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从青岛到红海

作者简介

高洪雷，山东新泰人，生于1964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民族史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副主席。擅长历史类纪实文学、儿童文学创作，作品被译成十几种文字出版，曾获徐迟报告文学奖、丰子恺散文奖、京东文学奖、桂冠童书奖等奖项。作品有《另一半中国史》《大写西域》《另一种文明》《楼兰啊楼兰》《中华民族的故事》《名人故事》《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中华姓氏的故事》《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

内容简介

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 ——古罗马执政官西塞罗 引子 路，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从来就不是那么具体的。“丝绸之路”无疑是一条路，但它又绝非一条特定的路。从诞生之日起，它就像毛竹一样，被岁月的雨露拔了无数的节。 第一阶段，中国至中亚、印度阶段。1877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书中，首次把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开辟的，连接中国、中亚和印度的古老商路，称为“丝绸之路”。他大概不会想到， 一个随口而出的称谓竟变成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专有名词。这一称谓，不仅表明这条商路上运送的主要货物是丝绸，还让人联想到绸带般在高山、峡谷、大漠、绿洲间蜿蜒律动的神奇曲线。 第二阶段，中国至叙利亚阶段。1910年，德国学者赫尔曼在《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将丝绸之路延展到叙利亚的帕尔米拉。他宣称，考古学家在地中海东岸发现的汉代织锦，是沿着片片绿洲从遥远的中国运来的，这条路也可以称为“绿洲之路”。 第三阶段，亚欧三大干线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学术界不仅将丝绸之路的东、西端各自延长到中国东海岸和欧洲的罗马，而且将贯通亚欧草原的“草原丝路”、从地中海到南中国海的“南海之路”囊括在内。如此一来，丝绸之路就扩展为横贯东西的三大干线。尽管如此，这个阶段的丝绸之路依旧限于旧大陆——亚欧大陆。 第四阶段，海上丝绸之路阶段。1968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东西陶瓷交流史》一书中，根据中国陶瓷的海上运输和贸易分布，首次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其实，从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开始，海上丝路就升级为泛世界性文明通道了。 第五阶段，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阶段。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提出了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016年11月17日，第71届联合国大会在决议中写入了中国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高扬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涵盖全球三分之一的国家，覆盖全球百分之四十的面积，惠及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彰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担当。 历史证明，丝绸之路从来都是由东向西，以中国为起点的。在古代，中国是丝绸之路的主导者，也是受益者，中国与世界的沟通合作，在这条路上徐徐展开。只是如同陆上丝路主干道从蓬莱启程前可以向东北亚持续延展一样，海上丝路也从未有固定的东方起点。有说起点是泉州，有说起点是琅邪（今青岛），有说起点是徐闻与合浦，有说起点是广州。而我，作为山东人，当然会将我的纸上丝路的海洋起点选在青岛，不过，这个选择不只是爱乡情切，更有深厚的历史支撑和现实考量。 第一章 琅邪边，胶州湾——青岛（节选） 它是春秋时期五大古港之一，也是远古海上丝路的一大枢纽。中国最早的远洋航行——徐巿东渡，就是从这里启航的。那时，它叫琅邪港。 一、远古观象台 说起琅邪，读者或许会联想到东晋开国皇帝琅邪王司马睿和王羲之所属的琅邪王氏。 其实，琅邪（今琅琊）本是一座小山。往近了看，它似乎是崂山的余绪；往远了看，它又像是泰沂山脉的末梢。它位于今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西南部，三面环海，唯有西部与陆地相连，海拔183.4米，山顶平缓，状似高台，人称琅邪台。琅邪台周边，是典型的基岩海岸，布满高密度、耐腐蚀的花岗石，离岸不远处水深就达20米，适合大型船只落锚。而且，这里昼夜温差小，气候湿润，适合人类生息。文物不会讲话，但碳-14能让它报出年龄。考古成果证实，此地不仅出土了7000年前北辛文化时期的陶罐、5000年前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骨雕，还发现了4000年前龙山文化时期的青铜器。因此，琅邪堪称中国海洋文明最早的一缕曙光。 西周初年，开国元勋姜太公被封到营丘（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建立异姓诸侯国——齐国。司马迁记载，齐国先民信奉的掌管八方的神：一叫天主，祠天齐（今淄博市临淄区）；二叫地主，祠泰山梁父（今新泰市梁父山）；三叫兵主，祠蚩尤（今河南台前县）；四叫阴主，祠三山（今莱州市参山）；五叫阳主，祠之罘（今烟台芝罘岛）；六叫月主，祠莱山（今烟台莱山）；七叫日主，祠成山（今荣成市成山）；八叫四时主，祠琅邪。司马迁又说：“琅邪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至于八神主的来历，司马迁说得有些模棱两可：“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意思是，八方之神可能自古就有了，有人则说是姜太公创制的。今琅琊台景区介绍，就连琅邪一名，相传也是姜太公所取，意思是美好、漂亮。那时，琅邪山作为四时主的祭祀地，显然具备了观象台的功能，齐国古人在此观测星象和气候，划分出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四时，进而设立了二十四节气。如果说琅邪山是中国二十四节气的起源地，应该不算虚妄之语。 一个能观测星象与气候的地方，当然也是古人出海渔猎的福地。后来，齐国在琅邪台湾（今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南部）建立了琅邪港，它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古港之一。 八、东方密报 1870年7月，一个贴着战争标签的时段。为了争夺欧洲大陆霸主，老牌的法兰西帝国与新兴的普鲁士王国公开翻脸，普法战争爆发。连日来，普鲁士军队高歌猛进，俘获了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进而兵临巴黎城下。频传的捷报，让普鲁士首相奥托·俾斯麦心花怒放。一天，一份文书又摆到他的案头。 这不是一份来自前线的战报，而是一份来自东方的密报，上面说：“欲图远东势力之发达，非占胶州湾不可。” 呈送密报的，并非职业间谍，而是一名普鲁士地质学家，名叫斐迪南·冯·李希霍芬。 他是十年前被派往东方的。当时，英国和法国通过鸦片战争，轰开了大清的国门。美国也通过《下关条约》，逼迫日本打开了门户。随后，西方列强纷纷涌入东亚。普鲁士尽管埋头经营欧洲，但也绝不放过任何洞察世界的机会。大清咸丰十年（1860），普鲁士派出使团前往东方考察，其中就有27岁的李希霍芬。他在中国一共游历了4年，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其中两次进入山东。 同治七年（1868）9月，一个漫天秋碧、大雁南飞的季节，他逆雁阵而行，从上海途经山东前往北京。9月21日到10月29日，他重点考察了胶东半岛的芝罘、登州。本次考察，看似是擦身而过，但地质学家的敏感，使他认定山东是一方宝地，他必须择机再来。 次年3月28日，李希霍芬二进山东，利用一个月时间，考察了沂州府、泰安府、济南府、莱州府以及郯城县、新泰县、蒙阴县、章丘县、博山县、邹县、长山县、临淄县、潍县、昌乐县，最终从烟台离开山东，乘船前往辽东半岛。 考察途中，他脖子上总是用绳子挂着一支铅笔，以便随手以绘画的形式记录见闻。他一一画下路过的山脉和平原，并从地质学角度潜心研究。他重点考察了山东的资源状况，发现“博山的煤矿名气很大，我估计每年能产15万吨煤，对于中国来说这一产量的确已经很高了”。“虽然潍县煤矿名气不如博山大，但我认为更值得关注。这里煤层广阔，储量丰富，目前只有一部分被发现，而且它们当中只有较厚煤层的最上层被开采。据我打听得知，从潍县去平度的道路很平坦，就算不以芝罘为起点，而以金家港为起点建造铁路的话，也将足以把以潍县为中心的山东内部巨大的贸易市场连接起来。从储藏和煤层分布来看，我认为潍县煤矿可以和沂州府的煤矿媲美，而且潍县所处的地理位置更为优越，更适合外国资本投入。” 可以说，是他最早认定了胶州湾的战略地位，勾画了未来的胶济铁路，为日后德国割占山东半岛与胶州湾提供了地理与资源依据。因此，后来从胶州湾开出的第一列火车，被德国人命名为“李希霍芬号”。 他还谈到了对山东人的观感：“我对山东人的印象不错，当然这来自我接触过的不多的山东人，他们比长江流域的人要好。这些人性格大多比较温和，人又聪明能干，当然他们也有缺点，那就是比较听话和羸弱。这大概是长期受到异族统治者的驯化导致的吧。” 按说接到李希霍芬的密报，俾斯麦应该高兴才是，因为他习惯用拳头说话，他曾公开宣称：“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不是由演讲和多数派决议，而是由铁和血决定的。”这也是他被称为“铁血宰相”的原因。但看到这份密报，他刚毅的面孔却泛起几分不屑。一来，他是“大陆政策”的倡导者，一直埋头经营欧洲，不提倡进军前途未卜的海外；二来，尽管普法战争临近尾声，但德意志还是一个以奥地利为永久主席国的补丁般的邦联，而他迫在眉睫的使命，是建立由普鲁士领导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 李希霍芬回国时，德意志帝国已经成立一年了。1890年，德国风云突变，刚刚上台的威廉二世抛弃了坏脾气的老头俾斯麦及其“大陆政策”，推出了“世界政策”，通过了新海军方案，发誓为德国找“一个阳光下的位置”。他叫嚣：“所谓上帝，就是安排我们来支配和统治所有民族的。”此后的德意志帝国，立国之本是军队，成长逻辑是军国主义，国王自称“士兵国王”，一元的、独裁的、军国主义的顶层制度，加上高效率的新式官僚队伍，还有被战争激发出来的民族沙文主义，于是日耳曼战车带着统治世界的梦想火速前进，成了一辆只有油门、没有刹车的跑车，从此踏上了一条撞墙、反思，再撞墙、再反思，然后继续撞墙的歧路。也就是说，这个政府再也不会对任何“东方密报”不屑一顾了。于是，从东方归来的李希霍芬受到了德意志皇帝的嘉奖与赏识，先后出任柏林国际地理学会会长、柏林大学校长，并出版了5卷本著作《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在该书第一卷中，李希霍芬首次把古代连接中国、中亚河中地区以及印度，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有几分随意地称作“丝绸之路”。 为了完善在山东的考察，他专门提交了论文《胶州湾：它的世界地位和预见的意义》和著作《山东和他的门户胶州湾》，并多次向德国皇帝和政府呈送关于开发山东的文书，一再提议夺取胶州湾及其周边铁路修筑权，使华北的棉花、铁和煤等更为方便地为德国所用。他说，这样一来，不但可就此将山东纳入势力范围，而且又拥有了广大中国腹地的资源。李希霍芬不遗余力的鼓吹，终于让威廉二世对这个东方海湾产生了兴趣。 光绪二十二年（1896）8月，德国远东舰队司令蒂尔皮茨奉命调查了胶州湾沿岸及山东半岛的经济状况和军事形势，然后向威廉二世呈送了考察报告。报告中说：“胶州湾是一个重要的商业港口，它是中国从上海直到牛庄之间唯一的天然良港。” 当年11月，中国海关税务司的英籍德国人德璀琳也对德国海军司令克诺尔说，胶州湾极具战略价值，值得德国争取。 在综合各路建议后，威廉二世最终下了决心。 九、吞下胶州湾 要吞下胶州湾，必须首先摆平“北极熊”。因为此前，每当海参崴结冰，俄国太平洋舰队都要开往日本港口过冬。后来，俄国与日本交恶，俄国舰队便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起，强行借泊在胶州湾。 光绪二十三年（1897）8月，威廉二世秘密访问俄国，与沙皇尼古拉二世钻进密室，很快就谈成了一笔交易。内容是，如果德国支持俄国租借辽东半岛的旅大港，俄国就把胶州湾让给德国。 与此同时，德国外交使节也在西方列强间四处活动，试探各国的底线。迫于德国持续膨胀的国力和武力，其他列强对德国的企图听之任之。自顾不暇的大清虽然不同意租借胶州湾，但也意识到德国对胶州湾的觊觎已是司马昭之心，只能小心谨慎地与之周旋，唯恐被找到发难的借口。 岂不知，借口是天底下最易找到的东西。11月1日夜，一场入冬前的秋雨，呜呜咽咽地洒落在山东巨野，衬托着当时的肃杀清冷。因唆使教徒欺压平民，两名德国新教传教士在雨夜中被愤怒的民众杀死，这就是所谓的“巨野教案”。 西方殖民者的一贯做法是，贸易跟着旗帜，旗帜跟着《圣经》。披着真理和博爱外衣的传教士作为殖民帝国的前哨，往往恃强凌弱，欺压百姓，霸占民田。无论他们做得如何过分，都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和中国法庭的审判，因为他们拥有“治外法权”。可一旦传教士受到伤害，他们背后的帝国军队就会紧急出动，猛扑过来。对于西方列强来说，没有什么事件比传教士被谋杀更加有利可图了。德国也不例外，他们一接到报案，就借机发难，命令驻扎在上海的远东舰队挺进胶州湾，以演习为名强行登陆，并限令驻防的清军48小时内撤到女姑口、崂山以外。 大清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与德国驻华公使海靖坐在了谈判桌前。一方步步紧逼，一方节节退让，所谓的“谈判”，不过是走过场而已。但谈判的结果，还是大大出乎德国的预料：“其准备给我们的，竟比我们要求的还要多！” 光绪二十四年（1898）3月6日，《胶澳租界条约》签订。《条约》规定，德国租借胶州湾，租期99年；在租期之内，由德国管辖，中国不得治理；德国可以在租借地建造军事设施；德国有权制定胶州湾水域管辖章程，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往来船只一律交纳费用；在胶州湾沿岸百华里内，德国军队可随时通过，而中国政府在胶州湾沿岸百华里范围内颁布法令、派驻军队，须事先征得德国同意；允许德国在山东境内修建两条铁路，且享有铁路沿线30华里以内地区的开矿权。 由于德国占领了青岛，其他列强心理不平衡，要求大清给予补偿。于是，俄国占领了旅顺，还被准许修建一条贯穿北满的铁路；英国占领了威海卫，以抵消俄国对旅顺的占领；法国占领了安南的一个港口和地区。 第二年，威廉二世下令，将德国租界地的新市区定名为青岛。 十一、青岛港 胶州湾，是一个近似喇叭形的半封闭海湾，东西宽28公里，南北长33公里，湾内北有阳岛、冒岛，西有黄岛、大小赶岛，并有南胶河、大沽河注入，陆域低丘环抱，湾内风平浪静，常年不冻，被青岛人称为母亲湾。因为，胶州湾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鱼儿，养育了成千上万的渔民。如今的青岛港，就处于胶州湾内。 青岛港的前身，是光绪十八年（1892）由大清胶澳总兵章高元组织兴建的海防设施——一座长200米、宽10米的人工码头，史称“铁码头”，它也是青岛地标建筑——栈桥的前身。 德国“租借”胶州湾后，投入巨资对青岛港进行了大规模扩建。除了建有一个造船所、两座军用码头、一座散装码头，还新建了两座民用码头，可以停靠多艘6000吨级的货轮，号称“东亚第一良港”。欧美的棉布、棉纱、煤油、五金、火柴、染料、糖、针、卷烟、绸缎大量倾销到山东，全是价格昂贵的工业品；而通过青岛港出口的中国土货有草帽辫、茧绸、生丝、花生、花生油、牛皮、铁矿石、煤炭、烟叶、小麦十大类，全是价格低廉的原料。这不叫变相掠夺，又叫什么？ 随后，青岛港两次被日本占领，大量的棉花、牛肉、牛皮、牛油、鸡蛋、豆饼、生丝、草帽辫、煤炭被廉价运往日本。接下来，青岛港先后被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控制，萧条和破败成为常态。新中国成立前夕，青岛港的货物吞吐量只有72万吨，且接近九成是内贸货物。 新中国成立后，青岛港经过疏浚航道、修复码头，进入正常运营状态。十年后，货物吞吐量达到500万吨。尤其是邓小平所倡导的改革开放，为青岛港插上了翱翔的翅膀。1978年货物吞吐量为2000万吨，1995年实现5000万吨，2001年突破1亿吨。当历史跨入21世纪，青岛港也搭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2022年，青岛港货物吞吐量为6.3亿吨，列世界第4位；集装箱吞吐量为2567万标准箱，列世界第5位；航线密度位居中国北方第一位，进口原油吞吐量居中国港口第一位，进口铁矿石吞吐量居世界港口第一位。 更大的变化，来自高层决策。2019年8月，山东借鉴浙江港口一体化、协同化、集群化发展的模式，宣布组建山东港口集团，总部位于青岛港。整合后的山东港口集团，包括青岛港集团、日照港集团、烟台港集团、渤海湾港口集团四大集团，拥有21个港区、330个生产性泊位、300多条集装箱航线，2022年货物吞吐量超过16亿吨，跃升为世界上吞吐量最大的港口企业。 因为创作需要，我多次到山东港口集团驻地青岛港考察。在这里，我的总体感觉是，青岛文化是典型的海洋文化，具有强烈的重商意识，拥有冒险、进取精神，开放而多元。青岛人既有山东人固有的豪爽与诚信，又有滨海人特有的开放与包容，他们既不保守，也不死板，更不羸弱，只是偶尔表现出一点张扬与自傲。我注意到，在港口升级改造过程中，他们曾经试图引进国外设备、技术和管理模式，但外国同行开出的条件相当苛刻，对技术的封锁特别严密。为此，一个25人的攻关小组，历经三年苦战，从一张白纸起步，破壁突围，化茧成蝶，建成了亚洲第一个全自动集装箱码头和全球首个5G智慧码头，在智慧港口建设领域实现了从跟跑欧美到领跑世界的嬗变。 港口，只是青岛和山东走向新时代的一个标志和窗口。因为港口之间的竞争，其实也是经济腹地的竞争。经济腹地越宽广、越富庶、资本越密集、人文越多元、外贸依存度越高，港口的胃口也就越大，翅膀也就越硬。随着中欧班列的开通和高速公路的延伸，青岛港的腹地绝非只有青岛，而是整个山东，也包括沿黄各省和不再遥远的新疆。 而作为港口第一腹地的青岛，这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国际化城市，正处在城市转型、产业升级、人才集聚的十字路口。 在省内，青岛如何发挥滨海优势，在山东崛起中起到旗舰和桥头堡作用？在环渤海地区，青岛、天津、大连三港并立，青岛该如何差别化发展？在国内，是跟跑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还是赶超同为国际化大都市的苏州、杭州、深圳？在国际上，对岸就是日本、韩国，青岛应该怎样强化自身的战略支撑地位，掌控东北亚贸易与旅游的主导权？ 是应该精准定位了。 青岛，应该是中国的青岛，因为它既是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北海舰队的驻地，还是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青岛，还应该是世界的青岛，因为它直接面对占地球表面三分之一的太平洋。青岛，必须有不进则退的危机感，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勇立潮头的使命感，因为它从来不缺少历史底气，从来不甘心平庸，也从来不甘落后。 而且，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日丽风柔的青岛，有“东方瑞士”之美誉，向来是中国人理想的宜居地。现代文学巨匠老舍在《我的理想家庭》一文中说：“这个家庭顶好是在北平，其次是成都或青岛，至坏也得在苏州。” “一带一路”文化读物 《另一半中国史》《大写西域》作者 徐迟报告文学奖得主 高洪雷 全新力作 跨越亚欧非3大洲，15个港口和海峡， 一部中国人眼中的海上丝路大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