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红色文化的文学探寻

作者简介

"方继孝，北京人。文史学者、作家、鉴藏家。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北京鲁迅博物馆荣誉馆员。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并潜心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研究，发表论文300余篇，代表性文章包括《陈梦家往事》《陈独秀遗稿的下落》《高山仰止葬忠魂——叶恭绰的传奇人生》《家具传奇共劫波——记陈梦家与王世襄》等。 著有《旧墨记》（六辑）、《碎锦零笺》、《方继孝说书信的收藏与鉴赏》、《品味书简》、《撂地儿》、《笺墨记缘》，辑校有《陈独秀先生遗稿》，整理有《溥仪批校本〈我的前半生〉》、查阜西《古琴的常识和演奏》、孟超《流云散记》等。"

内容简介

"说起郭沫若在北京的旧居，自然会想到现在的郭沫若纪念馆——前海西街18号院。郭沫若初到北京时，曾住在西四的大院胡同5号，却鲜有人知了。 据郭沫若的女儿郭平英（曾任郭沫若纪念馆馆长）回忆： 开国大典以前，我们全家和许多白区的文化人一起从香港来到北京，来不及立刻安家，临时住在饭店里，大概住了半年多才搬出来。记得刚搬到新家，就是西四大院胡同5号……那是栋两层小楼，楼梯有点儿陡…… 有资料记载：“大院胡同有两所大宅，东段路北9号，清时为一贝勒府，民国时为二十九军冯治安宅，解放后郭沫若在此居住多年，郭老搬到什刹海后，拆院盖楼成了机关宿舍。” 郭沫若一家在大院胡同居住了大概13年，从1950年直到1963年11月。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诗人和作家，同时又是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郭沫若1892年出生于四川乐山。1914年，赴日本留学，在日本医科大学学习医学。但因少年时患过伤寒病，听力受损，影响了他在医学方面的发展。在毕业前，他已经开始逐渐转向文学创作了。 1921年，他与郁达夫、成仿吾等组成文学团体——创造社，这是我国最早的新文学团体之一。同年，他出版了新体白话诗集《女神》，热烈歌颂了反封建和反抗现实人生的斗争，是五四新文学中浪漫主义的代表作。此后，他的创作趋向现实主义，但仍一直保留有积极的浪漫主义。 当时，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郭沫若想到要进一步去了解新社会。1924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因而思想上发生重大的变化——由民主主义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思想上的进步，促使郭沫若回国投身到革命斗争之中。1926年，他随国民革命军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并在随军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郭沫若为了躲避追捕，逃亡日本。在日期间，他集中从事中国古代史和甲骨文、金文的研究，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等，对我国历史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他还创作有自传《少年时代》《革命春秋》，以及《地下的笑声》《海涛》等。1930年，他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郭沫若回国，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抗敌救亡工作。他曾任救亡日报社社长、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委员会主任。这一时期，他一面进行社会活动，一面进行创作。先后创作了6部历史剧：《屈原》《棠棣之花》《虎符》《孔雀胆》《南冠草》《筑》。他还撰写了大量小说、诗歌和杂文，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政策。在历史学和哲学方面，他撰写了《铜器时代》和《十批判书》。1944年，他发表《甲申三百年祭》，被作为解放区整风学习文件之一。 北平解放后，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郭沫若做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7月19日，大会胜利闭幕，郭沫若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茅盾和周扬当选为副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郭沫若虽然担任多项国家行政、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工作，但在繁忙的国务活动和社会活动中，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诗人、戏剧家，一直辛勤地笔耕，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具体作品包括《新华颂》《百花齐放》《潮汐集》《长春集》《骆驼集》《东风集》等多部诗集，还出版了《蔡文姬》《武则天》等多部历史剧。 上述文学作品，有很大一部分是郭沫若在大院胡同5号居住时期完成的。仅在1959年到1963年期间，他先后创作了历史剧《蔡文姬》（1959年2月）、《武则天》（1960年1月）和《郑成功》（1962年10月）。 1959年2月初，郭沫若完成了历史剧《蔡文姬》，于4月中旬在《羊城晚报》连载。在序言中，他明确表示，“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几乎与此同时，3月2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替曹操翻案》一文。 郭沫若认为，由于受封建正统观念的束缚，历史上对于曹操的评价是不公平的，甚至把他的脸谱画为奸臣，今天应该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他从曹操的屯田措施、边疆政策、民族政策、攻打黄巾军等诸多方面分析了曹操的功过是非，认为曹操对于当时的人民是有大贡献的，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是有大贡献的，所以“我们在今天是要替他恢复名誉”。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替曹操翻案》的长篇文章中，郭沫若对曹操做了系统的辩护和“翻案”。他肯定“曹操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有大的贡献”，认为“曹操被后人魔鬼化了”，而这是不公平的。在文章最后，郭沫若提出不仅要替曹操翻案，还要替殷纣王、秦始皇翻案：“总之，我们今天要从新的观点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替曹操翻案；而且还须得替一切受了委屈的历史人物，如殷纣王，如秦始皇，翻案。” 虽然最终郭沫若没有创作出像《蔡文姬》《武则天》那样，以“殷纣王”“秦始皇”为题的历史剧，但在1959年春夏之交展开的对殷纣王这一历史人物的讨论中，郭沫若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认为殷纣王是一个应该肯定的人物，过去一直受到歪曲，应当替他翻案”的意见。 笔者存有郭沫若在读了上海《解放日报》，1959年5月8日、12日、13日连载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朱人瑞《替殷纣王翻案》一文后，写给朱人瑞的信。信中，郭沫若对朱人瑞的文章给予了肯定： 朱人瑞同志： 大作《替殷纣王翻案》，我读了一遍，觉得很好。您揭发了殷人的内部分裂，谴责了微子，亦阐述了周人能纠合西南、西北少数民族的理由，洵属卓见。 敬礼！ 郭沫若 一九五九·五·廿三 …………" 本书依托于作者数十年来搜集收藏的作家亲笔书信、手稿等一手资料，以及作者实地探访作家故居，查阅大量史料文献，将作家故事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政策紧密结合在一起，讲述作家创作往事，展现新中国文艺的发展历程，有利于激发大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存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