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东渐与近代社会

作者简介

熊月之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文史馆研究馆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著有《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冯桂芬评传》《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等，主编《上海通史》《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等。

内容简介

研究模式移用与学术自我主张 ——基于“中国中心观”的思考[1] 最近三十多年来，中外史学界交流日益便捷频繁，人员之相互往来，资料之互通有无，理论、方法之互相启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与繁荣。欧美史学界种种新理论、新方法、新史料，持续被介绍与引进，给中国史学界吹来阵阵新风。但是，在引进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对于某些研究模式的简单移用，缺少深刻的理性反思。“中国中心观”的移用，就是一例。 一 美国一部分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模式，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发生明显转变，就内容而言，由先前研究政治史、制度史、中外关系史与思想史为主，转而以研究经济史、社会史为主，区域、城市、企业、工人、农民、妇女、同乡组织、帮会等成为重要议题。这种转变，用美国学者保罗.柯文（Paul A. Cohen）的概括，就是由“冲击—回应”模式向“中国中心”模式的转变。 这种转变的发生，既与美国学界对中国研究学术变迁内在逻辑有关，也与这些学者研究环境的变化有关。美国五六十年代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年长一些的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 ，1910-1990）等，多有从事外交活动与外交史研究背景，年轻一些的如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1916-1999）、芮玛丽（Mary C. Wright, 1917—1970）、列文森 （Joseph R. Levenson, 1920–1969）等，他们学术研究生涯中最有创造力的阶段，恰值国际上两大阵营冷战时期，无法进入中国大陆进行实地考察、获取过细的资料，而研究外交史、制度史与思想史，则可以通过解读官方档案与精英著作展开。撰写《美国与中国》（费正清，1948）、《中国对西方的回应》（费正清，1954）、《东亚文明史》（费正清与赖肖尔等，1960），剖析严复（史华慈）、梁启超（列文森）等人思想，是他们最合理的选择。 及至他们学生一辈，孔飞力(Alden Kuhn，1933-2016)、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1936-）、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1937-2006）等成长起来以后的六七十年代，有两方面的因素促使其研究路径发生变化：一是社会环境与获取资料条件的改变。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沼，青年学者奋起对帝国主义与侵略战争进行反思与批判。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美国学者进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机会越来越多，接触到的鲜活资料越来越丰富，了解的中国越来越立体化。二是思想环境的变化，欧美学界社会科学的繁荣，特别是法国年鉴派史学思想在欧美世界的广泛传播，渗入到美国史学界。年鉴派史学强调的长时段、小范围、目光下移与综合性研究的取向，对美国的中国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于是，研究长时段的《中国的农业发展:1368-1968》（珀金斯，1969）、《改变中国:在华的西方顾问，1620-1960》（史景迁，1969）、《中国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魏斐德等，1975），研究地区与基层的《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和社会结构》（孔飞力，1970）、《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周锡瑞，1976）、《华北的叛乱者和革命者，1845-1945》（裴宜理，1980）等，相继问世。八十年代以后，研究地区与基层的著作成批涌现，包括研究华北地区（黄宗智）、汉口社会（罗威廉）、北京黄包车夫（斯特兰德），其中以近代上海各种社会阶层、群体为研究对象的最为突出，诸如警政（魏斐德）、资本家（高家龙）、工人罢工（裴宜理）、学生运动（华志建）、银行职员（叶文心）、苏北人（韩起澜）、同乡组织（顾德曼）、妓女（安克强、贺潇）等。 对于这种由多重因素综合影响下的学术转变，美国学者曾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进行概括与分析，柯文将其概括为由“冲击—回应”向“中国中心”模式的转变。他在1984年出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对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传统中国研究模式进行批评，对六七十年代以后美国的中国研究所出现的新趋向进行评述，称其为“中国中心观”。柯文认为，以费正清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学者，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这个模式来解释近代中国历史，严重夸大了西方冲击的作用。这种西方中心取向的症结，在于把西方这种局外人的狭隘观点强加在中国历史之上，而对于什么是变化，哪种变化才是重要的，这些都是由西方来界定的。[2] 柯文著作被翻译成中文，1989年在中国出版，后来一版再版，还出了修订本，并被译为日文、韩文，影响之大，完全出乎柯文本人的预料[3]。尤其在中国，此书所受关注程度之高，影响范围之广，时间之长，远在其他一般海外汉学著作之上。笔者以“在中国发现历史”与“中国中心观”为关键词在知网上搜索，共得文章36篇，包括一篇博士论文与两篇硕士论文，时间截止2015年，中国几乎所有重要史学刊物都有介绍或评论。[4] 对于此书的影响，罗志田在2004年称，“‘在中国发现历史’取向，近年受到许多国人赞赏或仿效”，此书“引用率甚高，‘在中国发现历史’一语几成口头禅”。[5]李学智在2010年归纳学界的反应：或称柯文“中国中心观”的理论体系建立在较精密和周全的论证上面，并以各种历史事实加以验证，基础比较扎实；或认为这一模式是建立在对“西方中心观”模式的批判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实践基础之上，值得肯定；或认为柯文试图超越西方“现代性”冲击中国传统社会的旧说，打开了一扇透视中国近代史的新视窗，评论各有侧重，但从总体上说，对“中国中心观”多予肯定[6]。还有人称，此书在大陆的译介，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共鸣和推重”。[7]当然，其中有不少富含学理的批评性讨论，汪熙、罗志田、李学智、夏明方、朱浒、杨剑利等人，对柯文著作都有颇为深入的剖析与批评。 各位学者感受到的“引用率甚高”、“轰动、共鸣和推重”，是有坚实的经验基础的。且不说我们时常能在各种会议上听到人们对“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毋庸置疑的肯定与强调，在各种论著中看到人们对“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持续引用与讨论，即以数量众多的近代史研究生论文选题而言，尽管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但还是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以中外关系史、西学传播史为题的，明显地不如区域史、社会史、经济史受欢迎，因为前者更容易与“冲击-回应”模式相关联，而后者更易于从“在中国发现历史”角度去发挥。 对于《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本身的内容与评价，学界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介绍与评论，毋庸赘述。笔者想探究的是，到底是哪些因素促使了此书在中国的“轰动、共鸣和推重”，其背后的机理是什么？ 适读人群 ：历史学爱好者，关注中国历史的读者 深入剖析西风东渐下近代中国社会的全球化道路进程 为回应全球化问题提供难得的地方性知识 全球化带来两个截然不同的后果，一是趋同，一是显异。 西风东渐的过程，既是对外部世界了解逐渐加深的过程，也是将中国固有文化置于全球背景下、与其他文化比较的语境中重新解读的过程。 发生在近代的全球化，以资本逐利、文化扩展为内力，以工业化、城市化与民主化为利器，从欧美出发，越过崇山大洋，向亚洲、非洲等地四散奔袭。这波全球化，具有以优汰劣、以强凌弱的不容分说、不可抗拒特性。 （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既是了解、学习西方的进程，也是在全球化道路上由被动而主动、由自在而自觉的不断迈进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