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学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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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之进步 中国学术，除文学不能有绝对的完成外，其余的 到了清代，已渐渐告成，告一结束。清末诸儒，若曾 国藩、张之洞辈都以为一切学问，已被前人说尽，到 了清代，可说是登峰造极，后人只好追随其后，决不 再能超过了。我以为后人仅欲得国学中的普通学识， 则能够研究前人所已发明的，可算已足，假使要求真 正学问，怕还不足罢！即以“考据”而论，清代成就 虽多，我们依着他们的成规，引而伸之，也还可以求 得许多的知识。在他们的成规以外，未始没有别的途 径可寻，那蕴蓄着未开辟的精金正多呢！总之，我们 若不故步自封，欲自成一家言，非但守着古人所发明 的于我未足，即依律引申，也非我愿，必须别创新律 ，高出古人才满足心愿。这便是进步之机。 我对于国学求进步之点有三： 一、经学以比类知原求进步。 二、哲学以直观自得求进步。 三、文学以发情止义求进步。——毕竟讲来，文 学要求进步，恐怕难能呢？ 清代治经学较历代为尤精，我在讲经学之派别时 已经讲过。我们就旧有成规再加讲讨，原也是个方法 。不过“温故知新”仅“足以为师”，不足语于进步 。我们治经必须比类知原，才有进步。因前人治经， 若宋、明的讲大体，未免流于臆测妄断；若清代的订 训诂，又仅求一字的妥当，一句的讲明，一制的考明 ，“擘绩补苴”，不甚得大体。我们生在清后，那经 典上的疑难，已由前人剖析明白，可让我们融会贯通 再讲大体了。 从根本上讲，经史是决不可以分的。经是古代的 历史，也可以说是断代史。我们治史，当然要先看通 史，再治断代的史，才有效果，若专治断代史，效果 是很微细的。治经，不先治通史，治经不和通史融通 ，其弊与专治断代史等，如何能得利益？前人正犯此 病。所以我主张比类求原，以求经史的融会，以谋经 学的进步。如何是比类求原？待我说来！经典中的《 尚书》《春秋》，是后代“编年”“纪传”两体之先 源。刘知幾曾说“记传”是源于《尚书》，“编年” 是源于《春秋》，章学诚也曾说后代诸史皆本于《春 秋》。这二人主张虽不同，我们考诸事实，诸史也不 尽同于《尚书》《春秋》，而诸史滥觞于彼，是毫无 疑义的。所以治经：对于“制度”，下则求诸《六典 》《会典》诸书，上以归之于《周礼》《仪礼》。对 于地理，下则考诸史及地舆志，上以归之于《禹贡》 及《周礼·职方志》。即风俗道德，亦从后代记载上 来源于经典。总之，把经看作古代的历史，用以参考 后世种种的变迁，于其中看明古今变迁的中心。那么 ，经学家最忌的武断，琐屑二病，都可免除了。未来 所新见的，也非今日所可限量呢！ 中国哲学在晋代为清谈，只有口说，讲来讲去， 总无证据。在宋、明为理学，有道学问、尊德性之分 ，自己却渐有所证。在清代专在文字上求，以此无专 长者，若戴东原著《孟子字义疏证》，阮芸台讲性命 ，陈兰甫著《汉儒通义》，也仅在文字上求、训诂上 求，有何可取！要知哲理非但求之训诂为无用，即一 理为人人所共明而未证之于心，也还没有用处的，必 须直观自得，才是真正的功夫。王阳明辈内证于心， 功夫深浅各有不同，所得见解，也彼此歧异，这也是 事实上必有的。理，仿佛是目的地，各人所由的路， 既不能尽同，所见的理，也必不能尽同；不尽同和根 源上并无不合呢！佛家内证功夫最精深，那些堕落的 就专在语言文字上讲了。西洋哲学，文字虽精，仍是 想象如此，未能证之于心，一无根据，还不能到宋学 的地步，所以彼此立论，竟可各走极端的。这有理论 无事实的学问，讲习而外，一无可用了！近代法国哲 学家柏格森渐注重直觉，和直观自得有些相近了。总 之，讲哲理决不可像天文家讲日与地球的距离一样， 测成某距离为已精确了。因为日的距离，是事实上决 不能量，只能用理论推测的，那心像是在吾人的精神 界，自己应该觉得的。所以，不能直观自得，并非真 正的哲理，治哲学不能直观自得便不能进步。P33－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