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外交史

作者简介

陈奉林，1962年生，1985年本科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学系，1992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2年博士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日本早稻田大学访问学者，早稻田大学中华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曾任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日本史、东北亚史、东南亚近现代史、东方外交史。2010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中日美关系与台湾问题”中“冷战前期的日台关系”部分。在《世界历史》等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内容简介

"中国很早就知道利用外交进行国家间的交往，以春秋时期为例足以说明问题。春秋时期就形成了一套外交理论、原则、方法与行为方式，出现了外交机构与外交使节，形成具有中国古典特色的外交思想与艺术，为后世留下太多的外交实例。这一时期外交活动的主题是以争霸与反争霸、掠夺与反掠夺为中心展开的。进入秦汉时代发展成为地区性大国之后，利用派遣使节处理同周边国家与民族的关系，遣使、朝贡、定约、和亲以及互市贸易等成为联系中原政权与周边国家与民族的重要纽带。与此相联系，中国的正史也把中外交往交流纳入史书的记载。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正史的《史记》设有《大宛传》，前四史《后汉书》中的《西域传》记录的是中国与西亚及阿拉伯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这足以说明中国对交往的重视。中国外交以其农业文明时期特有的模式存在了数千年，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本身就是奇迹。中国是传统的农业文明国家，不同于游牧和工业文明国家，其外交思想和行为多少带有某些农业文明的乡土味特征。 据形成于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2 世纪的《摩奴法典》可知，印度的外交官堪称智慧、和蔼与仪表堂堂的典范。他们忠于职守且精通各种法律知识，沉着老练，机警圆滑，能言善辩，处变不惊，从事着神圣而崇高的职业，使印度自古以来就与西亚、欧洲、非洲、东亚各国保持着密切的外交关系。《摩奴法典》规定：“战争与和平系于使节。” 可见，外交对于国家是何等的重要，外交官的任务又是何等的艰巨。正因为印度的外交官具有了良好的个人素质，故而能在国际事务中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使国家的利益不受外来侵害。他们根据国家形势需要，有时与敌国使节讲和，有时离间敌人的盟国，充分利用外交游说与谈判艺术，达到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摩奴法典》规定：“国王通过自己的使节，充分获悉外国君主的一切计划企图后，要采取最大的防御措施，使其绝不能为害自己。”古今中外，都把防患于未然、“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使节努力完成的崇高使命，外交活动成为关系国家安危与生存发展的重要手段。 相比之下，欧洲的外交创制比较早，对后来世界各国影响很大，逐渐为各国所接受。这是制度、体制与观念的进步，也是人类整体制度文明的演进。 13世纪和14世纪的意大利各城邦国家间就建立了外交官职业， 15世纪意大利各国开始了常驻使节的派遣，并扩展到了西洋各国。这种外交官制度伴随着欧洲文明的扩张而向全世界扩散，是脱离了中世纪后进入近代文明国家的标志，也是值得东方国家学习的地方。 " 以本土资源与史观为基础的外交史研究，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