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环塔里木盆地文化地理研究

作者简介

张弛，2011.8-2014.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文博馆员； 2017.8-2020.7，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2020.8至今，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汉唐时期环塔里木盆地文化地理研究”（编号：41901163）项目负责人。主要著作有：《明月出天山——新疆天山走廊的考古与历史》，商务印书馆，2018年2月；《公元前一千纪新疆伊犁河谷墓葬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21年6月。

内容简介

研究发端于清代乾嘉学派，尤以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识略》等为代表，加之大量官修图志及方志（《西域图志》《新疆图志》《新疆乡土志稿》等）、宦游遣戍札记（《莎车日记》《荷戈纪程》《辛卯侍行记》等）资料，构成了一套特定的学术研究传统，体现出“经世致用”的时代特点及精神实质。这一时期的著述，主要集中于对古代史籍的补证和考订，仍属于传统堪舆学、史学及金石学的范畴，考古学、人类学、自然地理学等近代西方科学尚未东渐，大体上仍处于近代学术的萌芽状态。 19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初，西方探险家纷至沓来，部分考察与探险也涉及到塔里木盆地古代文化与交通线路的考察，如斯文·赫定（Sven Hedin）、斯坦因（Aurel Stein）、伯希和（Paul Pelliot）、大谷光瑞（Otani Kozui）等。此类探险虽已具备近代学术的文化视野，但多以盗取劫掠文物为目的，尽管有考察报告、研究著作问世，但整体结构零乱松散，缺乏系统的研究体系。这一时期，较为著名的国外学者有沙畹（Chavannes）、马伯乐（Henri Maspero）、羽田亨、松田寿男等，主要围绕西域史地、佛教东传、胡语文书等领域进行探讨，可以视为“西学东渐”的开端。 20 世纪 20 年代，国内学者怀着“边疆危机”的紧迫感，开始关注新疆塔里木盆地历史地理的相关问题。1927 年袁复礼、丁道衡、陈宗器、黄文弼、徐炳昶等学者参与“中国西北科学考察”活动，开始将自然地理与历史地理、考古学等研究相结合，开创了中国近代学术视角下的学科综合研究，探讨了汉代西域诸城邦的地理分布、张骞出使西域的交通路线、两汉“丝绸之路”的交通路线、罗布泊位置的变迁、新疆汉唐碑刻的历史背景，以及汉晋西域屯田的相关问题等，开创了国内学界以科学视角探讨西域史地的先河，强调实地调查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学术理念。但受到国内时局与学科认识的限制，上述研究仍缺乏科学翔实的考古发掘与观测数据，对于胡语文书的解读仍依赖于境外汉学界，尚未建立起成熟的学术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体系。 20 世纪 50—80 年代，在新疆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塔里木盆地及周缘区域发现了大量汉唐时期屯田、烽燧、戍堡、墓葬、佛寺、古城等遗迹，并伴随有大量文物出土。这一时期，马雍、王炳华、苏北海、陈戈等学者，结合史料与考古发现，探讨了“伊逻卢城”“危须都城”“雀离关”“柘厥关”“盐水关”“铁门关”“白马渡”等塔里木盆地区域内重要的古城、关隘等遗址的空间方位。宿白、阎文儒、霍旭初等学者对塔里木盆地各绿洲的佛教佛寺、石窟等进行了研究。唐长孺、吴震等利用吐鲁番文书对唐代西域历史地理的若干历史问题进行了讨论。方豪、岑仲勉、周连宽、史念海、严耕望等对汉唐时期塔里木盆地交通线路变迁进行了分析。季羡林、耿世民等学者对新疆出土的胡语文书进行了初步解读。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主要基于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的学科考量，实地考古调查与发掘仍略显不足，涉及的科技考古成果较为有限，许多问题仍有再商榷的空间。 90 年代至今，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考古成果被逐步应用于历史地理、环境考古当中，为研究历史交通变迁提供了新视角。另外，各种专题性调查（“中日尼雅遗址联合考察”“楼兰地区古代交通遗迹调查”等）和全国性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第二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和“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已将研究范围覆盖至塔里木盆地及周缘的各地，新发现大量的墓地、古城、烽燧及屯田遗址，积累了丰富的考古信息。近 10 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 局又启动了“新疆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新疆境内长城资源调查”等工作，为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这一时期的主要学者，包括孟凡人、林梅村、杨铭、荣新江、刘安志、庆昭蓉、朱丽双、付马等，其研究综合了汉、胡语文书（佉卢文、龟兹文、于阗文、吐蕃文、回鹘文等）研究，涉及安西大都护治所、乌垒州城及关戍遗址、“故达干城”、“白寺城”等诸多问题，偏重于将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与历史地理学相结合，解决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但仍缺少系统性的著述，侧重点主要集中于龟兹、于阗及帕米尔高原，对于焉耆、疏勒以及塔里木盆地东部关注较少。 综上所述，我国的历史地理学源自中国传统史学的“舆地之学”，作为现代学术发轫于 20 世纪初。自诞生以来，许多学者对西域史地与中西交通作了诸多开创性的研究，如冯承钧、张星烺、岑仲勉、黄文弼、谭其骧、史念海等的筚路蓝缕之功，为后世之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受到新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文化思潮的影响，出现了明显的“文化转向”。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将大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到人文领域的最前沿，形成了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阈与前景。从当前的学术发展来看，汉唐时期环塔里木盆地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时空分布的个案考察，突出对于“点”的某一时段的研究，如关隘、寺院的考证，此类研究较为细致，但具有一定的“碎片化”倾向；区域性的历史地理研究，主要侧重于交通线路、关防体系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宏观视角，但对时空变化的影响因素涉及较少；某一区域的整体研究，如帕米尔高原、于阗、龟兹等区域的综合性研究，此类研究难度较大，需要结合多学科的成果。因此，从未来的学科发展趋势来看，依靠单一的学科背景已不能满足学术研究的要求。打破学科壁垒，融合考古学、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综合研究，强调实地的田野调查，将成为未来学术发展的新方向。这也是本书努力尝试的一个重要方向。 完整、系统探讨塔里木盆地历史交通路线的综合性著作。 新疆塔里木盆地西邻中亚五国，北邻南西伯利亚，南望南亚次大陆，东接青藏高原与河西走廊，居于欧亚大陆的腹地中心，作为历史上“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和世界四大文明的交汇之地。作者以其博物馆工作经历带来的考古学视野，结合实地的田野调查，对汉唐时期环塔里木盆地（焉耆盆地、裕勒都斯草原、塔里木河流域、克孜勒苏河流域、叶尔羌河流域、帕米尔高原、古代于阗、若羌-且末绿洲）的古代交通路线、烽燧、戍堡、城址等遗存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对汉唐时期环塔里木盆地的文化地理研究，能为新时期新疆地区的治理与开发提供一定的学术支持，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