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灭与重生--二战后欧洲文明的重建/理想国译丛

作者简介

◎ 作者简介 保罗·贝茨（Paul Betts），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现代欧洲史教授，长期从事现代欧洲文化史，特别是20世纪德国史研究，曾任英国德国历史学会主席、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等职。代表作有《墙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私人生活》（Within Walls: Private Life 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获维纳图书馆当代史奖）、《毁灭与重生：二战后欧洲文明的重建》（Ruin and Renewal：Civilising Europe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获2021年美国哲学学会雅克·巴赞文化史奖）。 译者： 陈超，青年译者，毕业于中山大学，主要译著有：《奥威尔作品全集》《我们》《美丽新世界》《帝国之秋》《在路上》《海洋之星》《影子游戏》等。

内容简介

引言 为旧世界带来新生（节选） 20世纪国际政治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为了保护处于危机中的文明而发出的广泛呼吁。自骇人听闻的“9·11”事件以来，历任美国共和党总统，从乔治·Ｗ.布什（George W. Bush）到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其演讲都在大谈“为文明而战”，并将它与“反恐战争”联系在一起，而欧洲近期发生的事件也令许多政治家发出欧洲文明岌岌可危的警告。2015年11月，巴黎遭受恐怖主义袭击后，法国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立刻将法国和伊拉克与叙利亚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下文简称伊斯兰国（ISIS）］之间的冲突称为“一场价值观之间的战斗，一场文明之间的战斗”。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Victor Orbán）一再强调：来自叙利亚与其他地区的、逃离中东冲突的难民将危及欧洲的基督教根基，并将永远改变“欧洲的文明”。波兰、奥地利、荷兰、丹麦、塞尔维亚、德国、英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人物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表示欧洲脆弱的边境、文化认同与“基督教文明”正面临致命的威胁。俄国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曾援引俄语中的“独特文明”一词以抵制美国式的全球化，并用它为俄国在乌克兰的军事扩张行动开脱。2015年3月，突尼斯的巴尔杜国家博物馆（National bardo Museum）遭到袭击；同年8月，“伊斯兰国”炸毁叙利亚古城帕尔米拉的巴尔夏明神庙（Temple of Baalshamin）；这些行径被欧洲、中东国家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国际机构谴责为对“世界文明”的亵渎。同样令人担心的情况还有：过去几年来，我们目睹种族主义者加强对“白人文明”的捍卫，并以此号召欧洲与北美的激进右翼。文明面临危险的口号被反复加以利用，一部分原因是文明的定义很含糊，因应语境与对威胁的认知，足可将世俗的、基督教的、国际的或国家的事业统统囊括其中。这类事态演变通常被归结为对后冷战时期全球化的恐惧反应，但在欧洲，与重塑面临危机的文化认同有关的政治活动得追溯到数十年前。 对保卫文明的再度关注既不是直截了当的，也没有人能够预料，尤其是考虑到这个词语所背负的沉重历史包袱。长久以来，批评家斥责文明这一理念是自18世纪以来欧洲政治与文化中最令人反感的因素之一，是与始自19世纪末帝国主义者的“文明教化使命”（civilising mission）、发动战争和众多本土社会工程项目联系在一起的臭名昭著的历史残余。文明是19世纪欧洲自我了解的中心概念，同时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建立海外霸权并扩张势力的关键意识形态纲领，现在却普遍被评论家视为欧洲不堪回首的历史遗留下来的尴尬问题而遭摈弃（幸好在20世纪中期它便已不复存在）。根据这个观点，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去殖民化运动的残酷历史永远埋葬了欧洲的海外文明教化使命，在20世纪欧洲文明的诸多低谷期，无论是凡尔登、奥斯维辛还是阿尔及尔，宣读其临终祷文。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曾写道，纳粹主义与第三帝国的种族灭绝战争令欧洲文明沦为“最大的幻灭”（grandest of all illusions），这番话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 然而，文明的政治话语并没有随着德国无条件投降而消亡。恰恰相反，它作为一种有力的隐喻重新出现，为战后的物质与道德重建赋予正面意义。1945年，欧洲大陆沦为废墟，将近5000万人死去，城市变成瓦砾，大片大片的土地因现实与道德的挫败而饱受煎熬。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在乡村地区进行，打仗的主体是参战士兵；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与之不同，它无情地抹掉了平民与战斗人员之间的界限，成为现代史上第一场平民伤亡人数远远超过士兵伤亡人数的战争。法律与秩序陷于崩溃，难民流离失所，外部强权势力控制一切。集中营的解放将第三帝国所发动的种族灭绝战争的诸般恐怖情形暴露在国际社会眼前，揭露了纳粹政权针对犹太人与其他成为目标的少数族裔的暴行，其流毒之深与影响之坏，竟然令一个长久以来自诩为全世界文明标杆的大陆走向代表野蛮的反面。国际法律界觉得有必要创造新的词语以试图理解（并惩戒）德国的恶行，譬如种族灭绝与反人类罪行，这突出了生活在翻天覆地的新时代的强烈感觉。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1945年的名言——“邪恶的问题将会是欧洲战后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就好比死亡成为上一场战争后的基本问题。”——引起了同时代的人对希特勒统治过的欧洲所残留的黑暗道德遗产的共鸣。集中营的发现与如何处置德国及其被俘领导人的问题引起了关于文明自身似乎命悬一线的广泛讨论。 …… 本书并不是一个自鸣得意的故事，讲述欧洲人如何在遍地焦土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热爱和平的闪亮辉煌的国度，并学会与邻国和平共处。西欧的和解本身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故事，2012年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欧盟，以表彰它对保卫和平所做出的贡献，这只是最新的重塑欧洲文明的正面故事。时至今日，关于20世纪欧洲的研究通常由两部分内容构成：前半部分的内容以战争、毁灭、危机与革命为主题，后半部分的内容则讲述了被强加的和平、政治稳定和两大阵营之间距离逐渐拉大的经济繁荣程度。然而，这种描写太过于简单，因为战后时期本身可以被划分为两部分，文明一词用法的改变也预示着更大层面的政治转型。到20世纪70年代，文明已经从倡导道德重建、反殖民主义和反西方主义的进步运动演变成拱卫受到威胁的保守政权及其事业。在冷战的最后20年，文明与以反对移民、保卫西方的基督教和放弃多元文化主义为形式的反革命本土主义（counterrevolutionary nativism）紧密地联系在一起。“9·11”事件之后，右翼分子对文明的利用更是变本加厉，因为国际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为文明面临危机这个主题送上了可资利用的武器，这是自冷战早期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情况。 本书绝不是在倡导在我们这个时代恢复文明的使命，恰恰相反，它的主旨是表明自1945年之后，文明为何以及如何一直停留在欧洲支离破碎的身份认同和历史的中心。我们将会了解到，在战后的每一个十年里，被重塑的文明的传承仍然受到启蒙时期的两个遗产（礼仪与暴力）的深远影响。 《毁灭与重生》是一部关于1945 年后欧洲重建的另类历史，将这片大陆饱受创伤与争议重重的文化遗产摆在中心位置。欧洲的文明教化使命曾以进步与发展的名义传遍世界的各个角落，在停战之后，欧洲遭到这个使命的反噬。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欧洲已经成为在分裂和去殖民化的时代“重塑文明”（re-civilising process）的主要试验场。这片大陆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改头换面或许是由超级大国以不公的方式主导实施，但欧洲人从新的角度找到了重新定义自己在历史和世界中所处位置的途径。文明为超越民族国家、冷战阵营划分和帝国藩篱，思考欧洲及其战后状况提供了一种方式，也在今天为我们得以重新诠释“二战”后的欧洲历史提供了有用的视角。曾困扰1945年旧金山会议的巨大矛盾在此之后一直影响着欧洲事务的发展演变。在头条新闻尽是关于欧洲陷于分裂的时代，本书将回顾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前欧洲如何在更大危机的阴影下热火朝天地重建。古老且饱受诟病的对文明的信仰为何以及如何在“二战”后帮助厘清和维持欧洲的历史遗产，是本书探讨的主题。 ★ 满目疮痍的欧洲大陆，在难民救济、住房、居家和礼仪等诸多方面重建文明生活 战后初期，国际组织着力解决基本生活需求。随着人们渴求美好生活，家电和汽车等逐渐普及，住房建设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家居用品展受到各界关注，被视为文明重建的象征。 ★ 大量使用摄影和电影等材料，以文化史眼光观察欧洲人在半个世纪里的破败、重建、和平与分裂 本书涵盖艺术、科学、建筑与考古等领域，尤以大量摄影和电影素材展现欧洲人在重建、发展与分裂等不同历史阶段的真实心理。战后救济等案例说明，摄影和电影能引导公众意识，深刻影响关键事件。 ★ 梳理文明从代表欧洲中心论到倡导多元文化，再到维护保守势力的转变，展示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博弈 “文明”曾被用来掩饰殖民主义，在二战后以和平与多元的面貌出现。“9·11”事件、新冠肺炎和难民危机等使文明再度沦为恐惧和侵略的借口，各方势力通过文明争夺话语权。 ★ 解码战后欧洲的“和平幻象”，揭示帝国主义复兴与殖民地独立相交织的特殊历史画卷 以加纳、阿尔及利亚和塞内加尔的独立为例，本书深入分析战后老牌帝国最终失败的再殖民化努力，非洲被殖民国家颠覆欧洲的话语，以自身历史和传统重塑非洲文明。 ★ 获2021年美国哲学学会雅克·巴赞文化史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