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诗派研究

作者简介

莫砺锋，师从南京大学中文系程千帆教授，是新中国的第一位文学博士。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梅庵书院首任院长。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韵文学会理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陆游研究会会长等职务。代表作有《江西诗派研究》《莫砺锋说唐诗》《漫话东坡》等，发表论文百余篇。

内容简介

第一章江西诗派的产生 一时代背景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了北宋政权，结束了政权割据的长期混乱局面。经过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四朝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封建经济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据《文献通考》卷一一《户口考》二记载，英宗治平三年（1066）全国载入版籍的人口已达二千九百零九万，创造了自唐代安史之乱以来的最高纪录。但与此同时，宋王朝内部的危机也越来越严重。大地主、大商人的土地兼并和重利盘剥，空前庞大的官僚阶层和军队，对辽和西夏的巨额岁币等沉重的负担使广大农民陷于悲惨的境地，阶级矛盾也因之日益尖锐。面对这种局势，统治阶级内部的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挽救之方。仁宗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上万言书言事，提出了变法的纲领。神宗即位后，于熙宁三年（1070）任命王安石为宰相，新法开始付诸实施。但是，新法一开始就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猛烈反对。由于保守派的破坏和整个官僚阶层的腐败，本来是对人民较为有利的新法在实行过程中不仅困难重重，而且时生弊端。神宗去世后，高太后执政，退居洛阳十五年的司马光东山再起，一年之内尽废新法。以后新旧两党此起彼落，斗争愈演愈烈，革新和保守的斗争逐渐蜕化成为官僚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到徽宗崇宁元年（1102）蔡京入相时，虽然仍打着王安石的旗号，但此时的“新法”已经名存实亡，北宋王朝不久也就被女真倾覆了。 江西诗派就产生在北宋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里。有些论者因此认为“江西诗派的产生和发展”，“和北宋末和南宋的国力很弱、对少数民族割据者主退让、力求维持暂安局面的情况分不开”王达津《论〈沧浪诗话〉》，《文学评论丛刊》第十六辑。，我们认为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文学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意识形态，它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包括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除文学之外的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而文学现象与政治背景之间的关系更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所以，一个文学流派的产生，确实与它所处的时代有密切关系，但是我们不能用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去看待这种关系，不能认为这个文学流派就一定是当时的政治形势的产物，更不能认为它的产生一定体现了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对于江西诗派的产生与其时代背景之间的关系，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 以黄庭坚、陈师道为代表的早期江西派诗人都经历了王安石变法所引起的新旧党争，而且基本上都站在旧党一边。但尽管如此，江西诗派仍然只是一个纯粹的文学流派，并不带有政治色彩。这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黄庭坚等人大多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他们虽然在政治上站在旧党一边，但并不像司马光那样极端顽固，也就是说，他们在新旧党争中的立场是比较消极的。比如黄庭坚的政治态度就相当开明。虽然他十分尊崇旧党领袖司马光，在挽司马光的诗中说：“毁誉盖棺了，于今名实尊。哀荣有王命，终始酌民言。蝉冕三公府，深衣独乐园。公心两无累，忧国爱元元。”《司马文正公挽词四首》其四，《山谷内集》卷五。可谓极尽推崇之能事。他与旧党人物苏轼的关系十分密切，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并屡次与苏轼一起被贬谪。他极口赞颂苏轼的政治立场和文才：“眉目云开月静，文章豹蔚虎炳。逢世爱憎怡怡，立朝公忠炯炯。”《东坡先生真赞三首》其三，《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四。当苏轼被谪过海后，他对之怀念不已：“东坡海上无消息，想见惊帆出浪花。”《和蒲泰亨四首》其二，《山谷别集》卷下。但另一方面，黄庭坚对新党领袖王安石也非常尊敬：“然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跋王荆公禅简》，《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三〇。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拜相后，庭坚作诗说：“圣绪今皇缵，真儒运斗枢。”《奉和王世弼寄上七兄先生用其韵》，《山谷外集》卷二。甚至在王安石已经罢相以后，黄庭坚还把安石比作吕尚、傅说和箕子：“钓筑收贤辅，天人与圣能。”“昔在基皇极，师臣论九畴。”《神宗皇帝挽词三首》，《山谷内集》卷二。他还高度评价王安石的学术成就：“荆公六艺学，妙处端不朽。诸生用其短，颇复凿户牖。”《奉和文潜赠无咎，篇末多以见及，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其七，《山谷内集》卷四。“草玄不妨准易，论诗终近周南。”《有怀半山老人再次韵二首》其一，《山谷内集》卷三。陈师道的政治态度比黄庭坚更为保守一些，他对王安石颇抱偏见，说：“范文正谓王荆公长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由今观之，岂特所短，正以反置之耳。古之所谓腹心之臣者，以其同德也。故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而荆公以巧智之士为腹心，故王氏之得祸大也。”⑨《上苏公书》，《后山先生集》卷九。他尤其反对王安石的新学，《宋史》本传说：“熙宁中，王氏经学盛行。师道心非其说，遂绝意进取。”他自己也在诗中表示要“探囊一试黄昏汤，一洗十年新学肠”《赠二苏公》，《后山诗注》卷一。。 但师道很少从正面攻击新法，而且认为司马光的做法也为过激：“尝谓士大夫视天下不平之事，不当怀不平之意。平居愤愤，切齿扼腕，诚非为己。一旦当事而发之，如决江河，其可御耶？必有过甚复溺之忧，前日王荆公、司马温公是也。”⑨ 至于黄、陈周围的其他早期江西派诗人，多数是黄、陈的晚辈，他们在政治上一般也站在旧党一边，但态度都很消极。而且其时的新旧党争已经逐渐演变成官僚集团之间的宗派斗争。比如饶节曾为丞相曾布之客，后因上书论新法与曾布不合而离去见吕本中《东莱吕紫微师友杂志》，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五。。此时王安石早已去世，曾布、蔡京之流虽然打着王安石的旗号，但所谓的“新法”早已面目全非了。 第二，黄庭坚等人在仕途上不甚得意，没有担任过什么重要职务，他们虽然置身于旧党中，但只是一批追随者而不是主将。比如黄庭坚踏上仕途后，一直担任下级地方官吏。哲宗元祐年间旧党得势，他也只任神宗实录检讨官，在新旧党争中没有起什么重要作用。陈师道更是仅做过州学教授之类的学官，始终没有参加实际的政治斗争。其他的早期江西派诗人，有的是沉沦下僚的小官吏，如江端本、夏倪、汪革等人；有的是终老林泉的隐士，如潘大临、谢逸、谢薖、林敏功、林敏修等人，都没有在政治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而仕宦较显的吕本中、陈与义等人都是在南宋才担任较重要的职务的，其时虽然司马光和王安石的牌位还在孔子庙和神宗庙里争夺一席之地见《宋史》卷一九《徽宗纪》一、 卷二一《徽宗纪》三、卷二三《钦宗纪》、卷二五《高宗纪》二。，但这种新旧之争已完全失去当初的意义了。 .............. 国内第一部宋诗流派研究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