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作者简介

吕文林：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系主任，硕士生导师。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2001年6月至2002年8月，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访问学者。2008年9月至2009年7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访问学者。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国外理论动态》等期刊发表《人类环境保护史上的三个里程碑》等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日两国环境哲学比较研究”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项目及各类课题共20多项。独撰《环境友好论：人与自然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解读》、主编《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干部读本》，以及合著参编《哲学视野中的和谐社会》等20余部。

内容简介

精彩文摘1：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整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基础。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应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六项原则为根本遵循，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引领，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按照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要求，扎实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有效开展。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领导，健全党管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方面的领导体制机制和党内法规，确保党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中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第二，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落实政府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责任。维护农民生态环境权益，加强农民生态环境教育，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机制，鼓励和引导农民及社会力量参与、支持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第三，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农村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要统筹规划、分步实施。重点抓好农村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和饮用水水质卫生安全、农村改厕和粪便管理、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农村地区工业污染防治、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土壤污染治理、农村自然生态保护。 第四，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和发展走势分化特征，做好顶层设计，注重因势利导，分类施策，体现特色、丰富多彩。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不搞层层加码，不搞一刀切，不搞形式主义和形象工程，久久为功，扎实推进。结合各地实际，按照东中西部自然生态环境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采取不同的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对策和措施。 第五，依靠科技，创新机制。加强农村生态环保适用技术研究、开发和推广，充分发挥科技支撑作用，以技术创新促进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积极创新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政策，优化整合各类资金，建立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化投入机制。 精彩文摘2：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没有权威的定论，这里我们以全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和农业农村建设的系列指导性文件为依据，对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做一个尝试性的探索。 一、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代表了当今科技和产业变革方向，是*有前途的发展领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34.。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推进农业绿色发展，要以生态环境友好和资源永续利用为导向，推动形成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实现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严格保护。资源是经济发展之本。我国农业资源总量大、人均少、质量不高，主要农业资源人均占有量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普遍偏低。全面节约和严格保护资源，才能有效破解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资源难题，实现绿色发展的目标。一是树立节约优先的理念。要时时处处把节约放在前面，培育节约意识，养成自觉行为，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和高效利用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二是实施国家农业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乡村。三是加强耕地资源保护。坚持*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着力加强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着力加强耕地管控、建设、激励多措并举保护。四是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种质资源既是发展种业的种源，也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加强种子库建设，全面普查动植物种质资源，推进种质资源收集保存、鉴定和利用。五是强化渔业资源管控与养护。实施海洋渔业资源总量管理、海洋渔船“双控”和休禁渔制度，科学划定江河湖海限捕、禁捕区域，建设水生生物保护区、海洋牧场。 第二，推进农业清洁生产和循环利用。一是加强农业投入品规范化管理，健全投入品追溯系统。推进化肥农药减量施用，完善农药风险评估技术标准体系，严格饲料质量安全管理。二是实施循环发展引领计划，推进生产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加快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按照物质流和关联度统筹产业布局，推进园区循环化改造，建设工农复合型循环经济示范区。健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加强生活垃圾分类回收与再生资源回收的衔接。三是加快推进种养循环一体化，建立农村有机废弃物收集、转化、利用网络体系，推进农林产品加工剩余物资源化利用，深入实施秸秆禁烧制度和综合利用，开展整县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试点。推进废旧地膜和包装废弃物等回收处理。探索农林牧渔融合循环发展模式，修复和完善生态廊道，恢复田间生物群落和生态链，建设健康、稳定的田园生态系统，提升田园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 第三，着力解决农业生态环境突出问题。一是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深入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以农用地和重点行业企业用地为重点，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积极推进重金属污染耕地等受污染耕地分类管理和安全利用，有序推进治理与修复；要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加快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提高危险废弃物处置水平，夯实化学品风险防控基础，防止污染土壤和地下水。二是加快水污染防治。要系统推进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管理和水灾防治，大力整治不达标水体、黑臭水体和纳污坑塘，严格保护良好水体和饮用水水源。加大地下水超采治理，控制地下水漏斗区、地表水过度利用区用水总量，加强地下水污染综合防治。三是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要深入推进重点区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以化肥农药减量化、规模以下畜禽养殖和水产养殖等污染防治为重点，因地制宜建立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技术库；完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政策机制，健全法律法规制度，完善标准体系，优化经济政策，建立多元共治模式；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监督管理，建设监管平台，逐步提升监管能力。 二、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人居环境，是广大农民的殷切期盼，一些农村‘脏乱差’的面貌必须加快改变”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113114.。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要以建设美丽、宜居村庄为导向，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第*，强化典型示范。深入持久地学习并推广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经验，重点学习并推广浙江省坚持领导重视、统筹协调、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不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久久为功的精神和做法，进一步动员干部群众，振奋精神，明确目标，细化措施，促进工作不断进步。要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从典型示范总体转向面上推开。指导各地组织实施好各具特色的“千万工程”，提炼推广一批经验做法、技术路线和建管模式。 第二，着力提升村容村貌。良好的村容村貌不仅体现着一个村庄及其村民的精神风貌，而且有利于提升农民群众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我国村庄众多，这些村庄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们的生活习俗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村庄整治以及村容村貌的提升需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探索创新。要科学规划村庄建筑布局，大力提升农房设计水平，尽量保留原有房屋、原有风格、原有绿化，突出乡土特色和地域民族特点。村庄整治要立足已有的基础，量力而行，重点解决农民急需的道路、供水、排水等基础设施。整治公共空间和庭院环境，消除私搭乱建、乱堆乱放，切实使农村村容村貌得到根本改观，旧貌换新颜。 第三，建立健全整治长效机制。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标准体系。规范处置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规范保护农村饮用水源，规范防治畜禽养殖污染。全面推行环境网格化监管体系建设，建立县、镇、村（社区）三级“网格化”管理，夯实农村环境保护工作基础。各级环保部门对上级督查、媒体曝光、群众投诉、自行检查发现的环境问题，要建立环境日常监管台账，限期整改，限期销号。建立通报制度，及时督促整改，严肃追究问责，坚持明察暗访工作的规范化、常态化。注重培养先进典型，树立样板，召开现场会、推进会、表彰会，抓点带面，推进工作。按照“污染者付费”的原则，推行环境治理依效付费制度，健全服务绩效评价考核机制。 三、加强乡村生态保护与修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推进生态保护修复。要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深入实施山水林田湖一体化生态保护和修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77.。要大力实施乡村生态保护与修复重大工程，完善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制度，促进乡村生产、生活环境稳步改善，自然生态系统功能和稳定性全面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进一步增强。 第*，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要认真贯彻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以国家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为基础，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为重点，突出对国家重大战略的生态支撑，统筹考虑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地理单元的连续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实施以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重点生态区(含黄土高原生态屏障)、长江重点生态区(含川滇生态屏障)、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南方丘陵山地带、海岸带等“三区四带”为核心的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全面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 第二，建立健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制度。完善主体功能区制度，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健全国家公园体系，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着力解决因无序开发、过度开发、分散开发导致的优质耕地和生态空间占用过多、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完善天然林和公益林保护制度，进一步细化各类森林和林地的管控措施或经营制度。完善草原生态监管和定期调查制度，严格实施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制度，全面落实草原经营者生态保护主体责任。完善荒漠生态保护制度，加强沙区天然植被和绿洲保护。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湾长制、林长制，鼓励将河长、湖长、湾长、林长体系延伸至村一级。 第三，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必须建立在有效的体制机制基础上，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是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造成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长期存在的廉价或无偿的资源使用制度是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根本原因。因此，要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完善土地、矿产资源、海域海岛的有偿使用制度，加强环境税费改革，探索建立多元化补偿机制，完善生态保护修复资金使用机制，建立耕地草原河湖休养生息制度，着力解决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偏低、生产开发成本低于社会成本、保护生态得不到合理回报等问题。引导全社会树立生态产品有价、保护生态人人有责的意识，自觉抵制不良行为，营造珍惜环境、保护生态的良好氛围。 精彩文摘3：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几千年的农业生产历史。广大劳动人民在农业生产实践中不断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并将其系统化、理论化，形成了丰富的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思想。 一、“三才”和“三宜”思想 受中国原始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古人把天、地、人称为“三才”。《周易》*早提出了“天、地、人”三才之道的伟大思想。《周易·系辞下》中有：“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孟子·公孙丑下》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论断。《吕氏春秋·审时》提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强调“天、地、人”是农业生产的三要素。《管子·禁藏》中有言：“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这就是说，人们只有在农业生产中，做到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和谐与协调，才能出现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国富兵强的局面。《荀子·富国》中记有：“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西汉《淮南子》中说：“上因天时，下尽地力，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提出：“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南宋《陈旉农书》中说：“在耕稼，盔天地之时利，可不知耶”。由此可见，“三才”思想在古代就已深入人心。它牢固地培育了中华民族乐意与天地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人们认为天时、地利、人和的作用是影响生物生长发育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把农业生产看作生物、环境与人类相互作用的过程。 在“三才”思想基础上，中国古代又出现了时宜、地宜、物宜的“三宜”思想。“三宜”，就是强调因时、因地、因物制宜，合理安排农业生产。我们的先人早就懂得了这个道理。《诗经·秦风·车邻》中就有“阪（高地）有桑，隰（低洼地）有杨”的诗句。《孟子》中有“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的记载。《管子》中写道：“天时不祥，则有水旱不宜，则有饥馑”，“五谷不宜其地，国之贫也”。《淮南子·齐俗训》一书对“三宜”思想做了系统总结，指出“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并提出用二十四节气指导农事活动。西汉《氾胜之书》中说：“得时之和，适地之宜，田虽薄恶，收可亩十石”。《齐民要术》中明确写道：“入泉伐木，登山求鱼，手必虚；迎风散水，逆坂走丸，其势难。”在元代《王祯农书》的《农桑通诀》中有如下记载：“九州之内，田各有等，土各有产，山川阻隔，风气不同，凡物之种，各有所宜，故宜于冀、兖者，不可以青、徐论，宜于荆、扬者，不可以雍、豫拟。此圣人所谓‘分地之利’者也。”明代马一龙在《农说》中有言：“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而无所差失，则事半而功倍”。可见，我国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协调生物与环境关系的“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物制宜”的“三宜”思想，也是古代生态农业的重要理论基础。 二、“地力常新壮”农地可持续利用思想 土地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古人说：“民之所生，衣与食也；衣食所生，水与土也”。有了土地，人类才得以生产衣食，才得以果腹温饱。可以说，土地资源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使人类在生存的基础上创造出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粮”，这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对土地重要性的*为直接、准确的概括和总结。 早在两千二百多年前的《吕氏春秋·任地篇》中就有“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的论述，阐明了土壤肥沃与贫瘠的辩证关系，说明人的活动可以对土壤肥力起到调节控制作用。东汉初年的班固在《白虎通德论·天地》中指出：“地者，易也。言养万物怀妊，交易变化也。”他认为土壤可以变易、交易，如同怀孕生子一样，具有养育万物的功能，体现为播在土壤中的种子长出植株，再由植株变成种子。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与土壤之间在进行着施肥与取走农产品的交易。东汉郑玄对《周礼》的注释有“以万物自生焉，则言土。土，吐也”之论，还说“土者是地之吐生物者也，以人所耕而树艺焉则曰壤”。即把“万物自生”的土地称作“土”，也就是自然土壤；把“人所耕而树艺”的土地称作“壤”，也就是农业土壤，强调了人在成壤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 南宋著名农学家陈旉在《陈旉农书》中驳斥了“地久耕必耗”的观点，创造性地提出了“地力常新壮”的观点。他反对“或谓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的旧观点，而是主张“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土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当常新壮矣，抑何敝何衰之有？”元代的农学家王祯也认为：“田有良薄、土有肥饶，耕农之事，粪壤为急。粪壤者，所以变薄田为良田，化硗土为肥土也。”而且“所有之田，岁岁种之，土敝气衰，生物不遂，为农者必储粪朽以粪之，则地力常新壮而收获不减”。清代《三农记·粪田篇》也认为：“土有厚薄，田有美恶，得人之营，可化恶为美，假粪之力，可变薄为厚。”这些探索都说明土地贫瘠是相对的，人们可以采用作物轮作、土壤轮耕、合理施肥、利用微生物活动等有效措施，把用地和养地结合起来，在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同时培肥地力，以保证农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三、“桑基鱼塘”农业资源循环经济思想 “桑基鱼塘”是植桑养蚕同池塘养鱼相结合的一种综合经营方式，是我国珠江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地区先民的伟大创造。这些地区地势低洼，水患严重。当地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根据地区特点，利用池塘养鱼，池岸栽桑，以桑叶喂蚕，以蚕沙、蚕蛹等饲鱼，再以鱼类粪便肥田育桑，使栽桑、养蚕、养鱼三者结合，形成了“基种桑，塘养鱼，桑叶饲蚕，蚕屎饲鱼，两利俱全，十倍禾稼”的生产格局和桑、蚕、鱼、泥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避免了水涝，营造了十分理想的生态环境，收到了理想的经济效益，同时减少了环境污染，是一种科学环保的生产方式。 “桑基鱼塘”是利用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食物链传递等生态学原理而设计的一种农业生产模式，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在这个食物链中，桑树是生产者，蚕是一级消费者，鱼是二级消费者，鱼塘中的微生物则是分解者，物质在其中周而复始地循环，生生不息，废物得到全面的利用。在这种生态循环过程中，一个生产环节的产出是另一个生产环节的投入，使系统中各种废弃物得到多次循环利用，实现物质综合利用、循环再生和无废物生产，既减少了资源浪费，又避免了废弃物污染环境，成功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这种农业生产模式*大的优势是实现了农业资源充分循环利用，节约生产成本，在物质与能量的循环上符合协同进化原理，也是生态农业应遵循的原则。与之类似的综合经营方式还有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蔗基鱼塘、菜基鱼塘、果基鱼塘、花基鱼塘。 “桑基鱼塘”这种水陆相依、互为补给的基塘人工生态系统是我国东南部水网地区人民在水土资源利用方面创造的一种传统复合型农业生产模式。据《陈旉农书》记载，“若高田视其地势，高水所会归之处，量其所用而凿为陂塘，约十亩田卽损二三亩以潴畜水……堤之上，疏植桑柘，可以系牛。牛得凉荫而遂性，堤得牛践而坚实，桑得肥水而沃美，旱得决水以灌溉，潦卽不至于弥漫而害稼”。证明南宋初期江南太湖一带的基塘农业已有一定规模。明末清初文学家屈大均在其所撰著的《广东新语》一书中这样写道：“广东农民往往弃肥田以为基，以树果木，基下为池以畜鱼，池大的至数十亩。又矶围堤岸皆种荔枝、龙眼……以淤泥为墩，高二尺许，使潦水不及，以葛荔盖覆，烈日不及。”在珠江三角洲，在16世纪初就形成了著名的基塘系统，并逐步扩展。到18世纪由于蚕丝贸易的发展，该地区的桑基鱼塘得到迅速发展，“池内养鱼，堤上植桑，毫无弃废之地”，因而出现了“桑茂、蚕壮、鱼肥大,塘肥、基好、蚕茧多”的景象。 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距今2500多年历史。湖州和孚镇是中国传统桑基鱼塘系统*集中、*大、保留*完整的区域，现有近4000公顷桑地和10000公顷鱼塘，拥有我国历史*悠久的综合生态养殖模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为“世间少有美景，良性循环典范”。其中，区域内菱湖镇射中村于2004年6月就已经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亚太地区综合养鱼培训中心的桑基鱼塘教学基地。同时，桑基鱼塘系统也得到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科学委员会委员和高级培训班学员的高度赞赏与肯定。而和孚镇荻港村蚬壳湾里的67.13公顷桑地和鱼塘，已被划为桑基鱼塘系统核心保护区。2014年5月，湖州桑基鱼塘系统入选原农业部公布的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2017年11月23日，“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通过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评审，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8年4月19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国际论坛上，“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正式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证书”。 四、利用生物多样性防治农业自然灾害的思想 生物防治是利用有益生物或其他生物来抑制或消灭有害生物的一种防治方法。生物防治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利用自然界物种间的食物链关系防治害虫是我国古代生态农业的杰出成就之一。 晋代稽含在《南方草木状》中描述了市场上卖的一种黄蚁，这种蚁连同树上的巢一并出售，个头大于常蚁。桔园中如果没有它，果实将会被蠹虫损伤殆尽。这是世界上以虫治虫的*早记载，同时也是世界*早的生物防治先例。 《齐民要术》指出，大多数作物不宜连种，需合理轮作。例如，“谷田必须岁易”（《种谷篇》）、“麻，欲得良田，不用故墟”（《种麻篇》）、“稻无所缘，唯岁易为良”（《水稻篇》）。谷子连作就会“莠多而收薄”，麻连作就会“有点叶、夭折之患”，稻连作就会“草稗俱生，芟亦不去”。《齐民要术》还记载：将豆科作物和其他作物轮作或间作，既可增进地力，又可增加产量；在葱地中套种芫荽，随时供食用，也不会妨碍葱的生长；在桑树下常常刨一刨，种些绿豆、小豆，这两种豆很肥美，又保持土壤润泽，对桑树有好处。这种间作套种、优化组合，符合系统自适应机理，多种作物既相互影响、协调同步，又使系统与环境相适应，从而显示出一种整体效应。 唐代刘恂在《岭表录异》中记载：“新泷等州，山田栋荒，平处以锄锹，开为盯瞳，伺春雨，丘中贮水，即先买鲩鱼子散水田之中，一二年后鱼儿长大，食草根并尽，即为熟田，又收鱼利，乃种稻，且无稗草，乃齐民之上术也。”这种稻田养鱼方法，利用鱼食水草、鱼粪肥田的共生关系，达到除草、养鱼、肥田的目的，在南方稻区至今广泛应用，效益明显。 宋代《陈旉农书》中记载了桑与苎麻搭配间种，由于二者根系伸入土中深浅不同，在土壤中占据的空间层次不同，生长期互不影响，而每次施肥又能同时受益。 元代《农桑辑要》对桑树与作物的关系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总结，书中指出并不是所有的粮食作物都适合与桑间套作，如谷子易引起土壤干旱，影响桑叶质量，还会引起病虫害；高粱枝叶高大，与桑的植株高度相当，会影响田间通风透光度，使两种作物的生长都受到影响，所以桑间要套矮秆作物，在地面空间上分出层次。并指出绿豆、黑豆、芝麻、瓜芋等适宜与桑间作的作物品种。 明代朱国桢的《涌幢小品》记有：“开荒时，先种芝麻一年，后种五谷，盖芝麻能败草木之根。”以达到减少新开垦地的杂草的目的。明代《谓崖文集》记载，广东顺德一带水田中有一种小蟹以稻谷的嫩芽为食，是水稻之害。由于鸭可食蟹，当地农民便在水田中养鸭，这样既生产了鸭肉、鸭蛋，又消灭了危害水稻的螃蟹和害虫，鸭粪又肥了稻田，实现了一举三得。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总结了棉稻轮作防治虫害的经验：“凡高仰田，可棉可稻者，种棉二年，翻稻一年，即草根溃烂，土气肥厚，虫螟不生，多不得过三年，过则生虫”。 清代《治蝗全法》记载：“咸丰七年四月，无锡军山、章山，山上之蝻，亦以鸭七八百捕，顷刻即尽。”湖北《蒲圻县乡土志》也载：“咸丰七年大旱，飞蝗蔽天……蝗子初生……编竹枝为巨帚，随在捕之，或驱鸭食之，立尽。”由此可见，以鸭治蝗蝻效果良好，而且如在稻田中养鸭，还能捕食飞虱、叶蝉、稻蝽、粘虫、负泥虫等多种害虫，同时能起到中耕除草作用。清代黄可润在《谷菜同畛》中介绍了河北无极一带农民的粮菜组合形式：“无极农民，种五谷，棉花之畦，多种菜及豆，以附于畦。盖谷与菜共畛，不惟不相妨，而反有益，浇菜则禾根润，锄菜则谷地松，至谷熟菜可继发矣。”中国传统农业技术在农田作物多样性的利用方面更为丰富。 在防治有害生物上，人们懂得利用有害生物的天敌控制其危害，达到持续、高效的防治效果，有利于生态平衡。如依靠鸟类来捕食蝗虫、用蚁类防治柑橘树的蛀虫、用猫头鹰捕鼠等，利用自然界中生物相生相克的原理来治理虫灾，这样既能消除虫灾，又不会导致作物减产变质，是几千年来我国劳动人民在农业生产中探索出的智慧结晶。 五、保护和合理利用农业自然资源的思想 农业生产既是经济的再生产过程，同时又是自然的再生产过程，这一特征决定了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自然资源，是农业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管子·轻重甲》言“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管子·立政》中有“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植成，国之贫也”的说法这些都说明保护农业生态资源的重要意义。《管子·权修》中云“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管子·八观》中云“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罔罟必有正”。《管子·七法》中云“百姓、鸟兽、草木之生，物虽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这些论述都强调自然是慷慨的，人类善待自然，按照大自然规律活动，取之有时，用之有度，自然就会馈赠人类。 我国在保护和合理利用农业自然资源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战国时代，孟轲就主张“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荀子·王制》中有言：“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洿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吕氏春秋》中，以月令的形式，对何时伐木、烧草、捕兽、捉鱼均有提及，并指出：“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淮南子·主术训》中记载：“畋不掩群，不取麛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罝罦不得布于野；獭未祭鱼，网罟不得入于水；鹰隼未挚，罗网不得张于溪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孕育不得杀，鷇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意思是，田猎时不杀光群兽，不捕捉鹿子、麋子，不放干池沼捞鱼，不焚毁森林打猎。没到豺狗捕杀弱兽的十月，不准在野外张布罗网；不到水獭捕杀鱼群的初春时节，不准在水域撒网下罾；不到老鹰鹘鸟捕杀食物的立秋时节，不许在山谷张设罗网；草木开始凋落的九月以前，不准进山林动斧开锯；昆虫开始蛰伏的十月以前，不准烧田。怀胎的母兽不准捕杀，正在孵化的鸟蛋不准摸取，鱼没长到一尺长不许捕捞，猪不满一岁不准宰杀。 相传大禹治水后，就颁布了保护自然资源的法令。据《逸周书·大聚解》记载：“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有人说这是中国*早的关于保护自然资源的法令。但也有人说，周文王颁布的《伐崇令》，有文“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这应该被誉为世界上*早的环境保护法令。我国古代很早就有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上升为国家管理制度，专门设立掌管山林川泽的机构，制定政策法令，这就是虞衡制度。后来不少朝代也都有保护自然的律令并对违令者重惩。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意思是钓鱼而不用网去捕鱼，只射飞鸟而不射巢中歇宿的鸟。到了秦代，则有了内容更为翔实和完备的自然资源保护法令，如《秦律·田律》规定：从春季二月开始，不准进山砍伐树木；不准堵塞林间水道；不准入山采樵，烧草木灰；不准捕捉幼兽、幼鸟或掏鸟卵，不准用药物毒杀鱼鳖等。以上禁令到七月才解除，并规定了对违禁者的处罚措施。自秦以后，一直到清代，历代王朝几乎都制定了类似的法律条文。这些法律条文的制定和实施，对于保持各种生物资源的再生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精彩文摘4： 资源是经济发展之本。我国资源总量大、人均少、质量不高，主要资源人均占有量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普遍偏低。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资源，降低能耗、物耗，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才能有效破解我国发展面临的资源难题，实现绿色发展的目标。 一、大力推进节能减排 节能减排包括节能和减排两个方面，就是节约能源、降低能源消耗和减少污染物排放。减排必须加强节能技术的应用，以避免因片面追求减排而造成能耗激增。节能就是加强用能管理，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以及环境和社会可以承受的措施，从能源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降低消耗、减少损失、制止浪费，有效、合理地利用能源。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节能减排工作，他指出：“要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我国能源利用方式粗放，能源效率偏低，能源消费总量过多。国家统计局统计，二〇一三年能源消费总量为三十七亿五千万吨标煤，但各地统计数汇总结果可能远大于这个数。我国能源消费量占到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二，而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占世界的百分之十一点五。这就是说，我国单位能源产出效率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敞开口子消费能源，不仅我国资源、环境不可承受，全球资源、环境也难以承受。如果我国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每年就可以少用一半能源。节能即减排，少用一半能源，就能大量减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PM2.5排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5960.同时强调：“要大力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要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强节能降耗，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确保国家能源安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45.在现实生活中，要充分发挥节能与减排的协同促进作用，全面推动重点领域节能减排。严格执行建筑节能标准，加快推进既有建筑节能和供热计量改造，从标准、设计、建设等方面大力推广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上的应用，鼓励建筑工业化等建设模式。把节能减排作为转变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方式的重要抓手，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农业、低碳农业，以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为关键环节，以节肥、节药、节水、节能和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推广为工作重点，通过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等方式，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污染排放，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保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促进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加强节能农业机械和农产品加工设备的推广应用，强化农业机械设备的能耗检测，加快落后农业机械的更新换代，研究淘汰高耗能、高排放农机的经济补偿方式。在农村地区推广应用太阳能、风能、微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和产品，鼓励农民使用太阳热水器、太阳灶，因地制宜发展光伏发电。 二、大力发展循环农业 1961年，苏联宇航员加加林驾驶的东方一号宇宙飞船进入太空，震撼世界，影响深远。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受到启发，于1965年提出了“宇宙飞船理论”。他将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比作一架在茫茫宇宙中飞行的“飞船”。他认为，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人类依靠不断消耗自身有限的资源而生存，但人口及经济的迅速增长终将耗尽“飞船”有限的资源，同时排出的各种废弃物也将充斥“飞船”的内舱，其结果是“飞船”因内耗而毁灭。因此，人类必须改变传统单向度的“自然资源—产品和用品—废物排放”的“线性经济模式”，尽快减少生产和消费的流量，避免对自然资源的损害以维护自然资源的存量，只有建立资源利用的“闭路循环”，才能提高资源的循环利用能力，唯有如此，人类可持续发展才是可能的。这就是著名的“宇宙飞船理论”。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这一理论奠定了循环经济的思想基础。但笔者认为，马克思早于鲍尔丁大约一百年提出的物质变换思想，就是循环经济思想的*初表述，因此马克思才是循环经济思想的奠基人或者开创者。 循环经济是指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摒弃“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经济模式，实现物质循环流动的经济。“3R原则”是循环经济*重要的实践操作原则，是指减量化(Reduce)原则、再利用(Reuse)原则、再循环(Recycle)原则。减量化就是用较少的原料和能源投入来达到既定的生产目的或消费目的，要求从经济活动的源头就注意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再利用要求制造产品和包装容器能够以初始的形式被反复使用。再循环要求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完成其使用功能后能重新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而不是不可恢复的垃圾。所以有人说“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再循环的过程实质是垃圾资源化利用的过程。 循环农业是循环经济思想在农业领域中的具体应用，在未来农业发展过程中将大有可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水源地保护和用水总量管理，推进水循环利用，建设节水型社会。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严格土地用途管制。要加强矿产资源勘查、保护、合理开发，提高矿产资源勘查合理开采和综合利用水平。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45.发展循环农业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循环农业就是运用可持续发展思想和循环经济理论，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充分利用高新技术的基础上，调整和优化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结构及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系统物质和能量的多级循环利用，严格控制外部有害物质的投入和农业废弃物的产生，*大限度地减轻环境污染，使农业生产经济活动真正纳入农业生态系统循环中，实现生态的良性循环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加快建立循环农业体系，提高全社会资源产出率。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实行垃圾分类回收，推进秸秆等农林废弃物以及建筑垃圾、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发展再制造和再生利用产品，鼓励纺织品、汽车轮胎等废旧物品回收利用。推进煤矸石、矿渣等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积极组织开展循环农业示范行动，大力推广“种养”相结合的综合利用模式、畜禽粪便还田模式、畜禽沼气作物生态模式、畜禽作物相结合模式、水稻养鸭共育生态模式、农牧林生态农庄模式、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等循环农业典型模式。 三、大力加强资源节约 节约资源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在保护生态环境问题上尤其要确立这个观点。大部分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原因是来自对资源的过度开发、粗放型使用。如果竭泽而渔，*后必然是什么鱼也没有了。因此，必须从资源使用这个源头抓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4445.在现实生活中，要树立节约优先的理念，时时处处把节约放在前面，培育节约意识，养成行为自觉。就节水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讲话，他强调：“农业是用水大户，也是节水潜力所在，更是水价改革难点。提高农业水价会增加种地成本，但不提价、用水成过，难以实现农业节水。现在做好人，不增加农民负担，以后地下水采光后，就不只是一个负担增不增加的问题了。要敢于碰一些禁区，拓宽思路，通过精准补贴等办法，既总体上不增加农民负担，又促进农业节水。”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106.要大力发展节水农业。加强用水需求管理，以水定需、量水而行，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建立健全农业节水技术产品标准体系。建设一批高标准节水农业示范区，大力普及喷灌、滴灌等节水灌溉技术，加大水肥一体化和涵养水分等农艺节水保墒技术推广力度。筛选推广一批抗旱节水品种，稳步推进牧区高效节水灌溉和饲草饲料地建设，严格限制生态脆弱地区抽取地下水灌溉人工草场。积极开发利用再生水、矿井水、空中雨水、海水等非常规水源，严控无序调水和人造水景工程，积极探索水价改革方案，提高水资源安全保障水平。还要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矿产等资源，加强全过程管理，大幅降低资源消耗强度。要按照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高效率的原则，加强土地利用的规划管控、市场调节、标准控制和考核监管，严格土地用途管制，推广应用节地技术和模式。 四、加大可再生能源开发力度 无论从能源安全还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可再生能源都将成为新能源的战略选择。可再生能源通常包括太阳能、生物质能源、风能、水能、海洋能和地热能，是广泛存在、用之不竭并*终可以依赖的初级能源，可以替代化石燃料，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农村清洁能源主要来源于太阳能、风能、水能和沼气能等生物能源。就长远能源战略而言，太阳能、风能、生物能源将成为我国农村清洁能源的主力军，将是今后我国摆脱依赖别国能源的*有效途径。 我国农村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可以开发多种可再生能源。一是我国农村地理条件具有多样性，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如平原上开阔的场地，有利于开发太阳能、风能；山区众多的水量丰沛、水流湍急、落差巨大的河流，可以发展小水电；沿海地区的潮汐、海风、海浪等，也可用来发电。二是我国农作物种植广泛，农副产品丰富。种植业生产的粮食可以制造酒精服务于工业和医疗，产生的大量秸秆如玉米秸秆、麦秸、稻草、高粱秆等，是上好的燃料，可用来发电和生产燃气，同时秸秆作为纤维质原料，也可以生产酒精。三是农村养殖业的扩大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增加，导致粪污和生活垃圾越来越多。从目前来看，这是农村环境的重要污染源。但是如果用于能源开发，则是取之不竭的资源。养殖业及生活排出的粪污可以用来制造沼气，生活垃圾可以集中起来燃烧发电。这样，农村发电可以不用煤，酒精可作为汽油的替代物，沼气可作为天然气、煤的替代物。利用农村自然条件和生产生活条件，大力开发利用新的可再生能源是切实可行的，并且发展前景极为广阔。这必将影响我国的能源格局和能源结构，减少我国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增强能源的整体供给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保证能源安全、经济平稳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大力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不仅是我国美丽乡村建设的必然选择，也是基于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考虑，更是解决人类能源与环境问题的*终途径。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要求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可再生能源在今后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重要地位，抓住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机遇，在我国农村大力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彻底变革不合理的能源消费结构。 书既注重全国宏观脉络梳理、经验阐释，又注重地方特色和典型案例剖析；既注重政策的顶层设计研究，又注重地方群众首创探索、实践研究；既注重理论阐释、经验总结，又注重实践历程性梳理。丛书将为深刻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经验，进一步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发挥重要作用。作为套书的一种本书也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