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真三国：战争、生活与人物

作者简介

陈万雄，1946年生于广东东莞。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历史系毕业，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哲学硕士，日本广岛大学博士课程修毕，香港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名誉院士。资深出版人，曾任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总经理、董事长，及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总裁。2003年获第十五届香港印制大奖之杰出成就大奖。著有《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陈万雄集》（东莞学人文丛，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历史与文化的穿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及《成吉思汗原乡纪游——另一种文明的体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等。

内容简介

第一章之第一节 王纲解纽 全国纷乱 （导语） 距今约2000 年前的中国东汉王朝，晚期朝政败坏、“王纲解纽”，以致全国陷于纷乱失控，产生诸多地方割据势力，后者相互兼并、讨伐，出现“逐鹿中原”的局面。中国历史从而进入一段不到100 年的乱世—三国时期。 （正文） 具中国皇朝衰亡特征 上承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年）的东汉王朝（25— 220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享祚近200 年。光武帝刘秀创立了东汉，再传之于明、章两帝，三代皇帝统治时期的文治武功甚为可观，被誉为治世。中国的王朝历经两三千年发展，总是兴亡循环，而朝代衰亡亦各有因由。东汉王朝衰落的一个明显原因，是中晚期“诸帝多不永年”（《廿二史札记》）。从第四代皇帝和帝开始，一直到灵帝，接连九位皇帝寿命都很短促，无一活过36岁，平均寿命也不到20岁，殇帝、冲帝和质帝享寿分别只得2岁、3岁和9岁。因此东汉到了中期，朝廷政局已变得不稳定。 百年之久的王朝，自身亦日渐滋生出各种弊端。由于朝廷内部的不稳与纷争，继位的幼主不仅无从解决弊端，反而令之变本加厉，终成沉疴。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将东汉皇帝的短命现象归咎于“气运所致”，这种说法无疑是说不出理由的理由，未免玄虚，是赵翼出于对东汉仅享三代升平之治的惋惜，生出的无奈慨叹！ 归根结底，封建王朝皇位继承体制的先天缺陷，以及宫廷生活的奢华淫靡，是诸帝不永的重要原因。皇帝短命，是中国皇朝一种具遗传性的衰亡特征。在东汉、东汉之前的西汉及之后的魏晋时期，同样都出现了皇帝短命的现象。西汉元帝及成帝皆无子嗣，由皇室旁系子孙入继皇位。到了西晋，继承皇位的也多属幼主，而且大多是由外藩入继。西汉与西晋都因为皇位继承人的短命，造成朝局动荡不安。 权位继承是中外古今最难解决的大问题，即使到了现代，不少国家还有众多的企业和社团，总摆脱不了因权位承继而出现的斗争，终致衰落。或许，这是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长期动荡不稳的其中一种宿命。 皇帝短命最直接的影响是造成外戚和宦官两种人扰乱朝政。东汉是中国历史上外戚和宦官为祸最烈的朝代，两者乱政也是造成东汉中后期，桓、灵二帝以后政局不稳、朝政日坏的根源，晚期更直接触发了“党锢之祸”与“黄巾之乱”，促使东汉王朝分崩离析。 外戚宦官乱政百年 东汉诸帝多不永年，继位者又年幼；不少更因皇帝断嗣，要另立皇室旁系子弟继位。皇室与继位者之间的关系自然变得复杂，也容易惹起继位者背后的人事和权力斗争。 东汉皇帝由旁系继位的，有安帝、质帝、桓帝和灵帝四位。因皇帝年少，先后也出现窦氏、邓氏、阎氏、梁氏、另一位窦氏和何氏六位太后，由内宫走出外朝，临朝听政。 继位皇帝年纪既小，又是旁系出身，实际权力自然容易为皇太后所把持。而继位的幼帝，不管是直嗣还是旁系，皆成长于禁宫之中，与外隔绝，又抚育于妇人和太监之手，生活天地狭小，不晓世情，更不用说民间疾苦了。幼帝长大之后容易成为世间俗语所谓的超级“纨绔子弟”，或现今大家挂在嘴边的超级“富二代”。 王朝宫禁森严，在宫殿内最能亲近小皇帝的自然是外戚和宦官。外戚和宦官为了争权和夺利，都要把持小皇帝，就容易形成两股互相抵制、对抗和打击的势力，干预朝政。大多数的宦官教养低下，生理和心理扭曲；而大多数的皇太后、皇后及姬嫔生活圈子狭隘，终日缠绕于日常的是是非非。两者都是只图眼前的权位、利益和意气，钩心斗角，不择手段，少有政治理念可言。 虐遍天下，民不堪命 东汉中晚期外戚与宦官的斗争此起彼落，往还不息，结果不仅败坏了朝政，也祸延全国。尤其是宦官当权时，其亲戚爪牙满布各地，仗势盘剥，兼并土地，残民以逞。史学家赵翼指出了东汉的一种政治现象，他说：“唐、明阉寺（宦官）先害国而及于民，东汉则先害民而及于国。”每当东汉的宦官当权，情况便如赵翼所描述：“天下仕宦，无一非宦官之兄弟姻戚。穷暴极毒，莫敢谁何。”（《廿二史札记·卷五·后汉书》）到东汉中、晚期几代帝王时，宦官为祸的炽烈如出一辙，罄竹难书。这里只举一个例子，足见其暴烈与残民的情况。 灵帝时的大宦官侯览，前后夺人住宅381 所、田地118顷，用以建筑广达16个区的私人第宅，每区第宅都有高楼、池塘和苑囿。建筑规格甚至僭越规定，近于皇宫。又预先为自己修建了陵墓，陵墓石椁双阙，高庑百尺。他又随意破坏居屋，挖掘人家坟墓，抢夺民妻，掳掠妇女，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所以东汉中晚期，宦官“虐遍天下，民不堪命”。 东汉中后期100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是外戚与宦官争权擅政的历史，两者之间互有胜负。到了桓、灵帝以后，宦官愈来愈占上风，而且是一种比较持续的势力集团，不像外戚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会“树倒猢狲散”。 东汉时期，宦官曾经六次打倒外戚。到少帝时，外戚大将军何进欲诛杀宦官，计划不成，反遭宦官杀害。当时担任京城军事长官的中军校尉袁绍、后将军袁术等，见何进被杀，一怒杀尽了宫中和洛阳城内的宦官。这场斗争，终于为东汉持续100多年的外戚和宦官的祸政拉下帷幕，然而，东汉王朝也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候了。 第二章之第二节 官渡之战 曹袁易势 （导语） 发生在建安五年（200 年）的“官渡之战”，是三国时期一场关乎袁绍、曹操两强兴衰，甚至是成败存亡的战役。官渡之战也是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并以谋略取胜的经典战役。这场战役从部署到作战，过程起伏跌宕，智计频出。对后世来说，这场战役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其充分演绎了政治和军事领袖的能力高下、质素优劣、智略长短是如何关系到团体的生死存亡，也透露了优秀领袖千古不易的质素所在。 （正文） 官渡之战前哨战开锣 曹操与袁绍自青年时期已交往甚密，政治上也属同路人。自出走关东、讨伐董卓开始，曹操一直依附于袁绍。随着双方势力的扩展，两人之间的矛盾也愈来愈显露。官渡之战前，因为袁绍势力的强大，曹操即使“挟天子以令诸侯”，把持了朝廷，但仍不得不对袁绍虚与委蛇。为了不招惹袁绍更大的不满，曹操甚至让出大将军之位给袁绍，缓和两人之间的敌对气氛。袁绍早有取刘氏天下而代之的野心，要达成他的野心，势力正日益膨胀的曹操，就成了他最大的拦路虎。因而袁绍积极部署南下，想要进攻许都，一举击溃曹操。建安五年正月，袁绍发檄讨伐曹操，正式向曹操宣战，两位昔日好友兼同盟公开摊牌。 袁绍的军事部署，先是以新归附的刘备屯守徐州，南面则联合荆州牧刘表，以期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深谙军事的曹操，在袁氏进行各种军事部署的时候，便乘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兵攻打徐州牧刘备。刘备一方面猝不及防，另一方面新领管治徐州，尚未掌控军民人心，很快为曹军所攻破。这是曹、袁官渡之战的预备战。曹操攻破刘备后，消除了来自东南地区的后顾之忧。 面对袁绍大军压境、箭在弦上的军事决战，曹操也做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以卫觊镇抚关中，以魏种为河内太守，防范袁军从西面进犯。再派臧霸从徐州北出青州，在东边钳制袁军。大将于禁屯兵黄河渡口的延津（今河南省延津县），刘延把守延津东边的白马（今河南省滑县东），程昱守白马东边的鄄城。曹操自己率领主力部队驻守于官渡，正面对抗袁绍，强化许都北部的防守。 当年二月袁绍率兵10 万，驻扎在黄河北岸的黎阳（今河北省浚县东北），作为前线军事的指挥部，并派遣手下大将颜良，攻击曹操的将军刘延于白马。另派大将文丑，阻击由白马退军的曹操。曹操采用谋士荀攸的建议，以曹军“兵少不敌，分其势乃可”的战术，虚张声势，率兵直趋延津，假装由此渡河，抄袭袁军的后路。其真正目的是引诱袁绍分兵西来应战，然后集中兵力迅速进攻白马的袁军。这个战术很奏效，一下大败因始料不及而仓促应战的袁军。关羽斩杀了袁绍手下的大将颜良，遂解白马之围。曹操于白马之役取胜并向西撤退时，袁绍在黎阳派兵渡河截击曹军。曹操在延津之南，又施计在中途弃置辎重以饵敌，打乱袁军阵势，再行突击，大败袁军的刘备和文丑，最后击杀了大将文丑。 袁绍自满，弃用消耗战术 白马和延津两场战役，可视为官渡之战的前哨战。曹操取得两场前哨战的胜利，挫了兵强势大的袁绍的锐气，但袁绍对预备战和两场前哨战的战败并无深刻检讨，对两方的军事形势和未来的战略部署，也无更深远的考虑，仍然按照原来的主观愿望，以自己占优的实力，作一决雌雄的部署。对于两军形势，袁绍内部众谋士意见愈见分歧，相互攻讦，甚至诬陷。前哨战后，曹操迅速把军队撤退到靠近许都的官渡（今河南省中牟县北）。袁绍军队尾随曹军而推进，最后驻军邻近官渡的阳武。袁绍在心底对曹操是轻视的，所以未听取谋士田丰和沮授“以逸待劳”“以围代攻”的消耗战术，以及不求胜负毕于一役的战略。更可惜的是，袁绍还听信其他谋士的谗言，对前述两人或囚或杀，自乱阵脚。 建安五年八月，袁绍由阳武挥军以进迫在官渡的曹军。《三国志》记载，袁绍集结的兵力有十余万，而曹军的兵力不到万人。对陈寿双方兵力悬殊这一记载，裴松之在注释中已提出种种质疑。其中主要谓，曹操在官渡对战前，经多年征伐，胜多败少，增加的兵员不少，断不可能只出兵不到万人。尤其是大破青州黄巾，受降于曹操的兵卒达30 万，他从中选出精壮，编为“青州兵”，兵员和军事实力已陡增。在官渡的战阵布置，袁绍军屯营东西数十里，曹操军结营以相持，这不是之前的奇兵突击，而是双方列阵对抗。阵前，双方也多次发生攻防战，一来一往，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曹操断不可能以不足万兵对阵10 万袁军。所以，估计曹军人数至少有3 万以上。（参见《三国志·武帝纪》《三国志·荀彧传》《三国志·郭嘉传》）尽管袁、曹军力并非如此悬殊，也不能否定一个事实：无论是兵力、粮草还是装备，袁军都是远胜于曹军的。 曹操重用谋臣献计 从八月到十月，袁、曹两军在官渡各自屯营陈兵对峙两三个月。从整体的军事形势而言，袁军采取的是攻势，曹军处于守势。在双方的战斗攻防中，两军频频变阵对垒。两方军力众寡不同，粮草丰薄有别，且显然形势于曹操不利。后来的历史记录为曹魏隐讳，不完全真实反映其间过程。与袁军对峙期间，曹操的内部和辖下地区，也呈现不稳状况。曹操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担心支撑不下去，曾有撤退返回许都的打算。但谋士荀彧现身劝勉，并反复分析说，阵前如先行撤退，军事形势会更为不利。因为荀彧的规劝，曹操才坚定了对抗下去的决心。 战前，面对与袁绍不可避免的军事冲突，曹方最重要的谋臣荀彧与年轻谋士郭嘉，都曾向曹操陈述对他和袁绍才具和秉性的比较，分别提出曹、袁之间有“四胜四败”和“十胜十败”的优劣。他们主要从曹、袁两人的度量、谋略、指挥能力和用人气量等方面做出比较。荀彧与郭嘉会有如此相近的看法，显然是对曹、袁有共同的了解。荀彧与郭嘉，都曾先仕于袁绍而后归附曹操，都对袁绍的为人和行事有近距离的接触，他们最后舍弃实力强大的袁绍，归属实力相对薄弱的曹操，相信是基于对曹、袁两人的较深了解。 荀彧归附袁绍，袁绍“待彧以上宾之礼”，但荀彧“度绍终不能成大事”而离去。郭嘉北往见到袁绍后，和袁绍重要的谋臣辛评、郭图讨论，说“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可见荀、郭不仅有智略，更有知人之明。知人者智，有智慧的能人，才能穿透表象，从一时的强弱中择人而事。在军事形势不利的情况下，荀彧和郭嘉会考虑双方主帅才具的优劣，以此预计对阵效果。谋士者，须善于从多方面考虑问题，得出结论。 领袖与辅臣相辅相成 曹军和袁军在官渡展开战斗的过程中，也不断因应战情，频频在战术上做出调整。到了十月，袁绍以数千辆运粮车输粮到官渡，荀攸献策于曹操，派徐晃等人在途中截击，大破袁军且焚毁其辎重。稍后，袁绍再从河北运粮万车，由大将淳于琼领兵万人护送。运粮军在离袁军大本营以北40 里的乌巢（今河南省延津县内）宿营，刚刚从袁绍处叛降曹操的谋士许攸，献计于曹操，建议其袭取袁军的粮草。曹操采纳此计，并亲自率领精锐步骑，假扮成袁军，夜袭袁军大营，与袁绍押粮大将淳于琼在营前对峙。而袁绍不听手下大将张郃及高览引军救淳于琼的建议，反派重兵去直接攻击曹操在官渡的大本营。曹军得以集中兵力，攻克淳于琼军，烧毁袁军的粮草。张郃及高览恐遭谗谮而降于曹操。到此，袁军败局已定，消息传来，袁军全军大溃。袁绍和儿子袁谭逃回河北，官渡之战结束。 官渡之战曹胜袁败。曹操作为主帅确有过人的军事才能和谋略，战术上敢于用“奇兵”，能亲自率军，勇于冒险犯难。充分听取谋士荀彧、郭嘉、荀攸、许攸等人的出谋献策，也表现了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从善如流、善于裁决的领袖特质。所以“官渡之战”曹方胜利，领袖的优秀与辅臣的智慧相辅相成是关键。在官渡之战中，曹操和袁绍表现出来的领导素质与决策水平的高低，可作为现代管治者的上佳教材。经过官渡之战，曹操取代了袁绍，成为割据势力中的最强者。 以“图”证史，显影烽火三国的脉络与真相 。① 精彩战役梳理 通过重走三国兵争故地，现场感还原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定军山之战、关羽攻襄、陆逊火烧夷陵等数十关键战役的动因成败、力量对比、地理路线、重点人事。 ② 立体细分专题 以“神仙思想与道教兴起”“兵种与武器”“金牛古道与沿线要塞”等22大细分知识专题配合战争主线，立体呈现汉末三国的表与里：治世方略、历史规律与用人法则；人口流动与阶层升降；山川形貌对时局及胜败的影响；经济、文化与娱乐；人物与人性探幽；正史三国与演义三国的关联异同…… ③实物实景呈现 《寻真三国》重在“以图证史”，采用多达490张实景照片，涉及出土文物、战场遗迹近景及高空拍摄、建筑民俗、书画等各方面。 ④直观一手图表 制作有50幅示意地图、34个知识图表，方便读者迅速直观地抓取重点、对比古今。如东汉帝王系年表、戚宦势力兴替表、各方起事形势图、孙策平江东示意图、太平道的组织架构图等。 ⑤ 全彩五色印刷，图文并重编排，带来优越审美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