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城市的文学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精)

作者简介

李永东 1973年生，湖南永兴人，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重庆英才？名家名师，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等5个全国一级学会的理事或常务理事。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约150篇，30余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出版《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租界文化语境下的中国近现代文学》《文化间性与文学抱负》《民国城市的文学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等6部专著，合著2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其他项目多项。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2015年度中国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重庆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重庆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重庆艺术奖等荣誉和奖励。

内容简介

第一章作为问题场域、文学建构的城市与民族国家 一城市想象：文学创造城市的方式 斯宾格勒断言：“世界的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城镇文化。……民族、国家、政治、宗教，所有的艺术以及所有的科学，全都有赖于一种原初的人类现象，那就是城镇”［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2卷，吴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83页，第79页。。在近世的文明进程中，城市确实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谈论现代观念、现代文艺、现代国家，几乎都不能脱离“城市”这一特定的场域。城市，生产并传播一切现代观念和现代之物。 然而，当我们试图描述一座城市时，总感觉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入手。城市仿佛一座体积庞大、巷道错综的迷宫，是数量巨大的各类人群生命意志的外在显影，又潜藏着诸多陌生的事物、阴暗的角落和隐秘的生活。菲利普·潘什梅尔因而认为“城市现象是一个很难下定义的现实；城市既是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和劳动中心；更具体点说，也可能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或者一个灵魂”［法］菲利普·潘什梅尔：《法国》下册，叶闻法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83页。。关于城市的言说，不仅指向城市自身，更重要的，城市构成了一个松散的“问题场域”汪民安：《如何体验和研究城市？》，见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任何关于城市的表述，都被拖入现实问题之中，映现了城市人的当下体验或未来愿景。 作为“问题场域”的城市，向各个领域和各种意愿敞开。这也意味着阐释城市的路径必然是丰富多样的。城市的街道、建筑和交通，城市的经济、组织和制度，城市的商品、广告和娱乐，城市的人群、事件和语言等，皆可探究。借助社会学、统计学、建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的研究手段，似乎就能明确城市是什么，而且提供的是可触摸的、可计算的、可求证的“真实”城市。相对而言，文学中的城市就显得主观、缥缈、情绪化。 实际上存在两个城市，一个是看得见的城市，一个是看不见的城市。看得见的城市是物质的、实体的，看不见的城市是心理的、精神的。卡洛·罗特拉提出了“事实城市”(city of fact)与“感觉城市”(city of feeling)两个相对的概念，“事实城市形成于资本、材料和人的流动”，而超越城市“实在体”的“感觉城市”则“成型于语言、图像和概念的流动；文学作品通过感觉城市的塑造使得自己想象的城市在读者的头脑中形成意象”。成砚：《读城：艺术经验与城市空间》，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64—66页。看不见的城市对现代社会、现代人和民族国家的形塑作用，并不亚于实体城市。 诸多学者都重视城市心灵、城市感觉、城市印象的伟大作用。涂尔干相信，“每一种城市都创造一种心灵状态”［美］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袁昌英也认为，每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心灵”，巴黎、柏林、纽约、莫斯科、北京，哪一个城市不是有着它“特别的精神与气质”？换言之，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城格”，“正如人之各有其人格一般”。袁昌英：《山居散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41页。城市的心灵或城格，使得每座城市可以辨认，也使得城市与乡村截然区别开来。正如斯宾格勒所言，“区分城镇与乡村的东西，不是大小，而是一种心灵的存在”，“城镇的心灵的诞生”是一个奇迹。［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2卷，吴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79页。斯宾格勒应该是在观察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方现代城市的基础上得出这一结论的。 有别于乡村心灵的城市心灵，近代以降才在中国系统出现。在这之前，由乡土文明主导的传统中国，城市与乡村共享一套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城里的地主与乡下的地主并无本质不同，在城里做官与解职返乡的士绅在精神生活上也无二致。即便北京这样的大城，在林语堂的记忆中，它的魅力仍在于“同时含蓄着城市生活及乡村生活的协调”林语堂：《迷人的北平》，见姜德明编：《北京乎》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507页。，师陀对北京的深情，也源于它是一个“半农村性质，令人难忘的老城”师陀：《师陀全集》第2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9页。。不过，西风东渐后，城乡的协调性在许多城市中被逐渐打破。西洋的现代器物、街道建筑、消费娱乐、价值观念甚至城市制度不断扩散到中国的城市，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城市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以背叛乡土文明作为代价的。城市的心灵，是近代中国在半殖民语境下追求现代化的产物。城市出现了新的机构和职业（学校与教师，报刊与编辑，现代工厂与资本家，银行与银行家，教堂与传教士，以及自由作家、医生、律师等），新的城市空间（公园、电影院、咖啡馆、跳舞场、运动场、博物馆、百货公司、摩天大楼等）。管控城市的权力机构除了中国地方政府，还有领事馆、工部局等外国机构。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城市，都存在多元权力格局，华洋杂居，多个权力主体控制着城市不同的区域。城市的空间、人群、物质、生活、权力结构等方面的变化，使得城市心灵在现代与殖民之间挣扎，民族国家观念参与并影响了关于城市的表述：治外法权、炮舰外交、种族歧视、文化身份、劳资矛盾、经济竞争、崇洋媚外、国家主权、反帝反资、提倡国货、民族本位文化等现实和观念进入城市想象中。城市心灵的出现，使得城市既有看得见的一面，又有看不见的一面。对城市的理解，需要顾及它的两面。 谁更有能力呈现城市的内外两面，抵达城市的精神深处？显然不是建筑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甚至历史学的相关著述，这些领域的学者不大关心城市的气氛和灵魂。唯有作家和艺术家才会一边穿越城市的空间，一边捕捉城市的气息，思绪翻飞，为城市描影绘神。城市心灵、城市性格、城市感觉属于心理、精神的层面，难以“看见”，不可量化。而文学恰恰在城市感觉、精神的捕捉和书写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美国学者理查德·利罕在1998年所著的《文学中的城市》一书中，明确提出了“文学中的城市”这一概念，将“文学想象”作为城市的构形方式，认为城市与文学相互生成，城市的文本化和文本的城市化之间存在互动关系，阅读文本“成为阅读城市的方式之一”［美］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文学中的城市影响着人们对于现实城市的理解与评价，进而介入现实城市的文化定位与形象重塑的工程。例如，时光流转，新时期的上海人却“一定要以‘海派’作城徽”李天纲：《文化上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48页。，这就与文学中渲染的旧上海形象有一定关系。因此，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城市看作文学想象的产物”［美］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第383页。，尤其是当城市被当作民族国家观念的隐喻时，如20世纪30年代文学中的上海作为“地狱”或“天堂”，抗战大后方文学中的成都“像北平”或“像江南”，都可以看作民族国家观念参与城市形象建构的结果。迈克·克朗认为：“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0页。文学创造城市的方式就是城市想象。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极力理解并欣然接受”的北京、南京、重庆等城市，就是“城市历史与文学想象的混合物”陈平原：《序一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见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想象城市的过程，也就是为城市编码赋义的过程，混合着体验、感觉与虚构，并常常带有民族国家隐喻的特征。 讨论城市想象，我们习惯于从城乡二元格局来思考。“由于城市将它的对立面竖立为乡村，那么，城市之间的差异，甚至是城市内部的差异——无论是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的差异，还是一个城市自身的历史差异——就可以忽略不计，城市在这里获得了自己的共同属性。似乎只有一个城市，也只有一个乡村。在此，城市通常被看做是现代性的一个载体，甚至有时候，它就是现代性本身。”汪民安：《如何体验和研究城市？》，见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页。城乡对照的审视方式，固然有利于检视现代转型的轨迹，辨析文明观念的生发方向，指陈都市病的症状所在，也足以彰显城市的整体形象，但是难以真正揭示“这一个”城市的形象特质。 “现代性”观念把城市与乡村区别开来的同时，也遮蔽了各个城市之差异。在探究城市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时，我们常常把“现代性”当作可以被量化的标准，以此考察现代传媒（报纸、杂志），现代场所（学校、电影院、公园、百货公司、跳舞场、咖啡馆等），现代交通和通讯（电车、汽车、电话、电报等），现代物品（电灯、洋装、高跟鞋、留声机等），现代观念（个性解放、民主科学、男女社交、消费主义等）在近代中国各个城市出现的时间、存在的规模和引发的冲突。无论民国首都、内地城市还是通商口岸，城市的文学想象，无一不是为了印证该城市“现代性”的程度和比重。“现代性”既被看作论述的起点，也是论述的终点。以同一“现代性”来审视各个城市，所造成的印象就是“近代中国似乎只有一个城市”，或者只有两个城市——传统城市与现代城市。以“现代性”的标准考察城市，既揭开了城市现代化的神秘面纱，也模糊了各个城市之间的区别。因此，需要引入地方性视野和民族国家观念，打破城市形象趋同的分析模式。30年前，黄万华针对沦陷区文学的研究状况，提出应重视文化环境的考察，辨析相异的地区性因素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黄万华：《研究沦陷区文学应重视文化环境的考察》，《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第168—170页。城市想象研究同样如此，只有充分考虑到城市的身份（如：国都、租界、大后方城市），进入具体的城市布局、权力结构、阶层关系、社会心理、个体记忆，把人与城的对话语境落到实处，并以“他城”作为参照，才能避免“现代性”的阐释陷阱，揭示每个城市文学想象的特定风貌和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