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限度

作者简介

范昀 宁波镇海人，浙江大学文学博士。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副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2015—2017）。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18世纪美学史与思想史、现当代英美文论与审美思潮等。现已出版专著《追寻真诚：卢梭与审美现代性》《艺术与启蒙：十八世纪欧洲启蒙美学研究》，并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

内容简介

“后批判”浮出水面 2015 年10 月，芝加哥大学英文系教授丽莎·鲁迪克（Lisa Ruddick） 发表了一篇题为《当没有什么是酷的》（“When Nothing is Cool”） 的文章。她在文中描绘了一幅当代英语文学研究的黯淡景象。文学界除了“酷玩”之外，别无追求。她举了一篇在学界广受追捧的文学批评的例子：小说《沉默的羔羊》中的负面形象变态杀人狂比尔，被评论作者塑造成“英雄”。因为在这位批评家看来，比尔通过杀害女性，剥去并穿上女性的皮肤挑战了厌女症所建构的人性从而拒绝了加在我们身上的两性意识，性别的界限就此被打破，“性别正义”得以实现。此文出自当代著名批评家之手，并被列为跨性别批评的典范之作。这种让圈外人吃惊的案例，圈内人恐怕早已司空见惯。当代文学批评不仅隔断了与普通读者的联系，而且变得日益是非不分，善恶不明。鲁迪克援引法国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 的话指出，这种对待人类经验的粗暴态度，体现了一种“批评的野蛮主义”。 鲁迪克教授对当下文学研究的批判，无疑给文学界投下了一枚不小的炸弹。虽说针对当代文学研究的类似批评并不鲜见，但绝大多数的批评来自学界之外或来自保守主义阵营。像鲁迪克这样一位来自“左翼”内部的女性主义者，对圈内之事提出这样严厉的批评，此前并不多见。但近些年来，来自鲁迪克这样的“局 内人”的批评越来越多，由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新文学史》主编芮塔·菲尔斯基（Rita Felski） 编辑的文集《批判与后批判》（Critique and Postcritique, 2017） 的出版，更是体现了西方“左翼”内部集体性地对当前文学研究状况的反思与批评。该文集收录了10多位学者的论文，这些文章在聚焦于当下批评所处的困境之外，也对批评的未来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这也让“后批判”（postcri tique） 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正式浮出水面。 这并非“后批判”第一次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之中，菲尔斯基在其2015 年出版的专著《批判的局限》（The Limits of Critique,2015） 中就提出这一概念。在那部作品中，菲尔斯基对批评的历史与局限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探讨。她特别用大写的“Critique”来指代那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批评实践，指出这种批评理念不再受制于传统批评（criticism） 所设定的对文学作品进行解释与评价的任务，而是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好斗性与反叛性；批评意味着一种对主流价值的抗拒与否定。这种理念主导了当代文学研究数十年之久。从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结构主义到精神分析批评，都共享了一种“症候式的解释”模式。 新一代的青年学者与批评家从这一模式中得到的教诲是：我们需要像对待 病人或罪犯那样对待文学作品，从中发现病情或敌情。为此他们普遍采取了一种冷漠的态度来对待文本，以“深入挖掘”（digging down） 和“置身事外”（standing back） 的方式来探索文本中可能潜藏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同时作为批评的实践者与观察者，菲尔斯基与她的不少同行逐渐意识到，这种模式产生的问题越来越多，并日益趋于僵化。 我们要有勇气去接纳贯穿生命始终的裂缝，因为不管生活多么美好，裂缝总是存在：理性的理想告诉我们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经验却告诉我们现实往往不是理想的样子。长大需要我们面对两者之间的鸿沟——两者都不放弃。 ——苏珊·奈曼 我们身边的所有其他学科都在形塑我们文化中的私人与公共生活，告诉我们如何来想象与反思自身。经济理论通过运用理性来为公共政策提供依据，法学理论通过对基本权利的思考来寻求社会正义，心理学与人类学在描述我们的情感生活、性别经验以及社会交往的形式，道德哲学试图对一些棘手的公共伦理困境作出仲裁，文学理论却在这些争论中保持了太长时间的沉默……在这件事上，沉默是一种投降。 ——玛莎·努斯鲍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