个世界相处：作为一个身处具有等级性的社会秩序中的个体，他要么胜人一筹，要么低人一等。在这个世界中，对话等同于谈判，我们试图在这些谈判中尽己所能地达到或保持上风，保护自己不被他人压制和摆布。所以，生命是一场竞赛，一场保护自己的独立性、避免失败的争斗。 另一方面，我对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则与许多女性一样：作为一个人际关系网中的个体，我们把对话看作一种协商，目的是为了获得亲近的关系，在商谈中试图寻找和给予肯定及支持，并达成一致。她们努力保证自己不被他人疏远。所以，生活意味着进入一个社群，代表了一场为保护亲密关系和避免孤立的努力。虽然这个世界里同样存在等级，但这些等级更大程度上是由友情决定的，而较少与权力及成就相关。 女性也关心地位等级的获得，也希望避免失败，但这些不是她们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的目标，并且，她们也倾向于借人际关系之名追求这些目标。男性也想获得人际关系中的参与感，也希望避免孤立，但他们不会在这些目标上集中精力，并且，他们倾向于借敌对关系之名追求它们。 在我以这种视角讨论我们之间的差异时，我的丈夫为我指出了被我遗漏的一点区别：只有当他从表达关心的男性身上嗅到了等级比较的意味，他才会用我刚才描述的那种方式给予回应。有些时候，我也会反感别人对我们的异地婚姻表达同情。记得有一次，我感到自己被一个男士的态度冒犯了，他问“你们如何维系这种远距离的婚姻”时的目光看起来很不正经。还有令我感到恼怒的一次是，在一场戏剧的休息时间，一位仅仅是听说过我的女士来跟我们搭话，询问我丈夫在哪里工作。她从中发现了我们的异地情况，在此后的交谈中一直打探着关于这件事的种种细节。 在这些事例中，我并没有感到被贬低；我感到被侵犯。如果说我丈夫是被他看到的自诩高人一等的态度冒犯的，那我就是被某些人自来熟的同情态度冒犯的。 亲密关系与独立性 亲密关系在一个由人际关系构成的世界里十分重要。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为构建复杂的友情关系网进行协商，最小化差异，努力达成共识，并避免表现出优越性，因为优越性会凸显差异的存在。在一个会区分地位等级的世界里，独立性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树立地位等级的一条主要途径就是告诉别人该做什么，而接受命令则是地位低下的标志之一。虽然所有人既需要亲密关系也需要独立性，但总体倾向是，女性更关注前者，男性更关注后者。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生命轨迹似乎分道扬镳了。 这些差异会让男女对相同的处境产生不同的看法，琳达和乔什这对夫妻的案例就是这种情况。有一次，乔什的高中旧友在他工作时打来电话，告诉他自己下个月会来他们的城市出差，乔什就邀请他来度个周末。那晚他告诉琳达，他的老朋友会来他们家住两天，他们还会在第一天晚上一起出去，像过去那样好好聊一晚。琳达对此很生气。她在那天之前要出差一周，而她回来的第一个晚上，乔什就要和老朋友外出。但最令她失望的是，乔什是在确定计划后才告诉她的，他没能在发出邀请之前和她商量一下。 琳达做周末或晚间计划前一向会问问乔什。她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不能给予她同样的尊重与体贴。然而，当她提出抗议时，乔什反驳道：“我又不能跟朋友说‘我得征得我老婆的同意’！” 对乔什来说，征询妻子的意见意味着请求许可，也就暗示着他不是独立的，没有独立行动的自由。这会让他感觉自己像个孩子，或是个失败的受压迫者。对琳达来说，与丈夫商议的行为跟请求许可没有任何关系。她认为夫妻就应当讨论彼此的计划，因为他们的生活密不可分，一个人的行动必然会对另一个人造成影响。琳达不仅不会介意告诉别人“我得问问乔什”，相反，她喜欢这样做。能知道并展现她与另一个人紧紧相连，她的生命与另一个生命密切相关，令她感觉很好。 琳达和乔什看上去淡定，但这件事连同其他很多类似的事给他们内心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因为这些事触及了他们最主要的担忧的核心。琳达感到伤心，是因为她感到两人的关系没能达到她理想中的亲密程度：乔什没有像她关心他那样关心她。而乔什感到伤心，是因为他觉得琳达在试图控制他，限制他的自由。 类似的矛盾也出现在露易丝和豪伊之间，这对夫妻之间的矛盾是关于金钱的。在购买任何超过100 美元的东西时，露易丝一定会和豪伊商量，但豪伊却会不假思索地买下他想要的任何东西，比如一个桌上型锯床或是一台新的机动割草机，并认为他们能够负担这些。露易丝为此感到烦恼，不是因为她不支持豪伊买这些东西，而是因为她觉得豪伊的行为就好像完全当她不存在一样。 许多女性觉得事事咨询伴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做法，但许多男性却会不自觉地在不咨询伴侣的情况下做出决定。这或许折射出了一种对“决策”这一概念的广泛存在的分歧。女性认为决策应当在讨论并达成共识后做出。她们认可讨论，认为讨论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参与和交流的证明。但在很多男性看来，花很长时间去讨论一件在他们看来无足轻重的事令人倍感压迫，如果他们必须先经历讨论才能采取行动，他们会觉得不够自由。当女性试图通过询问“你怎么看”来开启一场自由讨论，男性往往认为她们在要求自己做决定。 交流是一种不断追求平衡的行为，它为了兼顾亲密性和独立性而需要不断调和对立的需求。要想在这个世界生存，我们必须与他人协同行动，但如果想作为自己而不只是大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生活，我们就必须独立行动。从某种程度上说，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我们都会吃饭、睡觉、喝水、大笑和咳嗽，而且在很多时候，我们吃的食物、大笑的对象都是一样的，但在某些方面，每个人又是不同的，而且个体的不同需求和偏好可能会与他人的产生矛盾。拿到同样的一份菜单，我们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而如果甜点是一块蛋糕，有可能一个人分到的比另一个人的大—更大的可能性是，一个人会认为别人的那一块比自己的大，不管事实是否如此。 不对等性 如果亲密说“我们是亲近且相同的”，那么独立就会说“我们是分离且不同的”。很容易看出，亲密和独立这两种特性分别与人际关系和地位等级吻合。人际关系中的关键因素是对等性：我们都是一样的，互相感受到同等的亲密度。地位等级差别的关键因素却是不对等性：我们是不同的，被定位于不同的等级。 这种双重性在表达同情或关切时格外明显，因为这些表达会显得模棱两可。从对等性角度解读，它们证实了平等的两人之间共情，而从不对等的角度解读，它们就是高位者对低位者的施舍。询问一个失业者是否找到了工作，一对夫妻是否成功怀上他们想要的孩子，或是一位教授是否希望得到终身教职都可能意味着—以及被解读为，不论本意为何—一个理解和关心他人的人在巩固人际关系，或是一个条件更好并有自觉的人在居高临下地提醒对方其弱势属性。后面这种理解在许多男性身上都不证自明。例如，汤姆·惠特克，一位带领残疾人队伍参与户外探险的残疾登山者，曾表示：“你不可能对你敬仰的人感到同情。”这一说法在我看来完全不属实。 人际关系的对等性创造了社群：如果两个人正在为一种亲密关系努力，那么他们就在为同样的目标努力。另一方面，地位等级的不对等性导致竞赛产生：两个人不可能都占上风，所以，协商地位等级的举动在源头上就是具有对抗性的。在我早期的工作中，我详细地探索了亲密（我称之为感情投入）和独立的关系，但我忽略了地位等级差别的力量和它所包含的对抗性。然而，在我发现这些情况的存在以后，我发现它们在我身边到处都是。朋友和同事们的一些令人费解的行为，最终都变得可以理解了。 我和丈夫对待同样处境的不同处理方式先前看来令人费解，如今也突然变得可以理解了。例如，有一次在一家爵士酒吧，服务生向我推荐了蟹肉糕，结果味道很差。我犹豫着要不要把这道菜退回去。服务生在经过时问我们食物如何，我说，我真的不太喜欢这道菜。于是她问：“这道菜有什么问题吗？”我丈夫盯着桌子，回答道：“它们尝起来不是很新鲜。”这让服务生火了，她说：“不然呢？这菜就是冷冻的啊！”我仰头直接望向她，告诉她：“我们只是不喜欢这个东西而已。”她说：“好吧，如果你们不喜欢，我可以把它们拿走，然后换点儿别的过来。” 她端走那些蟹肉糕之后，我和丈夫大笑起来，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刚刚不由自主地按我的剧本做出了反应。在我丈夫听来，服务生的问题“这道菜有什么问题吗”是一个他必须应对的挑战。他不喜欢争斗，所以移开了目光，软化一下他眼中这次他必须做出的反击：他本能地觉得，自己必须想出那些蟹肉糕有些什么缺点，以证实我的投诉。（他在为我而战斗。）而我却将服务生的问题看作对信息的寻求。我本能地要找到一种既反映事实又没有指责对方缺点的回答方式。或许因为她是女性，她对我的方式做出了更积极的回应。 当我把这些差异告诉朋友们和不同的人群时，他们也表示，现在他们能理解那些曾经令人费解的行为了。例如，一位女性表示，她终于能明白为什么她的丈夫拒绝与老板讨论升职问题了。 这位丈夫本身很想知道老板的意思，因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他就会跳槽。然而，他并没有去问，却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陷入深深的不安、失眠与焦虑之中。这位妻子找不到可以寻求帮助的对象，最后转向心理学解释求助：她的丈夫一定是缺乏安全感，害怕被拒绝。但是话说回来，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感到不安，而她的丈夫其实是个很自信的人。这位妻子虽然认为自己的不安感程度不会比丈夫低，但她此前却曾毫不犹豫地去找自己的老板，问他是否有意让她从临时工转正。 理解地位等级因素在男性社会关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让一切都变得清晰明了。向老板询问晋升机会凸显了关系中的地位之差，会提醒两位当事人：雇员的未来掌握在老板的手里。相对低的地位让这个男人产生了强烈的不适感。虽然他的妻子也并不喜欢扮演老板面前的请求者的角色，但这件事不会像对他那样，在她脑中拉响警报。 通过类似的观察角度，一位在销售部门工作的女性说，她现在明白了她所在的销售团队主管在被擢升为区域经理后为什么会有那些令人费解的转变。她曾经相信她的主管是一位完美的上司，因为他对权力持有一种健康的淡定态度。作为一名团队主管，他极少对管理层召开的会议表现出关心，鼓励团队成员们独立判断，也热心利用自己的权力为团队成员们减轻制度约束。但是，在成为区域经理之后，这个男人变得令人感到陌生。他制定了超乎所有人想象的大量规章制度，并且坚持下属只能通过书面请求来获得通融。 这个男人之所以表现得不同，是因为现在的他所处的地位不同了。当他受制于管理层的权威时，他会尽己所能地限制那些权力。但是，当他被授予这种管理的权威时，他就会尽一切可能地去扩大它。逃避会议、轻视规章制度的行为不是他不在乎等级差异的证明，而是他对自己身处等级关系中较低位置感到不适的体现。 还有一位女性也表示，她终于明白为什么她那位确信男女平等的未婚夫曾悄悄要求她放低声音。“我的朋友们在楼下，”他说，“我不希望给他们留下你对我颐指气使的印象。” 女性被贴上“唠叨”标签的原因可能来源于两性风格的相互作用—许多女性倾向于去做她们被要求做的事，许多男性则更倾向于抗拒他人，尤其是女性要求他们做的事，只要他们在女性的措辞中感受到了一点儿“要求”的意味。女性更容易重复提出一个没有得到回复的请求，因为她们坚信，只要自己的丈夫明白她是真的希望他这样做，他就会去做她要求的事。但是，男性如果想避免产生听从命令行事的感觉，就会在做女性想要他做的事之前拖延时间，这样他就能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出于自由意志。这个过程完全出自本能，结果却产生了唠叨的现象，因为每次女性重复自己的请求时，男性就会推迟完成它的行动。 ◎你以为你说的话就等于TA听到的吗？每天有多少争执是本可以避免的？有多少真挚的情感表达在对话中流失？ ◎英国神经学家奥利弗·萨克斯倾情推荐，8个月位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第一，被译为31种语言的两性语言学代表作。 ◎他迷路时，为什么宁可自己找也不愿开口问？她诉苦时，为什么比起建议更希望得到安慰？两性不同的社群文化，塑造了不同的“性别方言”。当女性看重的关系性对上男性要求的独立性，常常让一方传达出的不等于另一方接收到的，误解和争执因此发生。 ◎随语言学者深入社会的肌理，探寻沟通的逻辑。于人，明白他/她怎么想，为什么这么说，期待你如何答；于己，发觉性别方言的烙印，有效调整心态，懂别人，更懂自己。 ◎无论你是与异性沟通还是与同性相处，无论你的沟通对象性格如何，本书都能从一个全新角度给你启发，帮你察言观色，知己知彼，提升情商，和睦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