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

作者简介

张培忠，广东饶平人，1965年10月生。现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长期在广东省教育厅、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工作。业余坚持文学创作，迄今已发表文学作品200多万字，出版长篇纪实文学《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海权1662：郑成功收复台湾》《永远在路上：一个农民的一生》等；主编出版10卷《张竞生集》；作品改编为30集电视连续剧《铁血兄弟》在央视首播。百万字报告文学《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总撰稿。5卷本《广东文学通史》总主编。曾获广东省第八届鲁迅文学艺术奖、广东省第九、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等。

内容简介

第六章 京华岁月（下） 一、性学先驱 作为一个追求世界大同的乌托邦主义者，张竞生所关注、研究、传授的，始终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物的最前沿、最激进的新思想、新道德。1923年9月，结合讲授行为论，张竞生在北大课堂首次开讲性学第一课。此举可谓石破天惊，使张竞生在上半年因引发爱情大讨论后，再次成为媒体和学界争论的焦点。 性是什么？被称作“最文明的英国人”的著名性心理学家霭理士说过，就是最高的性研究的权威也轻易不敢下一个定义。然而，就其本质而言，人类的性行为是生理因素和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最早在课堂里讲授性知识的是鲁迅。1909年8月，二十九岁的鲁迅从日本留学归国，经好友许寿裳的介绍进入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他担任优级的生理学和初级的化学教员，亲自编写生理学讲义《人生象敩》，该讲义讲解的是人体解剖生理学的知识，其中本论的第九部分是生殖系统。在课堂上，鲁迅传授了进化论知识，并应学生的要求，破例讲了生殖系统。据夏丏尊在《我的同事鲁迅三两事》一文中回忆：“这事在今日学校里似乎也成问题，何况在三十年以前的前清时代。全校师生们都为之惊讶，他却坦然地去教了。他只对学生们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他曾向我们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大家都佩服他的卓见。…… 别班的学生因为没有听到，纷纷向他来讨油印讲义看，他指着剩余的油印讲义对他们说：‘恐防你们看不懂的，要么，就拿去。’原来他的讲义写得很简，而且故意用着许多古语，用‘也’字表示女阴，用‘了’字表示男阴，用‘糸’字表示精子，诸如此类，在无文字素养未曾听过讲的人看来，好比一部天书了。” 鲁迅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一边讲授性知识，一边在黑板上画出男女生殖器构造，这种图文并茂的教学给学生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而让学生更加刻骨铭心的，是他的科学态度和无畏的勇气。无独有偶，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于1918年5月15日在《新青年》发表译作《贞操论》，从而引发了妇女问题关于经济的解放与性的解放的讨论。从人类精神发展角度来认识、讨论性问题和妇女问题，正是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共同的思路。有英国学者认为，性事与国事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性话语在民国文化和教育中的突显是中国由封闭的专制的社会向现代的民主的社会转型的一种象征。因此，张竞生在北大讲堂讲授性学，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也非偶然的空穴来风，这一壮举，有他打破性禁忌、冲击旧礼教的雄心壮志，也有他重构人生、改造社会的理想追求。 北大的讲坛上，或者说绵延几千年的古老中国的书斋里，第一次响彻张竞生异端的声音：“说及性教育一问题，关乎人生，比什么科学与艺术更大。性与情感有直接关系，而对于理智也有莫大的交连。饮食是生命的起始，性欲是生命的发展。现在许多政治家专心去讨论经济，而世界的教育家竟忘却了这个比经济更重大的性欲问题。我们自然不肯把它放过的，聘请关于性的专家，从生理、心理、社会各方面讨论性教育的道理，举凡关于生殖器的构造、交媾的方法、受孕的理由、避孕的常识以及生殖器病的防范及升级而为文艺的象征各问题，旁及教养婴儿的方法，编成为三本教科书：一为初中用，二为高中用，三为大学的课本。此外又须编些普通易晓的册子，使全社会的人皆对性有相当的知识。” 鲁迅是先行者，但他只是一般地传授性知识。张竞生则走得更远，他撕掉了性的神秘的面纱，试图还性以本来的面目，进而把它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他告诫人们，愚昧才会导致罪恶，生殖器是人身最扼要的机关，岂可毫无研究，以致此间变成生番的野地，一任秽芜不理遂至恶毒丛生？在这里，张竞生多少带有诗人的描述与比拟。为了表述得更为直截了当，张竞生引用了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在其巨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的论述：“生殖器官应该是意志的焦点…… 性其实是所有行为动作无形的中心，虽然被蒙上了一层面纱，但它还是四处流露出来。它是战争的起因也是和平的目的；它是严肃的基础也是打趣的目标；它是永不枯竭的智慧源泉，也是一切意向的钥匙，以及一切神秘暗示的旨意。”“性冲动可以被看作是大树的内在活力，个人的生命就像是长在树干上的叶子，一边汲取树干上的养料，一边又积极地为树干提供养料。这就是那种冲动如此强烈，并从人性深处迸发出来的原因。”张竞生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自然十分赞同叔本华的判断。所以，性教育是一种必要的教育，又是极重要的教育，从初中起，应由训育主任庄重地解释给学生听，使他们知道生命的发展，在物质方面则为精液的发泄，在精神方面则为情感的升华。 为把道理讲够讲透，张竞生以水作喻，进一步强调开展性教育的重要性：“性譬如水，你怕人沉溺么？你就告诉他水的道理与教他会游泳，则人们当暑热满身焦躁时才肯入浴，断不会在严冬寒冷投水受病，又断不会自己不识水性，就挽颈引领，闭目伸头，一直去跳水死。故要使青年不至于去跳水寻死，最好就把性教育传给他。我想这个性教育的运动极关紧要，本年想在北大稍为讲演。” 从1923年9月份起，张竞生以专题的形式，开始了性学的系列讲座。这个系列讲座，又以“美的性育”为总主题，展示了张竞生作为一个性学先驱在探索的道路上披荆斩棘的艰辛历程。他知道，他与北大有着特别的缘分，从事性学研究的种子就是当年在京师大学堂读书时种植和扎根的；后来到法国留学，接受卢梭的自然主义，促进了性教育思想的萌芽，濡染了法国猎艳的风俗，确立了两性平等交往与自由发展的意识。当然，张竞生还受到19世纪末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和圣西门的深刻影响。“乌托邦”意为“乌有之乡”，最早出自柏拉图的《理想国》。16世纪初，英国人文主义者莫尔出版了《乌托邦》一书，这是乌托邦思想史上的里程碑。莫尔虚构了一个完善、和谐、没有压迫和剥削的叫作“乌托邦”的理想国，从此，乌托邦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代名词，也成为照耀人类思想的一道闪电。在历史长河上顺流而下，意大利人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法国人维拉斯的《塞瓦兰人的历史》、英国人培根的《新大西岛》和霍布斯的《利维坦》、法国人欧文和傅立叶的著作，乃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无不受到莫尔的影响和启发。所以，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说：“现代社会主义始于《乌托邦》。”张竞生留学法国八年，长期浸淫于乌托邦所展现于未来的“美丽新世界”，对于性学的研究，既有理论资源，更有实践基础。因此，在探讨“美的性育”时，张竞生不仅着眼于知识的传授，还侧重于方法的介绍，并从三个层面加以详尽的论述。 儿童时期。男女儿童在情窦未开之前，天真烂漫，要经常在一起玩耍、游戏，以养成一种兄弟姐妹的亲爱，避免因男女人为地分别太严致使涉入邪僻的心思。要从植物入手，教导儿童一朵花的雌蕊雄蕊的构造与意义，使他们知道这两个雌蕊雄蕊就是男女两性的性器官；花蕊成熟时就有了花粉，就像人到了成年后有精液与卵子的出现一样，这两样花粉合成后就生了果子，仿佛人类新生的胎儿。通过生动的比拟使儿童认识到这些事情是平淡无奇的，并懂得如花蕊无花粉，或花粉未成熟时，就使它们互相接触，则花蕊必将枯萎，花丛大受损害，就像男女结婚太早，会有衰弱病死的危险。在这种直观的教育中，让儿童明白男女是怎么回事；让少年清楚两性关系，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 成年时期。男女情窦初开，正是危险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性教育，指导人最要在使男女知道人类生殖器的构造与生理的关系，及交媾的意义与精神的关系确实在何处。同时要把握好三个关键环节：一是使他们知道生殖器的构造此时尚未完全可以适用，精力尚未满足，身体尚待发展，若纵一时的性欲，势必使生理上留下无穷的后患。二是使他们知道交媾的意义原是一种极普通不神秘的事情，两性爱的快乐，乃在精神上的愉快，不在肉欲的接触。可以通过运动、操练及为社会服务等积极做法，使身体有继续劳苦的运动，则壮年精力有所发泄，自然免为性欲所扰乱。三是将性能量进行升华，于精神上如功课、艺术、科学等的修习与提高，自然能把妄念消灭于无何有之乡。 交媾的意义。男子要等到三十岁，女子约在二十岁左右，才为成熟的交媾时期。愈能迟缓其生殖器的接触，愈能增进男女彼此浪漫的才思，热烈的情怀。但彼此的相识上愈早愈好，男女社交愈多与愈公开愈佳。彼此结合纯为一些高尚的条件：或爱其美德，或慕其品性，或重其智识，或悦其技能。至于肉欲倾向，势利贪恋，父母之命，儿女观念诸端，必视为不是结合的要素了。要时时刻刻去创造，才能得到爱情的保存，这就是“爱的创造”的真义；要时时刻刻去进化，才能不至于失败，这就是“爱的进化”的妙谛。 总括一句，张竞生认为，性育不过是娱乐的一种，美的性育的使命在利用性欲的精力为一切思想上、艺术上及行为上的发展，使性力变为最有出息的功效。由此，提出了“精变”的概念，即一切最宏大的事业皆由一种变相的性力所造成；“精变”的效用甚大，只要一点精力就能生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这就是张竞生苦心孤诣创造的一种“性话语模式”。这种“性话语”新见迭出，其用意是打破一般人对性的神秘感和羞耻感，使男女双方由“肉”的享受达到“灵”的升华境界；从性这种被压抑得最深的问题着手，可以触及人的解放的本质，进而由性的解放达成个人的解放，再上升为民族的解放，因为个人解放乃是国家民族解放的首要条件；而“爱的进化”和“爱的创造”的思想则蕴含着男女平等的因素，在男尊女卑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尤其具有积极意义。应该说，近现代以来，在理论层面上对性禁区发起冲击是在维新变法之后起步的。康有为首先在《大同书》上论证了男女性爱的合理性；谭嗣同则在《仁学》上对性观念有着颠覆性的主张，他呼吁引入西方科学的性知识来教育普罗大众；而第一个著文讨论性教育问题的中国人是商务印书馆出版部主任、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第一个较为系统地阐述性教育的人是上海教育局长潘公展。此外，还有周建人、黄公觉、杨冠雄、陶行知、张伯苓、潘光旦、杨贤江等一大批教育界、心理学界人士先后发表文章，对性教育问题给予关注和讨论。而在实践层面上，除了鲁迅蜻蜓点水地做过尝试之外，真正依托大学开展性教育、进行性文化宣传的，张竞生是做得最早，也最受诟病的一个。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作序 民国“三大文妖”之一 著名作家李敖眼中的“先知” 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皆佩服的美学家、性学家、文学家 惊世骇俗赤子心，最是孤独寻梦人 张竞生的传奇一生，尽在此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