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位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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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挨打，但蒋梦麟还是回到私塾，继续那苦不堪言的读书生活。 他说：“在最初几年，家塾生活对我而言简直像监狱，唯一的区别是：真正 监狱里的犯人没有希望，而家塾的学生们都有着前程无限的憧憬。所有的学 者名流，达官贵人不是都经过寒窗苦读的煎熬吗?”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忍 受监狱似的煎熬。他还说，如果没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万般 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名言警句的激励，他早就跑到上海经商去了。因此 他认为：“理想、希望和意志可以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最重臻因素。教育如 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 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 一个重要因素。”(同上，第31页) 平心而论，蒋梦麟最初的理想还是属于传统社会的一种个人奋斗，但是 这种个人奋斗与国家社会是联系在一起的。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在《任鸿隽与四川大学》一文中，曾经引述陈 衡哲对女儿任以都说过的一段话，也谈到这个问题。她说：“我们那一代人 出去留学，都有一个理想，就是学成归国，要为国家、人民尽点心力、做点 事。你们这一代却根本对公众的事，没有什么理想，只愿念个学位，找份好 差事，这算什么?”当年任以都因为思想激进，一再痛骂士大夫祸国殃民。 但陈衡哲对她说：“你知不知道士大夫阶级为国家、人民做过多少事?真正 的士大夫，处处为国家、人民着想，从不考虑个人利害，这样过一辈子才算 是有意义的。”直到晚年，任以都对母亲的这番话还记忆犹新。她说：“他 们那一代，不但开辟了很多新路径、新园地，为日后中国的发展打下良好的 基础，也满怀崇高的理想与抱负，一心要为国家、人民贡献心力。”(《任 以都先生访问纪录》第120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八十二年出版) 蒋梦麟比任鸿隽夫妇略大几岁，士大夫气质在他身上也有明显的表现。 P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