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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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扣购买: 买入中国(称雄全球的中国对冲基金经理投资之道)
ISBN: 9787300140223
陈宜飚,香港理工大学会计与金融博士候选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硕士及厦门大学经济学学士。他曾任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从事经济调研与外交业务,并曾先后担任《21世纪经济报道》驻港资深记者、《第一财经日报》驻港首席记者以及海外资产管理公司(投资)产品设计经理等职,熟悉香港资本市场。他当前的研究领域除对冲操作策略之外,也包括全球资本市场制度环境的差异化研究、公司管治及公司估值分析,并经常担任财经媒体评论员及专栏作家。 张承良,现任睿智华海基金经理,睿智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07年,他创立睿智华海基金并担任基金经理,该对冲基金在彭博社2009年全球对冲基金绩效排名中位列全球第二、亚太区第一。张博士因此被誉为“华人基金经理第一人”。他自1993年起到香港从事私募股权及股票投资工作;2004年起,任博大启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随后以合伙人身份参与创立了睿智金融集团,在香港金融领域积累了18年的丰富经验。张承良于英国诺丁汉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并持有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硕士学位以及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经济学士学位;曾任教于中国农业大学并在伦敦巴林证券公司做过兼职分析师。
1.1 农村里走出来的基金经理 在很多人印象中,对冲基金经理是一群喜欢在市场上兴风作浪的家伙 。他们穿着考究,开着名车,像罗杰斯那样把全球旅游当作投资考察;或 是像索罗斯那样目光犀利、眼神冷漠,在全球市场上横冲直撞,令各国政 府闻风丧胆;再或者像电影《华尔街:金钱永不眠》里那些面目狡诈的家 伙。事实是否如此呢?或许吧,但至少我本人不是这样。 不少记者采访我之后都说:“很难把张博士与‘2009年全球最牛华人 对冲基金经理’这个头衔联想到一起”。在他们看来,我更像一位学者, 缺少对冲基金经理的霸气,而我跟他们解释投资时,也没有用到很高深的 模型或是数学公.式。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是,有媒体提及我时,还 不忘加上一句“中国农村里走出来的对冲基金经理”。或许在不少人看来 ,农民、学者、对冲基金经理,这三者怎么能联系在一起呢?其实,我是 一位非典型的对冲基金经理。 我出身于湖北省一个偏僻的农村,有人问我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是 做基金经理吗?说出来大家可能会笑,我小时候连股票是什么都不知道, 更谈不上做基金经理。我那时候的愿望只是希望改变自己的农村户口,长 大能接父亲的班去他工作的县城磷肥厂里当工人。 80后或是90后的人很难体会这种“农转非”的愿望,那时(20世纪70年 代)中国农村还是集体经济加计划经济,还没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大家在生产队的统一安排下干活,每个人要算工分——你偷懒也好,辛苦 也好,一天农活干下来最多只能挣10个工分,它值多少钱呢?在我家所在 的生产队里,只值两三毛钱,这样我母亲辛苦一个月下来挣不到10块钱。 大家的生活普遍很贫穷,我印象中当时村民中没有人能买得起手表,相比 之下,当时的工人阶级是很让村民们羡慕的。当时工人可以吃商品粮,一 个月可以挣三四十块钱,还不用天天风吹日晒做农活那么辛苦。 这段历史可能稍有一点年龄的人都深有体会,也能理解那种迫切希望 摆脱农村的心态。20世纪70年代后期,大批下乡的知识青年希望返回城市 ,他们的心态正和我当时一样,或者更迫切。 知识改变命运 幸运的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恢复了高考并开始实行 改革开放,大家知道今后可以靠本事吃饭了——只要你用功读书,考上大 学,就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不用一辈子被拴在土地上或是靠父母的退 休来为自己谋职。 这时的我也重新确定了自己的目标,一心一意想考上大学或中专。经 过一番努力,我于1980年考上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当时的梦想已经 不再是当工人了,而是希望毕业后分配当国家干部或进入科研机构从事学 术研究。 大学生活对我影响不小,除了学到后来投资工作中经常用到的必要的 基础知识(如经济学、会计学和统计学),最大的影响是当时大学里已出现 “出国热”并逐步升温。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成绩好的同学几乎个个都想 考研究生,尤其想考外国的研究生。我大学时成绩很好,想出国是我选择 报考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硕士研究生的主要原因——当时它代招四个 出国研究生的名额。但由于竞争太激烈,我并没有获得出国的名额,而是 被录取为国内硕士研究生。 虽然当时没能出国,但在南农的三年研究生学习,使我受益良多。在 中国农业院校内,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的师资水平名列前茅,培养了 不少人才。例如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博士、南方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高良玉 先生、国联安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许小松博士、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博士,都曾经在那里读学士或硕士或博士。 当时我的硕士论文是研究乡镇企业或称为农村工业,有很多机会去“ 苏锡常”(苏州、无锡、常州)一带考察集体企业,也专门去过浙江温州考 察私人或个体企业,对当时业界热烈讨论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有较深的 理解。 现在回想起来,虽然小时候曾希望摆脱农村进入城市,但我的农村经 历,客观上从某些方面对我现在从事的股票投资产生了潜移默化的积极影 响。比如说我可能更容易将种田上的“播种”和“收获”的理念应用到金 融投资上;艰苦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吃苦精神和乐观精神,有助于基金经理 自我减压,保持平和心态,进而有助于取得较好的投资业绩。 P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