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工作漫谈（魏书生教育文集）

作者简介

魏书生，1950年生，1978年起在中学任教，特级教师。先后担任辽宁省盘锦市实验中学校长、党支部书记，市教委副主任，市教委主任、党组书记；兼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中学学习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全国中语会副理事长等43项社会职务。他始终坚守教学第一线，坚持上语文课，兼做班主任工作，保持平常心，是教书育人的模范。 魏书生在全国各地做报告2000多场，上公开课1000多次，发表文章100多篇，主编、撰写20多本教育专著。 由于成绩卓著，魏书生先后获得“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首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全国十佳师德标兵”、“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班主任”等殊荣，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第十四次、第十五次、第十六次、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被授予纪念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时代人物”称号。

内容简介

第一章 做什么样的班主任 我认为一个人首先要适应环境，享受美好人生。生活不能没有理想，但人类不能以理想主义的目光苛求生活。当代人应该为生活在这千载难逢的太平盛世而满足。少埋怨环境，多改变自我。人应学会自我更新，今天的我应该比昨天的我有新的认识、新的发现、新的能力。只要不断更新，世界在我眼里就总是新的。 多改变自己，少埋怨环境 1978年2月20日，我经过6年的努力，终于实现了自己教书的夙愿。 面对的环境并不尽如人意。两栋平房之间一个低洼的大操场，四周连围墙都没有，这便是盘山县第三中学。 平房内部还没有顶棚。这样，一位教师讲课的声音便会穿过顶部的人字架，到达第二、第三乃至第四个教室，大家就这样互相干扰着上课。那时房顶还没有扣瓦，上课时抬头，透过木板缝可以看到蓝天白云。冬天下雪，有的雪花碰巧可以直接飘到室内来。除了教室，没有一个实验室。 刚到校，领导便分配我做班主任并教两个班的语文课。学生呢？也不尽如人意，初二（6）班还不错，初二（8）班可就难了。56位同学全是男生，是从各个班选出来的学习“后进生”。他们爱玩，怕上课，有几位同学填学生登记表，连父母的名字都写不对。问他，他却埋怨：“都怪我爸的名字太难写！” 面对这样的环境，我埋怨过，灰心过，也等待过，想等待环境好了，自己再好好教，自己再搞改革。 埋怨、灰心、等待的结果，是学生越来越难教，自己的脾气也变得更糟糕。一事当前，不是千方百计想办法战胜困难，而是先指责埋怨一番。用黄金般宝贵的光阴，换来一大堆无用的指责埋怨，这真是人生最悲哀的事情。 想等办学条件标准化了再改革；想等教师地位提高了，自己再安心教学；想等社会上的厌学之风改变了之后，自己再认真教书；想等所有的人都努力工作之后，自己再努力。这样坐等空想的结果，不仅自己没有改变的希望，还可能因为自身的弱点使外界条件更不如意。 我体会到，比较有效、比较实际的做法，是先从改变自己做起。用七分力量去埋怨、指责环境，可能也不见一丝一毫的效果，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助长别人的愚昧和自己的野蛮。但只要省下七分力气中的一分，用来改变自己，就能使自己发生变化。 埋怨环境不好，常常是我们自己不好；埋怨别人太狭隘，常常是我们自己不豁达；埋怨天气太恶劣，常常是我们抵抗力太弱；埋怨学生难教育，常常是我们自己方法少。 人不能要求环境适应自己，只能让自己适应环境。只有先适应环境，才能改变环境。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我面对现实，千方百计改变自己的教育教学方法。不长时间，我任班主任的班级，班风有了明显的变化，那个全是男同学组成的班级的学生和我成了朋友，他们也帮着我搞教学改革，帮我设计公开课，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出人意料地高。 教书不到半年，组织上便要我做教导处副主任，推辞不掉，我只好改变自己教书当班主任的方法，研究边负责1500多名学生的思想教育、边兼班主任教语文课的方法。1986年3月14日，市委组织部任命我做学校的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学校被特殊批准为辽宁省重点中学，并更名为盘锦市实验中学。这几年，在国家教委及省、市主管部门的支持下，学校办学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新建了教学楼、实验楼和办公美育楼三座楼房；不仅有了标准的理、化、生实验室，还有了体、音、美专用教室，设备先进的电子计算机操作室、语音实验室；有了四通打字机、摄像机、复印机等设备。校园内还建了假山、喷泉、植物园……昔日简陋的办学条件已成为历史的回忆。昔日不尽如人意的条件没有了，新的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又出现了：新上了许多设备，这些设备的保管、维修不精心；一些专用教室使用率不高；房子多，设备多，水费、电费、维修费也跟着成倍增长…… 可见，人总要面对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环境，总要从改变自己做起，才能适应环境，进而使环境朝着如人意的方向改变一丝，改变一毫。 多互助，少互斗 1984年11月，我在桂林“漓江之秋语文教学周”上做完大会报告后，赶到杭州，讲了一天怎样当班主任，紧接着，又应上海《语文学习》之邀，在上海向千余位教师汇报自己教语文的观念与方法。当时上海市教育局杭韦局长从头到尾听完了我的报告。 第二天，我又应邀到上海师大，在大会上谈当教师的体会。散会以后，一些学生围住我说：“魏老师，听您一谈，当教师真是又轻松又愉快，我们也盼望快毕业当教师、当班主任，请您给我们写一句最重要的话，来表述怎样才能当好班主任。” 我想了一会儿，便写了这样一句话：“坚信每位学生的心灵深处都有你的助手，你也是每位学生的助手。”我到过祖国各地许多师范院校做报告，从祖国北疆的齐齐哈尔师院、东北师大，到南方的广东教育学院、深圳师专；从西部的新疆大学、陕西师大，到北京师大、首都师大……散会以后，都有很多学生围着我，让我写当教师、当班主任应该记住的最重要的一句话，于是我便把上面这句话，一次又一次地写在大学生们的日记本上。 这是我教书当班主任以来感受最深的一点体会。 这是我教书当班主任的一条最根本的原则。 我坚持这条原则时，工作就顺利，就成功。 我忘记或不自觉地违背这条原则时，工作就受挫折，就失败。 1991年，有人问我：“魏老师，您又当书记，又当校长，还当两个班的班主任，教两个班语文课，除此之外还有29个社会兼职，每年要外出开4个多月的会，在校还要不断接待全国各地的客人，还要处理四面八方寄来的信件，还要写书，写稿件。您靠什么带班教课呢？” 说心里话，如果没有学生的帮助，我早就不能带班教课了。 1987年10月，我去香港考察，未及返校便去参加党的十三大。当时我正任两个毕业班135名学生的班主任，并教这两个班的语文课。我外出期间，学生轮流管理班级，语文课全凭学生自学。20多天后我开会归来，请同学们表决，是否可以占用一节自习，补一补语文课，两班同学全都强烈反对。为什么？他们感觉老师不在家时，自己进入了老师助手的角色，能管理好自己，能学好语文。 1991年，毕业的两班学生人数比上届还多，达到146人。我跟大家谈心说：“老师依靠什么当班主任，依靠什么教语文？就依靠在座的各位助手。在座的146位同学都是我的助手，都是我的副班主任，都是我的语文助理教师。大家都成了老师的助手，那么我直接支付给同学们的时间即使再少些，我们的班级也能管理得井井有条。反过来，同学们倘不是老师的助手而是对手，那就坏了。我这个人很笨，不会和人家作对，不要说146位对手我对付不了，就是一位对手，我都对付不了，我害怕人与人之间对立。” 1.多互助。 其实，师与生之间真能建立起互助关系。 6年多来，我一直要求全校专任教师和兼课的校长主任们，都要和一位学习困难的“后进学生”交朋友，建立互助组。 我跟老师们讲：“咱们不要埋怨学生难教，教师埋怨学生难教，就像医生埋怨患者难治一样，医生埋怨患者得的病太重，就不给治了，那他的医术不会高。医生的医术是在治疗疑难杂症的过程中提高的。教师的教育水平也是在把难教的学生教好的过程中提高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后进学生”帮助了咱们，帮咱提高了教育水平。当然咱们也帮助学生提高了自我教育能力，所以咱们这个组织叫互助组。” 其实，细细想来，人世间好多事都是这种互助关系，帮助别人的同时，你已经得到了帮助。 要做到“坚信每位学生都是自己的助手，自己也是每位学生的助手”不容易。 班主任常常觉得那些班干部、好学生能帮自己做工作，而那些淘气的学生就不是助手甚至是工作的阻碍。这样思考问题，就真的容易把助手逼到对手的位置上。 教师必须坚信，学生不管多么难教育，他们毕竟是青少年，他们的内心深处一定是一个广阔的世界，而世界必然是假恶丑与真善美并存的世界。 十多年来，我在全国各地反复劝说青年班主任，一定要具备挑动学生自己斗自己的本领。当教师挑动学生内心深处真善美与假恶丑开始斗争抗争的时候，教师就在学生的心灵深处找到了自己的助手。凭着这些助手的力量，就能管住学生内心深处的假恶丑。 不管学生多气人、多淘气，当他站在你面前时，你都要坚信他内心深处总会潜藏着你的助手。你要穿透学生那使人生气的表情，看到他那广阔的内心。 教育学生的时候，力争不站在学生的对面，让学生怎样，不让学生怎样，而要力争站在学生心里，站在学生真善美那部分思想的角度，提出：我们需要怎样，我们怎样做能更好。这样，学生会感到你不是在训斥他，而是在帮助他，你真是他的助手。 一旦和学生建立了这种互助关系，就会进入左右逢源的教育境界。 2.少互斗。 1974年初，寒流滚滚，“文革”运动逐渐升级，又推出了一个新的运动，号称“批林批孔”运动。 当时我正在企业，眼见自己的工厂——盘锦地区电机厂被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冲击得千疮百孔，产品、设备、人员在盘锦都是数第一的厂由于忙着搞运动，弄得总摘不掉亏损的帽子。 那时我被确定为厂级领导的接班人，工厂的规章、制度、年计划、年度工作总结、五年规划都出自我之手。我对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深深厌恶，兼之我对孔夫子有好感，便提出“对孔夫子应一分为二”“孔子毕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今天看来，这些话无可非议，但在当年却犯了大忌，我成了对抗运动的典型。从盘锦地委、地区工业局党委到工厂，成立的专门针对我的调查组、专案组的成员就有19人之多，实在是浪费了不少人力。 我写的日记、文章、稿件共60多万字都被局保卫科、政工科搜去，某个“党性高”的领导从中找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革命造反派”“鼓吹唯生产力论”等各种各样的“反动言论”共108条，串联在一起，便大叫：“魏书生有一个完整的反动思想体系，绝不是一般的问题！” 于是我被停职反省，紧接着是大会小会批判。最多的时候，我一天要挨三回批判。那时的批判实际是不讲道理地扣帽子，有的人没文化但很“左”，用谩骂代替扣帽子，什么难听骂什么。记得有一次停电，厂里便点着蜡烛一直批我到深夜，批判者换着班去吃饭了，我一直在那饥寒交迫地坚持着。散会后，身心都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这时，我的小屋子的小气窗被推开，一位老干部悄悄递进一包东西。我接过来，她便走了。我打开一看，原来是几个还有热气的包子。 我挨批判后，下车间劳动。两年以后，“四人帮”就折腾完事了。他们一倒台，我的那些“反动言论”就都不成立了，于是我又当了干部。这时有人问我：“你能饶了他吗？”“谁呀？”“给你挑出108条反动言论的那个官呀！”“不饶怎么办？”“他批你，你现在也该批他，让他难受难受。”我说：“算了，这样批来批去哪一年算完？还耽误了干正事。”“那你怎么想？”“我衷心希望他能成为党的好干部。人家成了党的好干部了，对他的妻子儿女、父母亲朋，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都有好处，咱自己不是也多了一个知己吗？” 这样尽可能地少互斗，使我节省了不少时间。 如果有谁问我：“魏书生，这十多年来，你的工作负担越来越重，为什么你的精神却总显得很轻松？”真心诚意地说，那是因为我没有对手。这些年来，我没有和哪个人作过对，没有整过哪一个人，即使对于有很多缺点的人，我也是能救则救，救不了置之不理，但决不害他，决不逼着他犯更多的错误。 8年前，有人告诉我：“咱们学校的老师对你都挺好，了解你的为人。但有那么一位老师总嫉妒你。”我说：“应该嫉妒我呀，我才教了6年书，就被评为特级教师，确实使人嫉妒。” “嫉妒就嫉妒吧，他还给你造谣，编瞎话，他太对不起你了。” 我说：“要说对不起，是我对不起人家。” “你们以前认识？你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不，以前我们素不相识。”“那你有什么对不起他的？” 我说：“正因为素不相识，人家却肯舍出一部分脑细胞来给咱造谣。倘没有我，人家用这点脑细胞学习工作，干点什么不好，人家冒着降低人格的危险给咱造谣，容易吗？” 当年的批判，起到了帮我认识社会、开阔胸怀、磨炼意志的作用；今天的谣言，当然更能起到激励我前进、促进我努力的作用。人家帮助我进步却浪费了自己的脑细胞，还降低了自己的人格，难道不是我对不起人家吗？ 后来我和这位老师见了面，我满怀歉意，很自然地和人家相处，以至他由过去的造谣说坏话，变成背后经常说我的好话了。 我想，在人世间，人与人尽可能不要斗起来，不要对立起来，这样对双方都有好处。我总想，对正常的人来说，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基本都属于好人，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大家忍一忍、让一让，相互都会变得比昨天开阔，有缺点的人也会受到感动。如果非要对周围的人追究整治，不依不饶地无情斗争，那就容易把好人也逼成阶级敌人。“文革”中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沉痛吗？ 有的做出成绩的青年班主任，很难过地同我谈心：“我们也愿当班主任，愿搞改革。搞班级管理做出了成绩，起初很高兴得到了肯定，受到了褒奖，但紧接着嫉妒来了，闲话来了，谣言也来了。我们真忍受不了这东方式的嫉妒。魏老师您说，我们该怎么办？” 我真不知如何告诉他们该怎么办，我只好讲自己挨批判、遭嫉妒的经历。讲自己尽可能容难容之人，尽可能变对手为助手的观点。我想，在东方式的嫉妒最近几百年不可能根绝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够通过改变自己的观念，求得心理的平衡，以不耽误自己的工作。倘若真的跟低层次的人斗起来，那不仅会耽误自己前进的路程，更可悲的，会降低自己的人格。因为在通常情况下，跟低层次的人争辩，你需用低层次的观念、低层次的动作表情，以及低层次的语言，才显得相称。你愿意这样做吗？ 独木桥上两人相遇，谁也不肯相让，不愿先退回来让对方过去，于是两人在桥中对立着、坚持着，都想当胜者，其实此时，他们已经都是失败者了。首先他们都已成了鼠目寸光、低层次的人；其次，他们都已失去了想要得到的东西——抢先过去的那段时间，并且不知已失去了几倍于那段抢先过去的时间。 节省互斗的时间，是人们应该懂得的生活艺术。 多学习，少批判 1979年，我开始搞班级管理自动化的试验，引导学生增强自我教育能力，引导班干部管理班级。我的好多事务性工作都由班干部去做了，同学们很高兴，班级凝聚力明显增强，纪律好起来了，学习成绩提高也较快。 我大部分时间忙于全校学生的思想教育、纪律管理，班级工作大部分由学生做，尽管效果好，个别专家却来指责：“这符合凯洛夫的‘三中心’吗？这么搞还要老师干什么？” 人家批我，也触发了我那根批判的神经，于是我也批判人家。我说：“凯洛夫是苏联人，没有教育实践经验，写完《教育学》之后才当了一年中学校长，为什么他写的书，过了这么多年，我们中国人还非要奉若神明呢？” 为了使我的批判有理有据，我确实用了不少时间，浪费了不少精力。待到自己批判累了，还耽误了不少正事时，才猛然醒悟：自己“文革”中得的“批判病”又犯了。 “文化大革命”中，《人民日报》曾发表过《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的社论。于是乎一些喜欢批判的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上蹿下跳，四面出击：天地君亲，江河山川，花鸟草虫，古往今来之人，国内国外之事，几乎无所不批。大字报铺天盖地，帽子棍子充斥各个角落，直批得是非颠倒，黑白混淆。 其中一些以批判家自居的人，实际是一群迫害狂、嫉妒狂。自己写不出像样的东西，便拼命批判别人的作品；自己不会搞什么像样的建设，便千方百计对别人建设好的东西进行批判。这倒很像非洲的一种树，永远长不成材，但毒性很大，也不许别人成材，在它周围数尺之内，寸草不能生存。 遗憾的是，不仅仅几个批判家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做人的意义，更有害的是一些本来善于做实事、善于学习的人也被“做批判家”的口号所毒害，沾染上了“凡事批三分”的毛病。 良知提醒我要治疗凡事好批判的病，因为这病的危害很多。 1.滋生吹毛求疵的坏习惯。 据说衡量批判家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就是看敢不敢批大家都认为真善美的东西，敢不敢批大学问家都认为正确合理的东西。倘从浅薄的角度去挑真理的毛病，当然也不是挑不到，只是这样挑的结果，只能养成一种从太阳中寻找黑点的病态心理。 2.变得孤独。 当以批判家的眼光看周围的人时，必然疏远了和周围同志的关系，塑造了一个封闭孤独的自我。个人如此，国家亦如此。“文革”中，我们又是批美帝，又是批苏修，又是批西欧老牌资本主义，于是产生了孤独感。 3.容易学坏。 每天寻找不好的东西进行批判，如果头脑没发昏，批的真是假恶丑的话，那就容易应验一句话：“久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不能设想，满脑子装满了别人缺点错误的人，自己反倒有许多优点长处。 4.失去学习机会。 忙着去寻找别人的缺点，自然无暇顾及别人的长处，自然就失去了学习别人优点的机会。 5.浪费生命。 偶见严肃的批判家在建设中发现问题不得已而批之，但他们首先是建设者。纯粹的批判家，可能本来有才华，只因以批判为职业，除骂人批人外，没留下像样的东西。对别人的害处且不论，这样做岂不是白白浪费了自己的生命。 我对批判的弊端逐渐地加深着认识，便努力医治自己喜欢批判的毛病，不断叮嘱自己要以吸收的眼光面对人生、面对社会、面对宇宙。 还在中学读书时，我便想：任何真理都有一定的时空范畴，如果多走一小步就会成为谬误。那么反过来，是否存在它的逆定理：任何谬误在一个极特殊的时空范畴内会成为真理？我想证明这个逆定理的存在。 我在学习教育理论时，既学孔子、陶行知、凯洛夫这些为学术界肯定的教育家的著作，也看蔡元培、杜威等争议较大的人的一些观点。有道理的吸收，大的方面没道理的，想想它在哪一个特定的条件下可能有些道理。我提出教师要为学生服务的指导思想时，就曾从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观点中受到启发和鼓舞。 与人交往时，从吸收学习的角度出发，益处也很多。对周总理、雷锋、华罗庚，我们理所当然地要吸收学习他们的高尚品质与横溢的才华。对周围普通的同志，也应该想方设法学习他们的长处。即使对那些短处很多、错误很多、大家都瞧不起的人，我也叮嘱自己，少看他的短处，多看他的长处，这样于己于人都有利。我总想，别人有短处，我没看到，自己并不失去什么。别人有长处，自己没学来，就失去了充实自己的机会。再退一步讲，就是对林彪这些错误很多的人，也不要全盘否定。在历史上他们对我们的国家、民族都做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他们个人在认识上、能力上总还有一些值得肯定的方面，把他们坚决、果断、机智等长处吸收来，总比全盘否定更有利些。 用学习吸收的观点看待别人、看待学问、看待事物，会使人变得强大、乐观、胸怀开阔。我喜欢这样想：“不管你有多少缺点，不管别人对你的评价如何，反正我要学习你那些长处，要把它拿来变成我的。” 一位班主任有什么样的观念，常常影响到学生。倘班主任喜欢批判指责，一班学生纷纷效仿，大家互相批判指责起来，一个班级就会分崩离析。班级乱了，谈何管理，谈何学习。 我总引导学生多学习，少批判，大家互学长处，长处越来越多，大家关系越来越融洽，班级就好管理了。 多抢挑重担，少推卸责任 1991年7月17日，我自成都飞抵西藏贡嘎机场。 踏上高原，感觉置身画中，阳光明丽，草翠山青。高原上的山石草木都比平原上的看起来更清晰、明亮，大概是空气稀薄，且又很少有污染的缘故。 刚到，人们都劝我多休息，说是报上登了：“赵本山到西藏演小品要吸氧气，冯巩来说相声，刚下飞机便进了医院。”拉萨市孔繁森副市长对我说：“休息几天再讲吧！这里的空气只及平原的60%多，中央有位领导来视察，一下飞机便进了医院。你讲课时间长，体力消耗大，一定要多休息几天，体力恢复了再讲。” 我说，还有别的会等着，只能休一天，明天就开始讲吧！ “那怎么行，累坏了怎么办？”“累坏了我就不讲了，就休息嘛！” 第二天，在拉萨市政府礼堂，我开始讲课。讲了20分钟还行，30分钟还可以，一小时感觉良好，中间没休息，一直讲到中午。上午感觉挺好，下午又讲了半天。这一天我讲了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 第三天，我讲了一天，讲的是怎样管理班级，怎样做一位好班主任。 第四天，我先给西藏的学生们讲了两节语文课，接着又谈怎样教语文。 第五天，我讲怎样当校长、书记，怎样管理学校，一直站着讲，讲到1点过10分。我说：“各位老师，我明天早上5点钟就要奔飞机场离开西藏。这是我第一次来拉萨，拉萨市容还没看，请允许我到此结束，剩下半天时间游览，行吗？”全场老师都笑了。但大家还不放过我，要照完相再走。于是各个单位轮流合影，到2点15分，我才走下舞台。 下午，参观了大昭寺、小昭寺和市郊的古寺。 晚间回到日光宾馆，一看房间里坐满了人，等着我座谈。谈到半夜12点5分，送走了副市长、教体委主任、教体委副主任等领导和教师。 第二天早晨5点钟，副市长、教体委主任等领导又起来给我送行。孔副市长说：“在拉萨这样的高原地方，连讲3天半课，这么繁重的劳动，西藏当地人也讲不了，你能承受得了，有什么秘诀吗？” 我想了想，回答说：“要说有秘诀，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平时多抢挑重担，少推卸责任；多干活，少闲着。这样，体力就好，适应能力就强。” 我从在农村学校当班主任至今，共当了17年班主任。17年来，我从没请过一天病假，也没花过党和人民一分钱药费。有人问我不得病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原因也在于平时多干活，少闲着。 在老区开会，去宾馆、剧场，有四五里路，我都是步行。有人看见了，问：“魏老师，怎么不骑自行车呀？”“我在锻炼，在占便宜。” 到新区开会，往返20公里，倘时间允许，即使是数九寒冬，我也爱骑自行车去。有的领导遇到了，问：“魏老师，怎么不坐车呀？”我们学校有3台东风大卡车，有面包车，还有伏尔加轿车（去年市领导又把我的伏尔加换成了一台桑塔纳）。见我有车不坐，有人便说：“典型难当呀！魏书生得注意自己的形象，给国家省汽油。”在全市干部大会上做报告时，我讲了自己的观点：“在骑自行车开会这个问题上，我真的一点都没想党和国家的利益。那我为什么骑车不坐车呢？实在是出于自私自利的目的，想占一点小便宜——白捡一次锻炼的机会。20公里路，一边骑，一边锻炼，还增强了体质。” 人就是这样，有动的机会，有锻炼的机会，不能白白丢掉，要紧紧抓住。生命在于运动，多锻炼才有较强的体质 工作也是如此。我多次和青年教师谈心：“每月给你200元工资不变，面前放着两副工作担子，一副100斤，一副200斤，挑哪一副占便宜？”有的青年教师说：“当然挑100斤占便宜。”我问：“为什么？”答案是省了力气。我觉得不少青年人能力差，工作平平，原因恰在这个观念上，工作挑轻的，力气是省了，增长能力的机会也放过了。 人的能力强是工作多逼出来的，铁肩膀是担子重压出来的。有的青年人推卸掉领导让他担任的班主任的担子，自以为是占了便宜，实质是把机会、把能力推出去了，把自己变得无能力。另一部分青年人抢挑重担，抢着当班主任，抢着当比较乱的班级的班主任，他便抢到了一个增长能力、锻炼自己、显示自己才干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他开头的表现不会很出色，但随着实践机会的增加和学习的深入，他定能成长为成熟的班主任，一定会具备驾轻就熟管理班级的能力。而推卸了班主任重担，推卸了乱班班主任重担的人，一定不会有当好班主任的能力，一定不会有当好乱班班主任的能力。 同样，一年又一年上班工作，倘若一个人工作量不足，有充分的剩余时间没法消磨，便只好用闲思，或用忧伤，或用牢骚，或用闲话，或用百无聊赖的心绪，或用自责懊恼的感情，或用玩扑克、打麻将来消耗掉剩余的时间，一年又一年重复着自己低水平的工作。 抢工作干的人呢？如同没有时间叹息的蜜蜂，忙于工作，忙于学习，忙于提高，忙于自我更新。几年过后，便是一个能力强的班主任了。 我们的社会正朝着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少劳不少得、多劳不多得、无能的人不少得、能力强的人不多得的可悲现实正在改变。如今，社会已进入尊重教育，尊重教师的时期，同时也对我们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应该储备能力，增强能力，而增强能力的有效途径便是：多抢挑重担，少推卸责任。即使不是为了明天，仅仅为了使我们今天活得有价值，活得少一点懊悔，多一分自豪，我们也该多抢挑重担，少推卸责任。 《班主任工作漫谈》是魏书生老师的经典著作，畅销30年。 2021年最新版，全面版式调整，增加20多幅珍贵照片。 高效实用的班主任工作指南，教师培训、进修、自身素质提高的首选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