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结构变迁与高质量发展（第7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第1届张培刚发展经济

作者简介

张建华：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张培刚发展研究院院长、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20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首席专家（2006年度、2012年度）。 湖北省经济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发展经济学分会副秘书长。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荆门市人民政府科技顾问；中国国际扶贫基金会咨询专家。

内容简介

精彩文摘1： 改革开放四十年与新结构经济学（节选）林毅夫 (一) 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奇迹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回顾这40年的发展成就，确实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1978年，中国是当时世界上较贫穷的国家之一。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标，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为156美元。大家印象中世界上最贫穷的地方在哪里？应该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被称为“黑非洲”。而1978年的时候，他们的人均GDP是490美元，也就是说，中国1978年的整体发展水平，连世界上最贫穷的非洲国家平均数的1/3都没有达到。当时中国81%的人都生活在农村，以农业为生。84%的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1.25美元，这意味着84%的人口生活在国际通用的贫困线之下。而且当时中国的经济还是一种非常内向型的经济模式，出口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进口占5.6%，两项加起来为9.7%，即90%的国民生产和国际是不能接轨的。在出口产品中，75%是农产品和农产品加工品。 以上这些数字，在座的很多年轻朋友听来，可能不容易有切身的体会，我个人却是一路经历过来的。我1979年从台湾回到大陆，在北京大学读书。当时台湾已经是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比大陆高，北京给我带来了很多生活上的冲击。现在海淀区已经是城市中心区之一，但当时非常偏僻，为了方便，需要买一辆自行车。那时候自行车不是有钱就能买的，还要有票。我记得一辆凤凰牌自行车的价格是200元人民币，可当时北京大学的不少老师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不到70元，需要3个月的工资才能买一辆自行车。那时候开始有电视机，比较流行的是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这种电视机需要多少钱呢？900元人民币。一般老师要花上一年半的工资，才能买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通过这些数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水平。 但就是在这么低的一个起点，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取得了平均每年9.5%的增长率，这样的增长速度任何人都没有想到。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目标是“20年翻两番”，也就是说，平均每年要实现7.2%的增长。事实上包括我自己在内，当时都认为这样一个目标不会达到。因为在发展经济学里有一个自然增长率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任何国家、社会，除非在战争或者是自然灾害破坏以后的恢复期，可能会有一年、两年以7%的速度增长，正常情况不可能以7%或者更高的速度增长。从这个理论来看，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目标好像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人有一种智慧，叫“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所以我内心感觉，小平同志提出这样一个美好目标，无非就是政治上要大家加把劲，实现每年7.2%的增长，如果这个目标没有达到，每年6%的增长率也不错。那时候比较封闭，同学之间也不敢讨论政府的目标有没有可能实现。刚好北京大学来了一位纽约大学的外籍教授，我就私底下问他：“中国现在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是20年翻两番，平均每年要实现7.2%的增长。您是一位老教授，知识非常丰富，又走过很多国家，您认为中国有没有可能在20年里实现平均每年7.2%的增长？”他听了以后，也是一直摇头。 但是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的增长速度不是7.2%，而是9.5%，不是20年，到去年已经是连续39年平均每年9.5%的增长速度。在9.5%和7.2%之间，看起来好像无非就是每年2.3%的增长，但实际上如果用指数积累的话，就是天壤之别。如果按照平均每年7.2%的增长率持续增长39年，中国2017年的经济规模会达到1978年的15倍；但实际上是以平均每年9.5%的速度增长，按照可比价格计算，201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1978年的34.5倍。正是在这样一个高速增长的态势下，2009年，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超过日本，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与此同时，衡量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按照美元计算，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平均年增长速度高达14.5%，2017年的贸易总量是1978年的198倍。2010年，中国出口超过德国，中国变成世界最大出口国，而且出口的产品从1978年制造业产品不到25%发展为现在97%都是制造业产品，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历史上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国家，最早是工业革命以后的英国；19世纪末到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被称为“世界工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工厂”变成了德国、日本；现在“世界工厂”在中国。2013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中国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约为35%，高的时候曾经超过50%，现在低一点也有35%。但在所有大国中，也就是人口超过1亿人的这些国家中，中国的贸易占GDP的比重最高。美国在20%~25%之间，日本还不到20%，而中国现在是35%左右。用这个指标来衡量的话，中国应该是全世界最开放的经济体。 2017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640美元，属于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改革开放40年来，超过7亿人摆脱贫困，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刚才(胡)鞍钢介绍我有幸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这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件非常难得、非常荣幸的事。我是世界银行第九任首席经济学家，如果看前面八任，当之无愧都是大师级经济学家，而且也是在政治上很有经验的美国或者是欧洲的经济学家，其中有得到诺贝尔奖的，有得到克拉克奖的，有当过美国白宫经济顾问会主席的，有后来当美国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校长的，也有当过中央银行行长的，一般都是在学术上非常有地位并且很有政治经验的经济学家，这个位置被认为是经济学家在世界上最高的职位。 我为什么有机会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呢？主要原因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立了很多国际发展机构，比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地区性开发银行如亚洲开发银行、拉美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这些国际发展机构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改变贫困现状。但是现在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减少的7亿多贫困人口刨除掉，世界贫困人口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加。我之所以有机会到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根本原因在于“水涨船高”。正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成绩对世界减贫做出了巨大贡献，使得全世界对中国的减贫经验都非常重视，我才有这个机会去当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所以，把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称之为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一点也不夸张，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这场奇迹的参与者、贡献者，也是这场奇迹的受益者。 (二)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崩溃论此起彼伏 中国改革开放长达40年的发展，回顾起来确实是奇迹。但是对于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我来讲，却是一个很大的谜题。固然40年来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可是隔几年就会有一次“中国经济崩溃论”，不仅国际媒体这么讲，还有不少非常有地位的著名经济学家也都认为中国经济维持不下去了、快崩溃了。然而实际上，中国却是过去40年中唯一一个没有出现过系统金融、经济危机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不仅没有出现过，当其他国家、地区出现危机时，中国还发挥了维持稳定的作用。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东亚经济体原本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得最好的经济体，但是1997年到1998年突然崩溃，当时大家普遍认为东亚经济体崩溃以后，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才能恢复，但是实际上东亚经济体在2000年以后就开始恢复到和危机之前一样的增长速度。当时学界普遍悲观，为什么会判断错误？我想最主要是因为中国发挥了作用，中国人民币没有贬值，成为东亚在发生危机时一个安定的锚，并且在其他国家发生危机的时候，中国经济还维持了8%的增长率，有效拉动了周边经济体的增长。 再有一例就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这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来势汹汹，与1929年纽约股票市场崩盘导致整个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相比，从各种指标来看，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最后像1929年的糟糕状况没有发生，固然与各国吸取了经济大萧条的经验，在2008年底的二十国峰会上，决议共同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维护世界自由贸易有关，不过与中国也有关。在2008年底，我国推出4万亿元的积极财政政策，2009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就开始恢复增长，拉动了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在第二季度开始恢复增长，爆发危机的发达国家则在下半年停止了负增长，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国际上普遍承认这是中国的贡献。 对于研究经济学的人来讲，既然中国的经济是稳定快速发展的，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并且对其他国家、地区做出这么大贡献，为什么隔几年就会出现一次“中国经济崩溃论”呢？并且讲得有鼻子有眼，好像有很多证据证明中国经济肯定要崩溃。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自1978年底开始，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率先实行改革开放，但中国不是唯一的转型中国家。进入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所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都在转型，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要解决的问题和转型的目标与中国一样。实际上不只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整个发展中经济体都在转型。这些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前普遍推行政府主导的经济，通常是危机不断，所以80年代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在从政府主导转型转变为开放型的市场经济国家。 在八九十年代转型期间，当时整个经济学界有一个共识：政府主导的经济或是计划经济存在政府干预、扭曲，政府失灵无处不在，要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话，必须按照当时盛行的“华盛顿共识”，把市场经济应该有的制度安排一步到位地建立起来。因此，第一个条件就是“市场化”，让市场竞争来决定各种价格水平，然后由价格来引导资源配置。这些国家在转型之前，普遍是政府定价，但是如果要让市场能够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价格必须由竞争市场当中的供给和需求决定，并且按照价格来引导资源配置。这是当时的一个普遍看法。这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原则，读过经济学的人对这一点不会有异议。 第二个条件是“私有化”。如果一国经济中的企业普遍是国有的，市场价格就会失去资源配置的功能。因为如果是国有企业，当生产的产品价格提高后，企业并不一定有积极性多生产，因为多赚的钱归国家所有，而不是归企业的厂长、经理所有，也不是归工人所有；同时，如果投入要素价格上涨，国有企业也不会有积极性去节约使用，因为亏本没有关系，政府会给补贴，何必要劳心劳力地去节约呢？所以，当时的看法是，只要企业是国有的，市场的价格信号就会失去资源配置的功能。 第三个条件是“稳定化”。为什么要稳定化？因为在价格大幅涨跌时，价格信号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会降低。如果是涨价，可能引起囤积居奇，大幅降价则可能引起恐慌性抛售。价格要实现配置资源的作用，必须是相对稳定的。怎么样才能让价格稳定呢？就是政府不能有财政赤字，如果政府有财政赤字，最后一定会把赤字货币化，在赤字货币化以后就会出现高通货膨胀，从而导致市场机制也会失去作用。 这些理论可以说是环环相扣、非常严谨而有说服力。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笑话，在经济学界，当你拿一个问题问五位经济学家，他们会给出六种答案，每个人都讲得头头是道，但谁也不能说服其他人，大家都认为自己的答案是正确的。 不过在1992年，当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后来成为美国财政部部长和哈佛大学校长，同时还是克拉克奖的获得者的Lawrence Summers写了一篇文章指出：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何向市场经济转型，整个学术界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必须以“休克疗法”将“华盛顿共识”的市场化、私有化、稳定化同时落实到位，才能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中国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的办法去做，而是推行1978年以来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在转型期，一方面，对老的国有企业，继续给予保护补贴；另一方面，放开一些民营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市场。于是在中国的这种“渐进双轨制”改革中，计划和市场同时发挥作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还有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这样的“渐进双轨制”同时保持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扭曲又放开市场，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而且这样的经济体会比计划经济时期还要糟糕。因为如果政府继续对价格信号和资源配置进行干预，就会产生租金，有租金就会有寻租行为，就会产生腐败，进而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美国哈佛大学的 Shleifer和Vishny以及芝加哥大学的Murphy三位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在世界顶级期刊《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用理论模型证明了中国这种“渐进双轨制”改革是最糟糕的改革方式，甚至比原来的计划经济更糟糕。因为计划经济最多是没有效率，但是当时的工资都是八级工资制，拿的工资都是一样的，没有多少寻租的空间。即使有寻租的话，收钱也没有用，因为买东西必须有票，没有票不能买东西。当时大家的收入水平很平均。因此，计划经济下贪污腐败问题较少，而渐进、双轨可能会导致腐败的普遍化，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化。 果不其然，他们讲的这些问题，在中国转型过程中都出现了。20世纪80年代最流行的职业就是“倒爷”。因为当时既有计划价格、计划物资，又有市场价格、市场物资，于是就有很多人去倒卖计划配置的产品，转手赚取较大的利益差。 由于这些问题在中国双轨转型过程中是实实在在出现的，所以加深了西方对中国政府的转型方式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的印象。但他们也无法否认，从1978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市场的物资不断丰富。如何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呢？当时的看法认为，无非就是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到城市里变成制造业劳动力，出现了效率的提升。因此，只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慢下来，他们就会认为中国经济将要崩溃，因为他们很早就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式不可行，存在许多问题 但是按照“休克疗法”去做的这些国家，又怎么样了呢？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是其他国家所没有实现的，它们普遍出现了经济崩溃、停滞的问题，危机不断，并且经济发展速度比六七十年代还要低，危机爆发频率还要高。不仅如此，我们出现的腐败、收入分配这些问题，其他国家也普遍存在，甚至比我们严重。 在转型过程中，表现好的经济体非常少，其中包括越南、柬埔寨，推行的是类似中国的“渐进双轨制”，“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在中欧与东欧国家中，表现最好的是波兰和斯洛文尼亚，它们也没有完全按照“休克疗法”进行，大型国有企业都没有私有化。在这里，我不是说它们的大型国有企业没有问题，实际上都有问题，就像我国大型国有企业也有很多需要改进的问题一样，但是那些认为大型国有企业有问题就把它私有化的国家一般问题更多；苏联经济崩溃最为严重，下降了40%~50%，其中两个表现好的国家是乌兹别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它们同样是大型国有企业没有私有化，基本上和中国一样实行“老人老办法”，但“新人新办法”和中国比更少一点。 中国这种“渐进双轨制”的转型方式，在当时被认为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但事后来看，表现好的都是采取了这种“最糟糕”的转型方式。而当时认为的最好的转型方式，理论上说得一清二楚，逻辑上环环相扣，令人信服，但是按照那种方式去做的经济体，却普遍崩溃停滞、危机不断，经济表现比转型前更差。 (三) 按照主流理论去做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成功的先例 理论的目的是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我们学习理论，是希望把我们所认识到的世界的问题和现象了解清楚，然后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推动社会进步。我作为一名学者，曾经也很迷茫：我在学生时期努力学习的那些理论，似乎可以把转型中国家的问题讲得很清楚，但是按照那样做的效果都很差。比如说国有企业，我知道有问题，但是当其私有化之后发现问题更多。 不仅在转型问题上是这样，发展问题也是一样。我们知道工业革命以后，世界出现了“大分流”，有一小部分国家变成先进的现代化发达国家，其他绝大多数则变成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普遍沦落为发达国家的殖民地或者是半殖民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开始在自己政府的领导下追求工业化、现代化。为了适应发展中国家的这一需要，现代经济学出现了一个新的分支——发展经济学，主要是想给这些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第一代发展经济学，现在学界把它称为“结构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摆脱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追求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民富、国强：希望老百姓的生活能够和发达国家一样，这叫民富；希望国家实力和发达国家一样，能够平起平坐，这叫国强。 怎样实现民富、国强？从民富方面来看，必须让工人的劳动生产力水平达到和发达国家同等的水平，那么工资收入水平才有可能达到和发达国家一样的水平。如果要让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发达国家一样高，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拥有和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现代化，当时是资本密集的大工业。如果不能拥有这些先进的大工业，就不可能有很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去支撑很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从国强方面来看，必须有很强的国防实力，而国防实力依靠军事工业，当时的军事工业同样也是先进的资本很密集的大工业。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的发展经济学研究都想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非常先进的现代化的资本很密集的大工业。但事实上遇到的挑战是什么呢？众所周知，这些大工业很重要，但就是在市场中不能自发发展起来。当时的认识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市场失灵，靠市场配置资源的这种现代化的大工业很难发展起来。为什么市场会失灵呢？因为这些发展中国家当时都是农业经济国家，继承了很多农业社会的生活习惯、价值体系、生活方式，导致出现储蓄率低、缺乏投资意愿、没有现代化思维等一系列问题，这些“结构性”因素造成发展中国家市场失灵，没有办法积累资本，并把资本配置到现代化的大工业中，所以，第一代发展经济学被称为“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所提出的政策处方是：既然发展中国家市场失灵，无法由市场配置发展大工业，那么自然必须用政府干预、政府主导的方式去发展现代化的大工业。当时推行的政策，后来一般称之为进口替代战略。这些发展中国家，本来是出口农产品或者自然资源产品和进口现代化的制造业产品的，而现在需要自己生产现代化的制造业产品，因此称为进口替代战略。这个理论听起来很有道理，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时，曾经去过很多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许多知识分子仍然接受这种观点，其实现在国内很多知识分子也看不出这个逻辑推论的缺点，不少还是主张中国应该发展先进的大工业，才能赶得上发达国家。但是，在这样一个进口替代战略政策的引导下，这些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的状况是什么？开始几年经济会快速增长，但是把现代化大工业建立起来以后，经济效率便非常低，接着就是经济发展停滞，出现各种危机，不仅没有缩小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而且在扩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追赶成功的非常少，能够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我国台湾地区，另一个是韩国。中国大陆地区可能到2025年左右，会变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的经济体。1960年时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时只有13个经济体达到高收入水平，这13个经济体中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国家，如西班牙、希腊、葡萄牙，它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本身就很小，或者是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就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从这几个少数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来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即它们的发展政策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除了与西欧本来就差距不大的国家或者是石油生产国，这些东亚经济体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到70年代，发展的主要是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小规模制造业，而不是结构主义所主张的大规模、现代化、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当时东亚推行的不是进口替代战略，而是出口导向战略。从结构主义的理论来看，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发展路径，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比较先进，生产力水平比较高，发展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小规模的、生产力水平低的制造业，怎么可能赶得上发达国家？但事实证明，后来真正赶上的只有这几个国家，结构主义的政策被认为是错误的。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想方设法追赶发达国家，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都希望自己能够民富国强。当时盛行的结构主义在“认识世界”上很有力，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为什么劳动生产率水平低呢？因为没有像发达国家一样拥有先进的大工业。那些先进的大工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因为市场失灵，资源没有办法投入相关产业中。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转型时，计划经济效率为什么那么低？因为政府扭曲干预太多，政府有扭曲、有干预，就会有资源配置错误，效率自然会低。新自由主义和其政策处方“华盛顿共识”认为，计划经济之所以发展不好是政府失灵，这个看法很有说服力。但是按照“华盛顿共识”的处方推行的结果却与理论预期不一样。实际上，现在少数几个转型期维持稳定和快速发展的经济体，都采用了渐进的、双轨的这种当时被认为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 文摘2： (四)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上述理论可以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或者是转型中国家的问题讲得一清二楚，可是按照这些理论的处方去做却基本上都失败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在于他们总是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发现发达国家有什么、发展中国家缺什么，就建议发展中国家去拥有发达国家所拥有的，或者是发现发展中国家什么东西做不好、发达国家什么东西能做好，就建议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模式去做。这样的出发点很好，但是，从改造世界的角度来看却失败了。我主张“唯成乃真知”，如果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无法帮助我们改造好世界，就不是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我们就需要自己去认识现象，提出新的能够改造好世界的理论。 当我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时，我主张回到亚当·斯密，但不是回到《国富论》的结论，而是回到亚当·斯密获得《国富论》的结论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国富论》的研究方法，其实就一清二楚地写在《国富论》书名的全称上，也就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是从研究财富的本质，以及17世纪、18世纪时英国财富快速积累的决定因素而得出其结论。因此，当我们研究发展问题时，我也主张要去研究发展的本质是什么？它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而不是去研究发达国家有什么、能做好什么，并以此为标准来看发展中国家缺什么、什么做不好，然后建议发展中国家去拥有发达国家所拥有的，做发达国家能做好的。 发展的本质是什么？是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怎么样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呢？就是现有的产业必须不断实现技术创新，新的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必须不断涌现。任何国家早期时都很贫穷，大多是以农业为生，采用传统技术，因此农业必须逐步采用现代化技术。但仅在农业领域技术创新也不行，农产品的价格弹性低，会出现增产不增收的问题，所以必须有新的附加价值更高的非农产业制造业不断涌现，可以把劳动、土地、资本从农业配置到非农产业，这是一种产业技术结构的不断演变。并且随着现代技术、现代产业的投资规模、生产规模越来越大，风险也越来越大，相应的比如电力设施、道路、港口等硬的基础设施，以及金融等软的制度安排，也必须不断建立、完善起来。进而随着交易的范围越来越广、交易的价值越来越高，还必须有合同，必须有合同的执行，这就要求法律、法制的不断完善。因此，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是这样一个结构变迁的过程，这正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 我主张用现代经济学的方式研究发展问题，研究结构和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按理说应该叫结构经济学，正如如果用现代经济学的方式研究农业就叫农业经济学，研究金融就叫金融经济学，研究结构和结构变迁应该称为结构经济学。为什么叫新结构经济学？因为第一代的发展理论是结构主义，为了与结构主义区分，所以叫新结构经济学。类似的命名方式，在现代经济学中也有先例。20世纪60年代，诺斯开始主张用现代经济学的方式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按理说应该叫制度经济学，但是现在大家都称之为新制度经济学，因为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一个制度学派，为了区分于制度学派，就叫新制度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其实也是为了与第一代的发展经济学即结构主义区分。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是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技术、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等结构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什么因素推动上述结构的不断变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水平非常高，资本密集，技术很先进。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通常是自然资源比较密集的资源产业，或者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传统农业、制造业。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构差异呢？这种结构差异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呢？仔细思考会发现，这是一种内生现象。发达国家为什么一定要发展资本密集的产业？因为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少，资本价格相对低，劳动力价格相对高，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有比较优势的就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反过来看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在政府没有干预之前，看不到资本密集产业，存在的产业基本上不是劳动力密集的农业和小规模制造业，就是自然资源密集的产业，实际上是因为在要素禀赋结构中资本极端短缺，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这是由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决定的。由于要素禀赋在每个时间节点上是一定的，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相对丰富程度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就决定了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哪些产业有比较优势，有比较优势才能形成竞争优势。 发展经济学所要追求的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逐渐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移，或者从资源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移。既然每个时点的产业结构是由那个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那么改变产业结构、改变收入水平的前提是什么？就是要改变要素禀赋结构，怎样从资本极端短缺、劳动力相对丰富或是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变成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或是自然资源相对短缺？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应该增加资本积累。怎么样才能增加资本积累？最好的方式就是按照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去选择产业和技术。因为如果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就可以形成最低的要素生产成本，同时如果有合适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话，交易费用也可以很低，这样比较优势就会变成竞争优势，有了竞争优势以后就可以较大限度地创造利润、创造剩余价值，并且投资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形成较高的回报率，资本积累的意愿会较高，资本增加、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和比较优势升级的速度会更快。 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这是经济学家的语言。企业家不关心比较优势，企业家只关心利润，利润决定于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如果要让企业家自发地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必须有一个制度前提，这个制度前提就是必须有一个竞争性市场。靠市场竞争决定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才会引导企业家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所以市场经济非常重要，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我们研究的是经济的动态变化，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动态变化过程中，首先必须有先行的企业，先行企业的成败都会有外部性，会比追随的企业有更大的风险，因此必须给予激励。同时，先行企业是否成功，取决于经济中是否具备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这些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不是企业家自己能提供的。如果要靠市场来提供，需要很长时间，或是根本不可能。因此，必须有一个有为的政府来克服在经济动态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外部性和完善软硬基础设施。所以，一个发展良好的经济体，实际上需要两个制度前提，一个是竞争的有效市场，一个是克服市场失灵的有为政府。在此我也说明一下，很多人误解新结构经济学只强调政府、不重视市场，其实新结构经济学是先强调市场的重要性，然后指出在动态变化过程中有很多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需要有一个有为的政府，是强调政府和市场的有机结合，既要有市场也要有政府，两者缺一不可。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结构主义为什么失败就很清楚了。结构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认识到产业结构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让一个收入水平很低、资本短缺的农业经济，去发展现代化资本密集的产业是没有比较优势的。如果没有比较优势，在竞争的市场中企业就会亏损，企业就不会有发展的积极性。所以结构主义所认为的市场失灵实际上并不是市场失灵，而是这种产业在市场经济中根本存活不了，结构主义没有认识到产业结构的内生性。东亚经济体为什么成功了呢？因为东亚经济体的发展正好遵循了比较优势的原则。发展早期资本少、劳动力相对多，东亚经济体先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同时东亚经济体的政府都是积极有为的，正好去克服一些前进过程中的市场失灵问题。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品可以出口到国外，所以变成了外向型，同时，按照比较优势，政府又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改善软硬基础设施以降低交易费用，就会有竞争力，有竞争力就会积累资本，改变比较优势，产业结构就会不断升级。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华盛顿共识”会失败，而且失败得如此彻底。对于转型之前的那些扭曲问题，包括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对价格形成的干预以及对大型企业的国有化，这种扭曲都是为了把那些资本密集的、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起来的必要制度安排。“华盛顿共识”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没有看到这些扭曲的内生性，认为这些干预都是外生的，所以可以随意改掉。但是在那些资本密集的现代化产业中，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没有这些保护补贴就活不下去，如果把这种干预扭曲都取消了，企业就会倒闭。这些企业倒闭可不可以接受？倒闭的话会出现大量失业现象，就会给社会和政治带来不稳定，没有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怎么发展经济？而且其中有不少企业和国防安全有关。如果没有资本密集、先进的大型重工业，我们就不可能生产飞机，不可能生产航空母舰，也不可能生产原子弹、火箭。一个深刻的教训案例就是乌克兰，其在20世纪90年代完全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 为了国防安全，资本密集的、和军事工业相关的产业，即使私有化以后也不能让它倒闭，但现实是没有补贴活不了。所以，问题是这些必然给予保护补贴的企业，到底在国有时给的保护补贴多，还是在私有时给的保护补贴多？关于这个问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国际、国内和很多人争论，当时流行的是科尔奈的说法，即国有企业亏损给补贴是因为这些企业是国有的，与政府的关系就像父子关系，儿子亏本父亲必须给钱，所以在其私有化之后，切断父子关系就没有问题了。 当时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作政策性负担，事实上这些产业都有政策性负担。如果所在的产业没有比较优势，而且是国家战略需要的产业，在不给保护补贴就活不了的情况下，到底是在国有时给的保护补贴多，还是在私有时给的保护补贴多？当时我的推论是：国有时给的保护补贴会比私有时给的保护补贴少。 为什么这么推论呢？当国有化时，如果碰到企业亏损，厂长、经理会向国家申请资金补贴，阐明企业生存是国家的需要，国家只能给予保护补贴。不过给了保护补贴以后，多数会出现腐败现象，即大吃大喝，浪费资金，但极少出现较为猖獗的贪污行为。 而当私有化以后，有没有私人老板补贴国家的？没有。私人老板以同样的理由，向国家申请保护补贴，在拿到保护补贴后，放在他们自己的口袋中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就会有更大的寻租积极性。在寻租之时，他们可能会与政府官员勾结，导致更严重的腐败。 20世纪90年代我与很多人争论这个问题，到现在还在争论。很多人说国有企业没有效率，直接民营化就好。我说，如果是在竞争性行业中也许有道理，但是在自然垄断行业或者是没有比较优势或者是与国防安全相关的行业，这种资本密集的产业存在政策性负担，其实私有化以后效率更低。20世纪90年代时与人家争论只是逻辑推论，现在则有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包括世界银行、欧洲开发银行以及东欧国家、苏联的经济学家，都给出了大量实证研究予以证明。我于2015年在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发表过一篇以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反思“华盛顿共识”的文章“Washington Consensus Reform：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可能是近几年引用率较高的文章，其中引用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遗憾的是，国内许多经济学家对实证经验的证据不太在乎，只是看到国有企业没有效率，认为私有化就好。但是实际上私有化以后，给的补贴更多，从而导致腐败现象更严重，收入差距问题更明显。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渐进双轨改革的好处是可以维持稳定并取得快速发展，付出的代价则是为了保护补贴，承担了政策性负担，大型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在转型过程中保留的各种干预和扭曲，以及由此导致的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一个资本极端短缺的国家，没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给予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本已经不再极端短缺，多数大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已经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有了自生能力，保护补贴的性质就变成了“锦上添花”。改革应该与时俱进，把转型期遗留下来的各种干预扭曲消除掉，才能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所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发挥好的作用”，这样才能建立起一个“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共同发挥作用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本汇聚了学者们对于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个人研究，书中的观点对政府部门的政策决策能提供有益的借鉴，也可以为高校教师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在教学和研究方面能够提供多维的视角和丰富的素材。既有新颖的观点思想碰撞，又有严谨规范的学术探讨，是一本具有重要价值的文集。其出版对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不断探索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有效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理论与政策，发现和表彰在发展经济学相关领域拥有扎实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且具有较强科研潜力的中国青年经济学者，促进中国经济学学术进步，推动经济学学科建设，鼓励经济学青年人才的成长，提高中国经济研究水平具有重要借鉴和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