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

作者简介

何兹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魏晋南北朝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秦汉史学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中国唐史学会、中国简牍研究会顾问。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47年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后在霍普金大学培祗国际学院工作。1950年回国，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系)至今。共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出版学术专著十余部。主要研究领域：中国社会史、中国古代经济史、史学理论、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兵制等。《何兹全文集》(六卷)获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

内容简介

东汉统一帝国的垮台和分裂局面的出现，应从黄巾暴动说起。《三国演 义》就是从黄巾暴动讲起的，有眼光，有识见。 黄巾暴动的出现，是东汉政治腐败、官吏贪污、商人兼并的结果，是民 不聊生、走投无路的结果。 在中国历史上，大凡一家取得天下做了皇帝，开始都能君臣上下励精图 治，严惩贪污腐败，懂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尽量轻徭薄赋，减轻人 民负担，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生活下去。但多则百年、几十年，少则十年、 二十年，安居久了，统治者又腐化起来。于是吏治腐败，赋役繁重，人民求 生不得；于是铤而走险，酿成大乱；于是皇帝被打倒，皇朝被推翻。新皇朝 在这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烂摊子上重新建立起来。君臣上下又励精图治 一番；于是社会又安定一个时期。于是又腐败，于是人民又起来，于是皇朝 又被推翻，于是新皇朝又建立起来。循循环环，改朝换代不已。当然，这是 就历史发展的大形势说的，细察起来，在循环中社会也有变化，有发展，有 进步，不是死水一潭。历史循环论是错误的。 东汉自安帝以后，政治腐败逐渐严重。外戚宦官争权夺利。外戚夺得大 权，换一批亲朋子弟做官；宦官夺得大权，又换一批亲朋子弟做官。一批人 上去，一批人下来。上一批、富一批、贵一批。受苦受害的总是人民百姓。 使人民受苦的，政府官吏以外还有商人。战国以来，商业交换经济发展 。商业发达，城市兴起，人民见识增长，智慧文化也随着进步。城市，可以 说是人类文化的源泉。城市生活给人带来思想，带来智慧，带来文化。古往 今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有关农业、畜牧业的知识外，无不从城市兴 起。 但交换经济发达，是好事也带来恶果。城市经济发达的结果，总是商人 得利，农民吃亏。商人越来越富，农民越来越穷。 在商业不发达的农业社会里，王公贵族官吏只是从农民手里征收他们生 产的物品，农民生产什么他们就征收什么。他们得的多些，生活比农民丰足 些，如此而已。商品经济出现和发展后，为了使产品有销路有竞争能力，就 得使产品精益求精，不然便卖不出去。产品卖不出去，商人就要蚀本甚或破 产，吃苦。因此，生产品总是精益求精的。在精美物品刺激引诱下，王公贵 族官吏的欲望大开。他们追求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用好的。司马迁就 说过：“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 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昧，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 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史记·货殖列传》)追逐美好，厌 恶粗野，这是人的欲望，谁也阻挡不住，就是排门挨户去讲节约的道理，谁 也不去听你的。 商人发家致富，靠钱。“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手里钱越多，生意越 做得大，钱越赚得多。通过钱、交换，商人把农民的土地、财产兼并到自己 手里来。王公、官吏发家致富靠权。他们有权在手，一道命令颁布下去，便 能变农民的财产为他们的财产，更不用说横征暴敛非法勒索了。 商人靠钱，官靠权，钱和权谁厉害？这要分两层来看。形式上看，政府 的官厉害。官吏有权有势，对农民可以用命令来横征暴敛，置人于死地。对 商人他们也可以用政治手段没收他们的财产。这样看来，官厉害；但深入一 层考察，政府官吏所以有欲望要钱要财也是商品交换经济的产物。没有商品 生产的刺激，官吏也就会乐于他们的“土”生活了。如此说来，交换经济的 发展又是官要钱的社会基础。 农民失掉土地，在农村没法生活，只有游荡于社会，麇集于城市。从西 汉开始，流民问题就是社会上的大问题。文帝时，晁错已说：“此商人所以 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汉书·食货志上》)元帝时，贡禹说： “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汉书·贡禹传》)贡禹的话，可能有夸大 。但一个大臣向皇帝上疏总不能胡说，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也实在是惊人的 。自东汉建国，流民就一直不断。安帝以后，越来越严重。“黎民流离，困 于道路”，“弃捐旧居，……穷困道路”，“老幼相弃道路”，“人庶流进 ，家户且尽”，“万民饥流”，“民多流亡”，“百姓饥穷，流冗道路”( 《后汉书》和帝以下各帝纪)这一类的话，真是史不绝书。 流亡道路解决不了生活问题。于是大批流亡人口麇集到城市里。在城市 生活，总比农村好混。做些小手工业、小商小贩，都可以糊口。做些泥人、 泥狗、泥车马等小孩玩具卖，也可以活。这样，西汉时期城市里养活了大量 人口。东汉前期的王符说：“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 ，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潜夫论·浮侈篇》， 见《后汉书·王符列传》)据他估计，当时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作或浮 游在城邑里。他说：“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 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 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同上) 照王符的估计，东汉人口百分之九十住在城邑，这大约是夸大了。但贡 禹也说“耕者不能半”。两汉时期，人口住在城邑里的一定很多，大约是没 有问题的。 大量人口挤进城邑里，也有个饱和点，超过一定数量——饱和点，城市 也养活不了。城邑人口仍要走上流亡的道路。这种情况，西汉末年已经出现 。哀帝时，鲍宣上书中曾说到“民流亡，去城郭，盗贼并起”(《汉书·鲍 宣传》)。成帝赐翟方进册说：“间者郡国谷虽颇孰，百姓不足者尚众，前 去城郭，未能尽还。”(《汉书·翟方进传》)西汉如此，东汉更是如此。为 什么把人民流亡说成是“去(离开)城郭”呢？这总说明住在城邑的人口众多 吧！西汉时期，人民穷困离开农村逃亡城市尚可以活。等城市都无法生活， 须要离开城市，就大成问题了。 黄巾起义，就带有极浓厚的流民性质。灵帝时司徒杨赐对他的掾属刘陶 说：“张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 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 其渠帅，可不劳而定。”(《后汉书·杨震列传附杨赐传》)流民归本，就可 以孤弱其势，可见张角的徒众多是流民。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