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忧患意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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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晓峰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原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研究员，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兼社会主义现代化研究会会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军队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

内容简介

第二章　 中华民族在历经磨难中成长奋起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遇到过无数艰难困苦，但总能战胜磨难、渡过难关、发展壮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历经磨难、成长奋起的光辉史。回顾中华民族历经磨难、成长奋起的壮丽征程，有一股雄浑绵长的精神力量发挥了中流砥柱的支撑作用，就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孕育而成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作为中华文化精神重要基因，如黄河、长江般源远流长、奔腾不息，支撑中华民族走过坎坷，也必将支撑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 一、忧患意识支撑中华民族愈挫愈勇、成长奋起 从刀耕火种、穴居巢处的远古时代，到中国近代西方列强纷至沓来，中华民族经历过许多磨难。从天而降的自然灾害、汹涌而至的外部侵略、战乱迭起的分裂动荡，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内忧外患，每一次磨难降临，都会产生“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曾受过无数来自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和来自外部的挑战与威胁，如自然灾害、社会动荡、王朝更替、外部入侵等等，但中华民族却一次次战胜灾难，一次次渡过难关，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不断巩固和发展。”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多灾多难的历史孕育了深厚的忧患意识，又不断激励中华儿女自强不息，支撑中华民族在磨难中愈挫愈勇、成长奋起。 （一）有效应对自然灾害 中国自古以来地域广阔、地形复杂、气候多样，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发展壮大提供了广阔地理环境，同时也发生过数不胜数的自然灾害。自有文字记录以来，古代典籍中就有许多有关水灾、旱灾、蝗灾、地震、饥荒、瘟疫等自然灾害的记载，接连而至的自然灾害并没有压垮中华民族，而是孕育出了深厚的忧患意识，激励了“人定胜天”的奋斗精神。 在中华民族历史记忆中，滔天洪水是最初的梦魇。《史记》记载：“当帝尧之时，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孟子》中记载：“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面对滔天洪水，以大禹为代表的中华先祖勇敢担起了“治水”重任。为治理洪水，大禹与民众一起栉风沐雨，“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大禹因势利导、科学治水，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治水成功，带领华夏先民战胜洪水磨难，大禹治水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源头，激励后人战胜各种洪涝灾害。 汉代贾谊说：“世之有饥荒，天下之常也。”中国古代因水旱等自然灾害造成粮食歉收，引发饥荒，且时有发生，人民群众往往食不果腹、逃荒要饭，甚至造成卖儿弃女、饿殍遍野的惨况。中国古代常采用赈济、调粟、养恤等方式救济灾民。关于“调粟”之法，《孟子》记载：“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为防范饥荒，中国古代注重通过采用重农、仓储、兴修水利等方式未雨绸缪、防患未然。例如，关于“重农”，汉代晁错主张：“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蓄积，以实仓廪，备水旱。”关于“仓储”，宋代张方平主张：“令天下之县，各于逐乡筑为囤廪，中户以上为之等级，课入谷粟，县掌其籍，乡吏守之。遇岁之饥，发以赈给。” 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周礼》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瘟疫流行造成巨大灾难，三国曹植在《说疫气》中记载：“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为了战胜瘟疫，中国古人采取了积极措施。考古学发现，殷墟发掘出完善的下水道，说明商代城市曾通过改善公共卫生的措施来减少瘟疫的流行。随着人们对瘟疫认识的加深，中国古代逐渐形成了科学的防疫措施。《晋书》记载：“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在中国古代抗击瘟疫过程中，中医药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医书，都有关于瘟疫的论述和应对之法，在中华民族战胜瘟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顽强抵御外部侵略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也是顽强抵御外部侵略的民族。历史记载，外部侵略曾给中华民族带来极大灾难：“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面对外部侵略，中华民族没有被强敌吓倒压垮，而是同仇敌忾奋起抵抗。 中华民族在抵抗外部侵略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忧患和责任意识，锻造了中华民族坚韧不屈百折不挠的民族性格。东周初期，外部侵略不断，华夏文明面临空前危机。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打出“尊王攘夷”旗号，通过救燕伐楚、存刑救卫等军事行动，捍卫了华夏文明。孔子称赞管仲抗击外敌侵略的行为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汉朝初年，北方匈奴崛起，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万”，不断挥戈南下、掠夺汉边，给初创的汉朝带来巨大威胁压力。公元前201 年，汉匈发生平城之战，汉朝大败。为了抵御匈奴，汉朝君臣深以为虑，先是采用刘敬“和亲”策略缓和汉匈紧张关系，实施与民休息、发展经济的政策增强综合国力，同时加强训练、充盈武库、注重马政、扩充军队积极做好全面反击匈奴的准备。公元前133 年，汉朝开始对匈奴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在卫青、霍去病等抗匈名将带领下，汉军对匈奴进行了犁庭扫穴般的打击，取得了对匈战争根本胜利，吹响了“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号角。汉朝以来，中华民族抗击外部侵略的斗争从未止息，唐朝抵御突厥的进犯，宋朝抵御辽、金、西夏、蒙古的侵扰，明朝抵御瓦剌、倭寇的侵袭，清朝抵御沙俄以及西方列强的侵略，都表现出中华民族坚韧不屈百折不挠的民族性格。 中华民族以其深邃的辩证思维，将抵御外部强敌作为保持清醒头脑、促进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左传》记载，公元前575 年晋国和楚国发生鄢陵之战。大战之前，晋国大臣范文子反对与楚国开战，他认为晋国之患在萧墙之内，“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果不其然，这次战争晋国虽取得胜利，但不久就发生了内乱。孟子认为：“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把“敌国外患”的存在作为国家存在的一个外部条件，不能不说是一种深刻见解。唐代柳宗元在《敌戒》中写道：“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柳宗元的“敌戒”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通过总结晋败楚军而乱、秦灭六国而亡等历史教训得出的，柳宗元认为敌人的存在有莫大好处：“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 敌去召过。”范文子、孟子、柳宗元等人的思想，看起来似乎是奇谈怪论，却反映了深邃的辩证思维和深刻的忧患意识，也是中华民族能够顽强抵御外部侵略的一大思想武器。 （三）不断化解分裂动荡 中华民族有过四海一家、九州一统的“大一统”时代，也有过山河破碎、金瓯残缺的分裂动荡时期。中国古代经历过几次大分裂时代，如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等；在国家统一的汉、唐、明、清等朝代，也曾发生过“七王之乱”“安史之乱”“靖难之役”“三藩之乱”等战乱，每一次分裂动荡，总是兵连祸结、经济萧条、生灵涂炭。“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些诗句所描写的悲惨景象，都是由分裂动荡造成的。中华民族历来对分裂动荡有着强烈忧患意识，始终追求和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安定。 中华民族有着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思想。《诗经》中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公羊传》中说道“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中庸》曰“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董仲舒认为“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大一统”思想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确立早、扎根深、影响远，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意识深深积淀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哲学家冯友兰认为：“秦朝统一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国人一直在一个天下一个政府之下生活，只有若干短暂的时期是例外，大家都认为这些例外不是正常情况。”在中国人内心深处，国家统一是正常的而国家分裂是不正常的，根深蒂固的团结统一思想，始终从思想深处维护和促进了民族的团结统一。 中华民族为化解分裂动荡进行不懈努力。在分裂时代，实现国家统一是无数仁人志士和中华儿女的共同理想。中华民族曾克服几次大分裂时代的长久离乱，实现了秦汉、隋唐、元明清的三次“大一统”，而且统一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统一的管控地域越来越广，统一的制度基础越来越坚实，统一的思想观念也越来越坚固。在统一的时代，维护统一稳定是国家的最高利益。汉朝初年推行郡国并行制，致使王国林立、诸侯割据，给国家的统一稳定造成了巨大障碍。汉高祖先后铲除韩信、英布、彭越等“异姓王”的势力；汉文帝采用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汉景帝采用晁错“削藩”主张，并迅速消弭了“七王之乱”；汉武帝推行“推恩令”，进一步解决诸侯割据问题。汉朝前期维护国家统一的不懈努力，为“文景之治”“汉武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历代维护统一的不懈努力，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四）成功摆脱中国近代内忧外患的灾难深渊 当闭关锁国、故步自封的清朝政府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时，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向中国伸来了侵略扩张的爪牙。1840 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惊破了清朝政府和平安逸的美梦，中华民族再次陷入巨大的磨难中。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侵略者纷至沓来，李鸿章惊呼中国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 鸦片战争之后的几十年间，西方列强通过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等方式，强迫清王朝割地赔款，贪婪攫取种种特权，把中国一步步推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灾难深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 面对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夙夜忧叹、奔走呼号，试图唤醒国人、救亡图存。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夕，面对鸦片输入所带来的极大危害，林则徐警告清朝政府：“鸦片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鸦片战争后，魏源创作《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郑观应创作《盛世危言》，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写道：“今日事变叠来，未有终极，且将有印度、波兰之惨，固非止某处而已。”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康有为多次上书光绪皇帝，指出国家形势已经极为严峻，“若不及时图治，数年之后，四邻交逼，不能立国”、“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恐惧回惶，不知死所”。严复翻译《天演论》，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引起国人巨大震动。继晚清维新派而起的革命派志士，忧患意识更甚。孙中山筹建兴中会时就认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 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陈天华在《警世钟》中沉痛地说：“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 在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救亡热情激励下，中华民族进行了顽强斗争和不懈奋斗，终于成功摆脱了内忧外患的灾难深渊。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奋起抵抗列强侵略，在中华民族反侵略历史上谱写了英勇悲壮的不朽篇章。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关天培、葛云飞等将领率领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广州三元里人民发起抗英斗争，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在新疆面临沦丧危险时，左宗棠亲率大军进军新疆，维护了国家统一。当八国联军侵华时，义和团和部分清军与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战斗。中华民族的英勇抗争粉碎了西方列强灭亡中国、瓜分中国的图谋。在奋起抵抗列强侵略的同时，觉醒的中国人也在上下求索救亡图存之路。在内外交困的窘境中，清朝政府中相对开明的洋务派，发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甲午战争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要代表的维新派，发起了旨在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维新变法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主要代表的革命派，举起了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旗帜，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带领人民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也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近代以来内忧外患的灾难深渊。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系统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必然要求，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理论支持的必然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丛书”，作为一套开放式的研究丛书，围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点理论和实践问题，分专题分批次，组织力量、研究撰写，由点而面、展开推进，传播成果、交流思想，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的著作出版重要平台，力求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做出理论贡献。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当前我国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中国的和平崛起早已引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忌惮，一次新冠疫情令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严峻。在磨难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一直不缺乏危机意识，而考虑到当前和今后我国所面临的安全形势，忧患意识当有更进一步的加强。 《增强忧患意识》一书，阐释了中外忧患意识的不同，并紧密结合当前的国内外局势，就新冠疫情中出现的新情况，点明了强化风险意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本书更加紧贴现实，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当前的局势下读来，更令人深思，发人深省。本书贯彻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既不是纯理论，也不是只列举事例，而是揉在一起讲，既有理论高度，亦有阅读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