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大先生吴汝纶

作者简介

吴春生，安徽桐城人，深圳市翠园中学教师，教育部表 彰的全国优秀班主任，国家级骨干教师培训班首届学员，安 徽省优秀教师，深圳市优秀教师。1989年9月至2003年 2月在安徽省桐城中学工作，2003年3月调至深圳市翠园 中学任教，曾任语文科组长。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教育教学 论文11篇，有教育文集《风过留痕，我在翠园的教育叙事》)， 主编、参编校本教材及教辅用书5本，在纸质及电子媒体发 表散文随笔等各类文稿20余万字。

内容简介

第一章　科场连捷 纵观科举考场，从秀才、举人、进士，“一试辄中”的人可谓凤毛麟角，吴汝纶学霸级的考试成绩，重要的是在思想上的成熟，写有“思想”的八股文，一举登上科举考试的巅峰。桐城，因为桐城派，曾经被誉为“文章甲天下”，桐城派古文是打开科举大门的利器，吴汝纶凭借满腹桐城派古文，走出桐城，走向人生更加广阔的舞台。 1.兄弟二人桐城县赶考 同治二年（1863年）农历九月的一天，天刚蒙蒙亮，安徽省桐城县南乡老桥村吴牛庄（今属铜陵市枞阳县），背负行囊的兄弟二人，从一户农家走了出来。 晨风微凉。高大的枫香树，在九月纯净的天空枝桠静穆，粼粼的池塘，闪着秋的波光，四周田畈黑乎乎的静默着，抬头不远处的玉屏山，濡染出一副笔架的模糊轮廓。 哥哥吴汝经，三十一岁，弟弟吴汝纶，二十四岁。 他们这么早出门，是去桐城县赶考，他们是去考“秀才”。徒步八十多里，还要背着应考的行囊，要有足够的体力。 同治元年（1862年），湘军攻陷安徽大部，太平军退守南京，安徽境内的战事基本结束。清政府的统治秩序在安徽又重新建立，层层筛选士子的科举考试自然也很快恢复了。 战乱将近十年，吴汝纶从一个十四岁的翩翩少年，长成了一个二十四岁的大小伙子。在松脂的熏照中，早就吃透了古文章法，摩拳擦掌，就等着正式考试这一天了。 大哥吴汝经因为战乱，错过了人生最好的应试时光，但有机会仍然不会放弃。咸丰八年（1858年），江南处在战乱之中，大哥吴汝经通过父亲朋友的帮助，曾经在京城“异地”考了一次，只不过运气不佳，落第而归。“吾伯兄肫甫徒步入京就试”，“不中第”。 清代的科举制度，读书人在未取得“秀才”身份之前称“童生”。“童生”成为“秀才”须经过县试、府试、院试三级考试。 吴汝纶兄弟俩大清早就出了门，到了五里拐，哥哥说：“歇一会吧。”弟弟应声道：“好。”二人放下背囊，歇息了一刻，赶忙起身赶路。到了孔城，兄弟俩知道距离县城不远了，坐在路边的树荫下，拿出母亲准备的干粮，打了一个尖。赶到桐城县城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了。 县试在县衙门的“考棚”举行。第一场考试对于“童生”们来说最重要，四点钟，天还没亮，一声炮响震耳欲聋，这是对住在县城各处的童生发出的起床信号。一小时后，炮声第二次响起，于是童生们手拎竹篮奔赴考场。篮子里是考试必备用具，砚台、墨、笔、盒饭等物品。 吴汝纶和哥哥吴汝经早就洗漱完毕收拾停当，安静地吃完早餐，没有说一句话。哥哥神情有点紧张，弟弟则显得相当轻松，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 不久，随着第三声炮响，考点大门打开，童生和陪伴他们的父兄、朋友一起蜂拥进入考场，对号入座。吴汝纶兄弟俩在考场内相互对望了一眼，弟弟对哥哥点了一下头，似乎给大哥鼓劲，然后各自寻找座位，就分开了。 童生就座，陪同人员离场。考场内鸦雀无声，一瞬间沉闷的空气笼罩全场。 作为考官的知县穿着礼服，率领县学的教官和学校的生员们徐徐走出。负责人员对考生逐一点名，被点名者来到知县面前行礼，由作担保人的前辈生员确认其身份后，考生再领取答题纸退回座位。答题纸也称为试卷，是用厚白纸做成的折本，纸上有用红色颜料印制的方格。待答题纸分发完毕，县学的生员们全部退场，只有作为主考官的知县和其下属的负责人员留下来。知县亲自到入口将门上锁，并加上封印，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公布考题。转眼之间已经过了七点。 第一道考题出自“四书”。考题用一张大纸写好，贴在布告板上，于考场中缓缓行进。在公布考题后大约一小时，负责人员会来巡视考生写到了哪里，然后在作答的末尾处盖上印章。 从九点到十点的这段时间里公布第二道考题。它可以细分为两道问题，第一道还是出自“四书”，另一道则是要求写一首五言诗，并指定了韵脚。加上之前的第一道题，考生到傍晚为止需要对三道问题作答。 县试一共要考五场。在首次公布成绩的翌日举行第二场考试，这一场共有三道题，一道出自“四书”，一道出自“五经”，另外还有一道诗题。在第二场成绩公布的翌日举行第三场考试，这一场除了一道“四书”题、一道诗题外，还有一道古风韵文形式的赋题。这一场成绩公布后的第二天举行第四场考试，所出的题目除了一道“四书”题和一道诗题以外，还要求做一道论题，需要对历史事件作出评论。第五场考试被称为“终场”，最为形式化，考题虽然有一道“四书”题，但成绩并不受重视，只要写下自己最想写的开头几句就行。而最重要的是后面的那道默写题，考生要准确无误地默写出雍正皇帝《圣谕广训》十六条中被指定的一条。 这样的考试拼的不仅仅是智力，书读得好，文章作得好，还要有过人的体力，没有好的体力是坚持不下来的。 吴汝纶兄弟俩先后走出考场，面带微笑，显得相当轻松，哥哥只是略显疲惫。 同治二年（1863年）对于吴汝纶兄弟来说是幸运的一年。考秀才的第一关，兄弟俩考了个一二名。“应有司之试，与兄肫甫同案入学，县试公第一，肫甫第二。” 如果要问县试的通过率如何，由于地区的不同，情况会完全不一样。各县学的入学限额是参照所在地区的文化程度和人口数决定的，“多的地方为二十五名，以下递减至四名、三名。”在桐城这样文化发达的地区，报考者不光人数众多，而且能力也很强，竞争极其激烈，尤其又是历经九年战乱的第一次开考，能够脱颖而出者，可以想见是多么的幸运。 2.吴家出了两个秀才 府试在安庆举行。 吴汝纶兄弟俩县试考出一二名后，周围都是羡慕惊讶的目光，听到的都是颂扬的话语，不过他们嘴里应承着人们的恭维，心里清楚得很，竞争才刚刚开始，一切都还是未知。到了府城安庆，住下来后，兄弟俩就开始温习带来的书籍，一刻也不敢放松，父亲在安庆的朋友更是一个也不能去拜访。兄弟俩攥紧拳头，暗下决心，考出好成绩再去见他们。 作为县试中式者的童生，汇集到府城来，考试会淘汰掉大约一半的人。考试当天，童生们一早便蜂拥到试院门前，以县为单位分组，在县学教官的带领下入场。考试的方法全部参照县试。但考试只进行三场便宣告结束。在第三场考试也就是终场，要默写《圣谕广训》中的一条。 府试的成绩公布后不久就到了院试的日期，但这个日期并不是固定的。因为它取决于作为院试负责人的学政什么时候能巡历到府。 院试要进行四场考试。“府试肫甫第一，公第二。院试公仍第一”。 榜单贴出来了，他们一眼就看出写在前面的名字。兄弟俩紧紧地抱在一起，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望着大红榜单上自己的姓名，哥哥偷偷地抹了一下眼睛，笑着对弟弟说：“大大这回该满意了。” 经过县、府、院三级考试，吴汝纶兄弟二人同时成为秀才。 这在桐城县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本来桐城作为文风鼎盛之地，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就多，还有这些年战乱，积累了大批学子，嗷嗷待考，竞争的激烈程度远非寻常，一家居然一下子考中了两人，更让人惊叹不已。 正是秋高气爽时节，晴空一碧万里。吴家门前大枫香树上的喜鹊，一大早就叫个不停。邻居下田走过吴家门口，有人打趣地说：“喜鹊喜鹊叫喳喳，老吴家有喜事啰。” 果不其然。 县学的听差拿到考试的捷报后，便快马加鞭来到吴牛庄报喜。吴汝纶兄弟二人考试的捷报被装裱成挂轴，挂在门口，五里八乡的亲朋都来贺喜。兄弟二人在安庆还没有返回，家里已经人来客往，乡情鼎沸，喜成一片。 “童试”也称“郡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的考试。中者为“生员”，通称“秀才”。如一考生县试、府试、院试均名列第一，称为“小三元”。吴汝纶被他大哥占了“一元”。 考中秀才即可免除差徭，官府不可随意对其用刑，遇公事可禀见知县。不仅如此，秀才是地方士绅阶层的支柱之一，他们可成为普通百姓与官府之间沟通的代言人，受到百姓的尊敬，人称“相公”。他们虽然还不是官吏，但被授予了准官吏的待遇。生员有规定的制服，他们身穿蓝地黑边的衣服，头戴雀顶，相当于官阶末位的九品官帽。 3.人生第一个贵人：方宗诚 吴汝纶兄弟二人在安庆参加府试，遇到他人生第一个贵人。 吴家老二的才气在桐城父辈文人中早就传开了。方宗诚此时正在曾国藩幕府安庆忠义局纂修《两江忠义录》。“九月，应试皖城，始从方存之先生游其地，先生说，必有记。”吴汝纶随方宗诚游览安庆大观亭遗址，作《游大观亭故址记》。同游的人还有“吾邑萧君敬甫，程君曦之”。 方宗诚修髯洪声，仪表堂堂。虽然已经五十六岁，依然神采飞扬。采写《两江忠义录》之暇，站立滔滔长江北岸，吟风弄月，谈古叙今，随行的青年才俊们莫不钦其风采。 大观亭，不单单指一座亭子，它是一处规模宏大的历史建筑群，同时也是安庆历史文化精髓的所在地。清朝一位叫吴名凤的文士曾这样介绍：“不尽长江滚滚东去。其能登高而揽大江之胜者，在武昌为黄鹤楼，在江州为庚楼，在安庆则为大观亭。亭据山巅，在余忠宣公墓侧，为皖江第一名胜之区。” 可惜，此时的大观亭被太平军烧莫敢援章氏者。贼围章氏数重，章氏大困。顷之，一人带剑持矛，奋臂大呼，率众突围而出，出顷之复入，如是者三，格杀贼不可胜计，矢石火炮如雨注，不能中，出入重围中如无人，贼众辟易，不敢仰视。询之，乃冠鏊也。围竟解，章氏数千人得无恙。 贼以冠鏊故，不敢留东乡，稍稍自引去。后贼中每相与语及冠鏊，辄惊愕相顾曰：“吾有是人，天下不足争也。”冠鏊既解章氏之围，行里许，就地坐，叹曰：“吾气尽力竭，不能行，且死矣！”族人舁以行，复数十步，呕血而卒，时年已六十余矣。 10.思想，让我们行得更远 吴汝纶在科场上的成功，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的成熟，不是仅仅文章技巧的问题。 清苦生活的磨砺，父亲人格的濡染，乡土、乡情、乡贤的熏陶，使他在面对人生的种种难题的时候，不得不学会独立思考。桐城派文章所蕴含的“义理”，熏染着吴汝纶的灵魂。经过这样的“千锤百炼”，他自然比那些只在科场文章技巧上打圈圈的人走得远、走得顺。尽管科举考试的“八股文”有诸多的条条框框，但有了“思想”这个灵魂，自会高人一筹，充满生机，让阅卷者在满是废话、套话的无病呻吟文章中，看到了一丝欣喜和希望。 吴汝纶在科举之路上，过关斩将，创造全胜的佳绩，这就不是所谓的运气、“祖坟冒青烟”能解释得了的。我们都知道，为文到了一定阶段，不是文辞技巧能解决的事情，思想才是根本，才是灵魂。 同治元年（1862年），吴汝纶二十三岁，这是科举开考的前一年。 “十月，吴汝纶大病，昏不知人，长时间治疗乃愈。既愈，作《呓记》。”“昏不知人”，即不省人事，失去知觉，这是得了一个什么奇怪的病。幸运的是，经过长时间的治疗，痊愈了。病好了之后，作《呓记》，记录了自己病中的“胡思乱想”和“胡言乱语”。按照弗洛伊德理论的阐释，这是一段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心路历程”。 我们来看看这篇颇有庄子寓言特色的奇妙之文。 呓记 南华子者，不知何许人。尝以病而狂惑，为呓语。既愈，而以为幻也。因有味于庄子之书，遂自号南华子。 南华子自述其呓语曰：始吾家故贫，年二十无所知名，颇能为文章，以贫故，冀投时好，其文不甚高，然竟以此取甲科，登金门，上玉堂，声名通显，得志而归。车徒供帐，震耀乡里。乡里之人以为荣，皆曰：大丈夫当如此矣。而吾亦自念，致身青云之上，以为父母妻子光荣。回忆曩者贫贱无所知名，何啻霄壤。下视草茅寒素之士，亦不啻鸿鹄之于燕雀也。于时颇自喜。 其后官益尊，势亦盛，人之震耀而歆羡者亦众。而吾亦自顾而嘻。以为富贵快一时之欲耳，千秋万世，谁复知吾姓名者？乃发愤大肆力为文章。斯时位望既崇，无所干求于时，一意以古之立言者自期，以蕲永于后世。举向所为投时好决科名之文，悉焚弃之。于是文日有名。天下之人交口推誉。以为古之董仲舒、贾谊、司马迁、韩愈之徒复出。而吾亦自以为虽古作者不吾过也。于时益自得。顾念吾一身，前既贫且贱，又无所托以不朽，而后乃富厚极于一时，文章传于后世。志得意满，乐可知也。 吾病时大概如此，已而病稍瘥，渐觉其身故在床蓐间，又颇自疑。辄叹曰：吾非向所为贵极富溢，又能以其文名一时者欤？岂病者欤？ 闲举病中语示人，皆大笑。久之病已。始知吾向之所为如是者。吾之狂惑者为之也。非其真也，幻也。于是乃爽然自失。然而方其病也，吾不自知其病也。恍惚如梦寐间，而吾又不自知其为梦也。 人世得失之遭，显晦迟速之数，岂皆吾病类也。 玉屏居士闻其言而叹曰：庄子云，必有大觉而后知此大梦。 甚哉，南华子之言之有似于南华经者也。遂为之记。 郭立志在《桐城吴先生年谱》中对这篇文章所作的按语是：“公家居近玉屏山，故尝自号玉屏居士。此文用意甚奇。生平学问志业已预定于此，而集中不载因具录之。” 译文： 南华子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曾经因为病了而疯癫，梦中说胡话。已经痊愈，却以为是幻觉，不相信是真实发生的。因为对庄子的书感觉有趣味，于是就自号“南华子”。 南华子讲述了他自己所说的梦话：起初，我家本来就很贫穷，二十岁了还寂寂无名，但是很会写文章，因为贫穷的缘故，希望能够投时所好，文章不甚高妙，然而竟然因此考取甲科，登金门上玉堂，声名大大显扬，得志而归家。车马熙熙，随从甚众，盛礼兴乐，陈设宴会，震耀于乡里。乡里之人以我为荣耀，都说：大丈夫就应当如此！而我也自己揣想，致身青云之上，以此让父母、妻子儿女感到荣光。回想往昔自己贫贱没有出名时的境况，何止是天上地下的分别。再朝下看草茅寒素的士人，也不止是大雁同小麻雀的区别。这时颇为自我欣赏。 此后，官越做越大，气势越来越盛，使人震撼而光耀夺目，羡慕的人也越来越多。而我也顾自而笑。认为富贵只是放纵自己一时的欲望罢了，千秋万代之后，还有谁会知道我的姓名呢？于是发愤大力写作文章。此时地位声望都已经很高，于时无所求取，专心一意以古人立言者自许，以求永垂不朽。把以前投时俗所好，在科举考场博取名次的文章，全部丢到火里焚弃。就这样文章越来越出名。天下的人交口称赞，认为是古代的董仲舒、贾谊、司马迁、韩愈们再世。而我也自认为即使古代的作者也超不过我，此时更加自鸣得意。回想我的身世，之前贫穷且低贱，又无所依托而不朽，尔后才资财丰厚富极一时，文章在后世传诵。志得意满，快乐的情形是可以想见的。 我病的时候大概这样，不久病逐渐痊愈，渐渐觉得自己身子本来睡在床上，又颇为怀疑自己。就感叹说：我不是从前大富大贵，又能够因为文章闻名当时的人吗？难道是病人吗？ 闲暇时，拿病中的话语说给别人听，听者都大笑不已。很久病才好完全，才知道我从前在梦中所说的那些胡话。我疯癫的时候所做的，不是真的，是幻觉，于是就茫然自失。然而当我生病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有病，恍惚就像在睡梦之间，而我又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 人世间得与失的遭遇，仕宦与隐逸、迟缓与快捷的命运，难道都与我的病相似吗？ 玉屏居士听到这个话就叹息说：庄子说，只有非常清醒的人才知道人生就是一场大梦。 南华子的话同南华经非常相似。于是便写下这篇《呓记》。 此文讥讽委婉，寓意深远。这样的奇思妙想，文思颇得庄周的韵味。是对于人生志业长时间思考的累积。这是平时所思，昏病中思绪再现的结果。看似奇特，细细想来，自是在情理之中。庄子说：“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当人在梦中，是不知道自己在做梦的，只有真正清醒的人才知道，人生不过一场大梦。人生如梦，梦如人生。人生“病而狂惑”，才作此“呓语”，说荒唐糊涂的话。其实，一如庄子的寓言，荒谬的外壳洞穿的是残酷的现实。 此时，吴汝纶二十三岁，人生的一切都还未启航，就有这些深邃的思考，可见他早已“世事洞明”。毁，已经“废为军垒”。来到大观亭遗址，方宗诚给他们讲元末安庆守城官余阙的事迹。余阙率军守安庆，与红巾军激战，身先士卒，安庆城池失守，遂拔刀自刎，自沉于安庆西门外清水塘中，时年五十六岁。讲到此处，方宗诚动情地说：“老夫今年也是五十有六，我为忠宣公一哭。”方宗诚洪亮的嗓音，庄重的神情，向围在他身旁的五个年轻人传达着中国人凌风傲霜、向死而生的最优美、最宏壮的生之弘毅及精神信仰。 长江边上观怒涛，大观亭上思幽古。方宗诚讲述着他撰写《两江忠义录》的见闻和思考，讲述着属于中国士人崇高精神气质的君子之风与铮铮铁骨。这是士绅传统教育的活教材。 方宗诚不由自主吟诵起了乡贤台湾兵备道姚莹《大观亭怀古》的诗句，并给他们讲了姚莹参加府试，太守以大观亭为题的故事。 姚莹少贫，不能应试，其祖父的亲兄弟惜抱老人（姚鼐）资助，使入场考试。当时，童生中惟刘开（孟途）有名，在县试中夺得了第一名。府试日，太守命诗题为：《大观亭怀古》。姚莹作五言律诗百韵，太守大惊：“吾知桐城有一刘开，不知又有一刘开也。”遂以之为榜首，录取入府学。姚莹二十一岁参加府试，此后认识同里刘开，二人后来同为姚惜抱先生的高足。他们年少时常聚处一室，啸歌畅咏，意气奋发。 吴汝纶听到父亲谈论过方宗诚的《俟命录》，就问起先生写作此书的缘由。方宗诚静默了片刻，回答道：“《礼记?中庸》云：‘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俟命，听天任命也。《孟子?尽心下》云：‘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俟命，也可谓待天命也。” 咸丰三年（1853年）后，方宗诚于祖居地鲁谼山中避乱五载，《俟命录》即撰于此时。避乱祖居，是方宗诚一生中最重要时期之一，在此期间，奠定了他治学、治世、治军，心怀天下，内圣外王的思想基础。 方宗诚的《俟命录》研究天时、人事及致乱之源，认为士大夫修身、处事、为政之道，在于本纲常，明正学，选拔人才，效用当世。共有十卷，每卷首记世所以致乱之由，中筹拨乱之道，后记处乱之策。卷末引古人之言，则所以策励自守之道。凡卷皆有论学之语。 吴汝纶回到住处，从背囊里拿出《俟命录》，翻看到这样的文字，不由放声诵读： 病夫（方宗诚自称——笔者注）性迂拙不能俯仰谐俗，又以家世清贫，数百年来，本无一命之荣禄，故亦不急求功名富贵，然颇关心世道，于君上之安危，社稷之祸福，生民之治乱，人心之邪正，学术之明晦，士气之盛衰，盖无一刻不系于心。安民之略，善世之方，灾祸之几，弥变之策，亦无一时不深心研究其极。而时人或笑其无疾而呻吟，故常隐忍不敢以告人。 迺者（犹曩者，往日——笔者注），粤贼猖披，蔓延大江南北，病夫于身家之念，久如槁木死灰矣。惟自恨食毛践土（吃的食物和居住的土地都是国君所有。封建官吏用以表示感戴君主的恩德——笔者注）二百余年，既不能荷戈从戎，效死疆场，又不能抒谋献策，殄（消灭——笔者注）兹丑类，上以报我皇上天高地厚之德，下以展吾人民胞物与之怀而亲。偾事（败事——笔者注）诸人泄泄沓沓之状，及生民死亡流漓之惨，言之心痛，不言愈痛不可支，于是病夫之病乃益革（危急——笔者注）矣。 咸丰三年正月十七日，安庆不守。千余里之内，人人惊慌失措。病夫处城市中，闻之安居不动，寂然如无事者，人益笑病夫。不知病夫之病，在国而不在身也。国事如此，尚忍为此身计乎？闭户穷居，略以平日所见，天时人事致变之由，行己立身处变之道，书之于策。倘贼至被执，不辱以死，后嗣庶有考焉。十九日，江北病夫识时年三十有六。 与方宗诚游，举手投足和只言片语，家国大义的丰富痛苦与挣扎静默，让吴汝纶终于明白，父辈们心中最神圣的是什么。 从余阙到姚莹，再到身边侃侃而谈的方宗诚，这些前辈们是“心中有理想，眼中有光”的一群人。既充满着令人感动的魅力，也值得后来者追慕。 此前，方宗诚未睹吴汝纶之文，这一次“必有记”后，他暗暗为同邑这个青年高兴。 这次见面，方宗诚对吴汝纶欣赏有加，也有心栽培。次年五月，方宗诚将吴汝纶的文章推荐给曾国藩，曾国藩阅后很是赏识。曾国藩在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记载：“中饭后，阅桐城吴汝纶所为古文，方存之荐来，以为义理、考证、词章三者皆可成就，余观之信然，不独为桐城后起之英也。”曾国藩此时就预言吴汝纶之才，非桐城宗派所能限，必有更大的发展。如果说，在吴汝纶的人生中，是曾国藩成就了他，而方宗诚则是当之无愧的引路人。 见识一下桐城派古文大师“雏声初啼”的“少作”。 游大观亭故址记 余幼即知大观亭为皖城名胜之区，长而闻名贤登是亭者多吊忠宣之墓，又意亭之所以名附余公而名也，独恨未得一睹其胜。今年应试皖城，始从方先生存之游。其地四山回旋，长江接天，览其风景，慨然想见当时之盛。 而亭址废为军垒，思求胜迹荡然尽矣。惟余公之墓为前中丞彭公重修，丰碑高冢一如曩昔。相与低徊凭吊，久之乃归。夫亭之废久矣，今日之游非震于其昔日之名耶？然求其胜迹，已无一存，更阅异时，谁复知有是亭者。若余公之墓，则虽无彭公之修治，吾知千百年后必有凭其墟而吊者矣，而中丞理墓时曾不及是亭。意者园林台榭之胜，固不如忠义之气之感人深欤？抑有所附而名者无不亡，惟其所以名者为可久耶？然则非有不朽之实，虽盛名震耀，未有不终归泯灭者也，独是亭也欤？兹游也，先生曰：“必有记”，故记之。同游者：长州朱君仲峨，绩溪章君琴生，吾邑萧君敬浮、程君曦之也。 吾知千百年后必有凭其墟而吊者矣——吴汝纶。 译文： 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大观亭是安庆的一处名胜，长大了听说登这个亭子的名人贤达大多是去祭拜英雄余阙的，又想大观亭是因为依附余阙的名声而闻名，唯独遗憾没有一睹它的胜景。今年我去安庆考试，才跟随方先生去游览大观亭遗址。大观亭四周山地回旋，长江接天，看着周边优美的风景，很是感慨，可以想象到当时的大观亭是多么的雄伟壮阔。 大观亭在战火中毁掉成为军事营垒，想探求胜迹已经荡然无存了。只有余阙的墓冢被之前的彭中丞重新修葺，丰碑高冢如同往昔一样。我们几个人一起在墓旁徘徊流连凭吊，很久才回去。大观亭毁弃已经很久了。今天来游览难道不是震撼于它昔日的名声吗？然而探求它的胜迹，已经一点都看不到了，再过一段时日，哪里还有谁知道有这个亭子。余阙的墓，虽然没有彭公的修治，我知道千百年后一定还是有人凭吊其丘墟，而彭中丞修墓时不曾顾及这个亭子。意思是园林台榭的胜景，固然不如忠义之气感人之深呢？还是有所依附而成名的没有不消亡的，只有其自身能够闻名的才可以永久呢？然则没有不朽的内在，虽然盛名震耀，没有不最终归于泯灭的，难道只是这个亭子吗？这次游览大观亭，方先生说：“一定要写一篇游记。”所以记录下这些感想。同游的人：长州朱仲峨，绩溪章琴生，桐城萧敬浮、程曦之。 我知道千百年后一定还是有人凭吊其丘墟——吴汝纶。 大观亭因其所富含的深厚历史文化，来此凭吊观光者众。其时，大观亭建筑群，被太平军所毁，昔日盛景，已不复见。吴汝纶游览大观亭遗址后，思绪飞跃，不断地诘问追析，所论深邃。桐城古文简洁之中，凸显持论的厚重。 4.行看黄榜点朱衣 同治三年（1864年），吴汝纶二十五岁，这一年喜事接踵而至。 农历八月，吉日良辰，他迎来自己大喜的日子，与桐城南乡官埠桥汪家淑贞姑娘喜结良缘。大红灯笼高高挂起，婚宴喜席屋内摆不下，门前枫香树下，也摆满桌椅。贺喜的乡邻、亲朋好友，络绎不绝。 这门亲事，在考秀才之前，双方父母就已经交换了八字庚帖，男方家送聘礼，下了定。考中秀才之后，吴汝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心不旁骛，潜心攻读，他曾发誓要中了举人才结婚成家。但父母亲和女方已经催促多次，作为一个大孝子，他遵从父母之命，先把家成了。 桐城素为文化发达之乡，旧时男婚女嫁，盛行轿联。轿联一般由男方出上联，发轿时贴于轿门，女方对下联。按时俗要求，男方出上联，必备下联，以防女方对不出时取用。轿联的制作颇为讲究，众多文人常借此显示才学，使桐城的花轿门联不仅在内容上争奇斗巧，佳作迭出，而且在形式上也花样翻新，妙趣天成。 在与同里汪姑娘成婚的大喜日子，吴汝纶亲撰上联为“十三经，廿四史，十载寒窗，未脱得那领蓝衫，愧把白身偕绿鬓。”在此用“蓝衫”喻秀才，用白身喻自己功名未得，用“绿鬓”喻美貌的新婚妻子。据说汪家集思觅对，终难得佳句，也有说，眼看已经日落西山，沮丧的丈人只有发轿。出人意料的是，由哥哥背到堂上的新娘子汪淑贞一见花轿上的上联，竟然与新婚夫君心有灵犀，随口即对出了下联：“甲子年，癸酉月，甲戌良辰，且牵着这条红线，行看黄榜点朱衣。”“朱衣”指大红色的官服，即入仕、升官。 上联诉说寒窗苦读，博览群书，功名未就，实在愧对伉俪佳人的隐隐衷情，下联点明佳期良辰，定能实现蟾宫折桂青云之志，是对夫君成就功名的期盼。 汪淑贞对夫君的期盼很快成为现实。 这年农历十一月初八日，在南京举行江南乡试。 同治三年六月（1864年7月），清军攻克南京，标志着太平天国之乱的平定。大乱之后，百废待兴，但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恢复乡试，一方面可以借此“鸠集流亡”，稳定社会局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以此收拾人心，尤其是江南读书人之心，重新振作江南士气。可是时间仓促，来不及在八月举行乡试，于是，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就奏请将会试改在仲冬十一月举行。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亲自入闱监临，对此试郑重至极。这是史无前例的：一般的江南乡试都是秋闱，只有这一年的江南乡试是冬闱。 停了三科，相隔十一年之后，终于有了一科乡试，对于饱受兵燹之苦的江南士子来说，这无疑是一条大好消息，堪称喜出望外。劫后余生，还能参加这一科乡试，已是侥幸；能够考中，更是不幸中之大幸；至于名列前茅的人，绝对是幸运中之幸运。 这一次考试，吴汝纶克服种种困难，杀出重围，凭借深厚的桐城古文功底，发挥得非常得意，“中式第九名举人”。桐城才子乘新婚喜气，再次闪耀科举考场。“黎明，入贡院写榜，闱墨极佳，无一卷为庸手所能者。” 考试结束，吴汝纶在南京参加了规模盛大的新科举人“鹿鸣宴”。大家首先朝向北京的方位，向天子谢恩，然后宴会在音乐的吹奏声中开始。这时的音乐是《诗经》中的“呦呦鹿鸣”一章，这是歌颂天子招待群臣和宾客情形的诗篇。士子们意气风发，一扫考试前的焦虑、忐忑、疲惫。觥筹交错之中，大家都儒雅、谦恭，一副读书人的派头。再也没有谁会去回想，面对秦淮河的江南贡院里，那仄逼的号舍，饱受煎熬的九天。 对于大多数没有经历极端惨况的读书人而言，要熬过三场九天的考试也殊非易事。按清朝制度，乡试从八月初九开始，每场考三天两夜，共九天六夜。这期间，考生的吃喝拉撒全都在一个高六尺、深四尺、宽三尺的号舍里（面积勉强超过一平方米）。 乡试本应在农历八月举行，但江南贡院整修使这个考试延迟到十一月，正赶上大雪纷飞的恶劣天气，数十位体弱的读书人竟被活活冻死。晚清官员张集馨在日记中写道：“接上年十二月十八日京信，南闱大雪，冻死士子及号军五十余人。” 吴汝纶在科举与婚姻上的传奇故事，真是应了古语所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中国古代士子的理想可以通过一次次考试来实现，正是科举制度的长久魅力所在。 5.差点儿成为状元 同治四年（1865年），吴汝纶二十六岁。北京城的春天，今年格外来得早。吴汝纶怀揣家乡父老的期盼，风尘仆仆赶到京城，来不及多看一眼京城三月的景色，考试的日子就到了。 三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进行了三天会试，吴汝纶轻松过关。入京参加会试，仍然是“一试辄中”。 殿试在保和殿举行。四月二十一日早上，贡士们通过午门，在太和门前集合，然后分为两组，座位号为奇数的在靠东的昭德门外，偶数者在靠西的贞度门外，接受礼部官员的点名。殿试考了一天，吴汝纶轻轻松松成为“进士”，授内阁中书。 会试取中者称“贡士”，又称为“中式进士”。“内阁中书”，这是一个掌管内廷秘书工作的职位，如果一切顺利，可以在历练几年后外放地方州任政一方。但吴汝纶并未实际到任，因为曾国藩很快就将他请调外任两江总督府幕吏。曾国藩日记中有记载，说这个才二十六岁的新科进士，古文、经文、时文都卓然不群。一方面，幕府需要精通文事的文案专吏，曾国藩后来的奏疏大多经由吴汝纶草拟，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想造就他，尤其对出自桐城的青年才俊似乎格外垂青。 吴汝纶本来是有机会进入前三名的，阅卷过程有个小插曲。 文端公倭仁见其廷试策而奇之，拔置一甲。先是，今湖广总督南皮张公（张之洞——笔者注），以第三人及第，其策不用当时体。先生所为策，其体亦异。某公曰：“此有所效而为之者”，抑置三甲，以中书用。主试某公云：“前年已拔张之洞，今再拔此卷，则科场成例不能复维持矣。”遂抑置三甲。 “先生廷对策，典实充沛，非科场所有。今在徐世昌所纂《明清八大家文钞》中所谓不用当时体者。旧例殿试策，字数、行款及抬写颂扬处，皆系预定格式，不能增减。公所为文则直抒己见，不依此例。” 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刻板，限制很多，士子们是“戴着镣铐跳舞”。吴汝纶果然是枚“学霸”，居然还能“直抒己见”。一是得益于古文的娴熟，二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几场考下来如履平地，自信满满。敢在科场这样的地方，剑走偏锋，这个桐城青年不仅是才气很盛，而且也颇有胆识。当年如果不是阅卷者们有所顾忌，那就是“一甲”状元、榜眼、探花中的一员了。倭仁慧眼识英才，让吴汝纶很是感激，此是后话。 还有一种可能是吴汝纶受了“试卷”上“提示语”的“诱惑”，放胆“直抒己见”。 因为殿试是天子亲任考官的考试，所以考题采用了敕语形式的策问。为了启发士子们的“思维”，开头处写有大概这样意思的话：尔等贡士能接连考中各场考试，都是天下的人才。如今参加殿试，回答朕的问题，希望能听到尔等平日的抱负。试卷结尾处的话语大概是：尔等在此良机，不要有任何顾虑，一定要坦率地写下自己的所思所想。若是客客气气、畏首畏尾，则无法充分表达出自己想说的话，或者用违心的谄媚之言来完成任务，反而是辜负了朕的厚意。 吴汝纶果然没有辜负天子的“厚意”。这份“意见报告书”写得洋洋洒洒，“典实充沛，非科场所有”。 下面摘录一段他的《对制科策》： 后世人主，不尚实学，而一切使臣之道，临民之方，治兵之策，亦皆苟且因循之，为张皇补苴之事。……臣窃以为当今为学之患，在好为高论而实行不敦。听其言皆程朱复生，措之事则毫无实用。……盖生乎宋儒之前，于道患不能知；生乎宋儒之后，则不患不能知，惟患不能行。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后代的人主，不崇尚实际的学问，而且驾驭臣子的办法，管理老百姓的方法，治理军队的策略，也都只顾眼前，得过且过，敷衍了事，沿袭守旧，拖延误事，做的是张大漏缝而行填补之事。……我认为现在做学问的问题，在于喜欢高谈阔论而实际做起来却不敦实。听他说的都是犹如程颢程颐、朱熹活过来了，满嘴程朱理学，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则一点用处都没有。……大概生在宋儒之前，担心对于程朱理学不能了解，生在宋儒之后，就不担心不能了解，只忧虑不能够去实行。 翻译成现代文，再去读一下吴汝纶的“时文”，差距真的不是一般的大。 桐城派的文风，本也讲求经世致用。生于桐城，长于桐城的吴汝纶，对这种空疏无用学风的不满及用世精神，已经挣脱了程式化文本的桎梏，发出了自己的呐喊。 6.桐城古文创造“一试辄中”的科场奇迹 吴汝纶研习桐城古文，应对科场“时文”，历经十多年的潜心磨砺。桐城先贤早就有很多好的范例，父亲吴元甲也是桐城古文高手，桐城“通衢曲巷，夜半诵书声不绝”。在这样的文化场中，天资聪颖，悟性很高的吴汝纶，如鱼得水。 出身贫苦之家的吴汝纶，在读书的路上从小就很自律，很勤苦。有一天，得到一个鸡蛋，舍不得煮熟吃，拿着它到集市上换松脂，晚上读书照明用。“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颜真卿的《劝学》诗，吴汝纶不仅背得滚瓜烂熟，而且还工工整整的用正楷写好，贴在自己的书桌旁，时时警醒自己，要坚持不懈勤奋学习，不要虚度光阴，终生后悔。 在躲避太平天国战乱期间，虽然东躲西藏，也是手不释卷。有一次，跟堂兄吴康之一道上山打柴，两个少年背着柴薪，边走边比画着背诵古文。 八股文是一种命题作文，它是明代朱元璋创制的一种科举考试文体，它的题目必须从《四书》《五经》中摘取，且要模仿古人的语气，根据程颐程颢、朱熹的传注来阐发题旨。这就是一种有着特殊程式的心得体会，须先破题、承题，再起讲。其标准的正文部分，必须用有声律要求的四个有着逻辑关联的对偶段落来层层深入地阐发题旨，写出心得，要在规定的正、反、起、承、转、合的逻辑程序中将自己所领悟到的心得体会阐发无遗。 作八股文有如床铺底下抡板斧，螺蛳壳里做道场，要因难见巧，因难显才。也许是政治制度创制大师朱元璋谋虑太过周密深远，在构建八股文时配置了太多的文化要素，这些文化要素所包含的文化底蕴太过深厚。写作这样的心得体会，的确是在“别其聪明智巧之高下”，愚钝者是难以入选的。 郭立志在《桐城吴先生年谱》中曾这样记述：“公生平于制科，一试辄中，无再应者。”吴汝纶为什么在科举路上如此顺利，个中有何缘由？ 纵观科举考场，从秀才、举人、进士，“一试辄中”的人可谓凤毛麟角。 曾国藩：考秀才考了七次，进士考了三次；李鸿章：少有才名，进士考了两次才中；张之洞：咸丰二年（1852年）十六岁中顺天府举人第一名解元，少年得志，但在科场磨了十一年，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 据《清桐时代》（公众号）冰虹绿茶统计：明清五百年（1404—1903）间，桐城一共考出了二百四十三名进士，其中明朝八十八个，清朝一百五十五个。包括四个武进士。最好名次：状元一人，榜眼三人。 清朝全国的读书人有几百万，进士一般每三年考一次，一次录取三四百人，也就是说，全国平均每年不过才出一百多个进士。据学者何炳棣的研究：在清代，进士占人口的比例是0.000048%。是百万分之零点八，小数点后面有四个零，比我们说的“万一”这个概率还小。 吴汝纶在科场“一试辄中”，最大的优势是他所学的、朝夕浸淫的是桐城派古文，桐城派古文就是打开科举大门的利器。 在科举时代，一个寒士要步入社会政治上层，唯一的捷径就是科举之途，而科举路上的士子多如过江之鲫，若想成为幸运者，不仅要有过人之才，还需要精于个中诀窍。显而易见，古文与八股文的特殊关联，使精于古文的桐城派人士更易于在科场得售。 桐城派古文具有鲜明的特色，内容上以宣扬程朱义理封建道德为主，形式上结构严谨，剪裁精当，文辞雅洁，平易畅达，声调抑扬，杂以说理，辅以考证。 八股文又被称为时文、制义，以与古文相对。时文虽有种种弊端，但却与古文有许多相通之处：首先，时文与古文都恪守义理；其次，在艺术手法上，时文讲究开阖、顿挫、呼应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古文艺术手法的借鉴。许多士子为了避免熟滥，很自然地借鉴古文的某些艺术特征来创作时文。 清代科举以八股文为规定的文体，故八股文成为士子们追逐功名的武器。有意思的是，八股文的风行，很大程度上又促进了古文的兴盛，为桐城古文一派的崛起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明清两代就有不少以时文标准选编、评点古文的选本。桐城派以古文名于清代，桐城派中的许多人都是科举场上的摘冠者。桐城派的创始人方苞曾以江南乡试第一而闻名一时。方苞以古文闻名，科场得售更促使士子们仿读其古文，试图从中探求到科场的敲门砖。 方苞奉命编选的《古文约选》《四书文选》，成为官方指定的教材，广为流播。古文与时文空前紧密的关系，不仅使古文成为科举道路上士子必须修习的重要内容，也极大地提高了古文的重要性与地位。桐城派在科场上的成功又反过来促进了桐城派古文的传播。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宋代汪洙《神童诗》告诉我们：王侯将相本来不是天生的富贵种，贫穷人家的孩子发愤努力，也可以成为栋梁之材，好男儿应当发愤图强。 吴汝纶凭借精熟的满腹桐城古文，走出桐城，走向人生更加广阔的舞台。 7.呼马呼牛任自哗 父亲是个有趣的“老夫子”。 吴汝纶父亲吴元甲，虽然科举功名止步于秀才，但其实是个颇为清高的“老夫子”。 吴汝纶能够“一试辄中”，得益于他父亲吴元甲的教授，“但禀庭训，并无他师”。吴汝纶十二岁就踏上写作“制义”文之途。咸丰元年（1851年），能“为论说之文”，其父教以制义之文。“自记制义文后云：某生二十有二年矣，自束发受书，家君教以制义之文，学之今十年，未工也。”战乱、贫苦的生活中，在父亲的教导下，直到结束战乱，科举开考，整整磨砺了十二年。 吴元甲，岁贡生，乡村塾师，一介寒儒，生性恬淡耿介、清高而乐观。 少有才气，诗文的功底颇为扎实，或许是运气差了那么一点点，科举功名止步于“秀才”。“九岁能操笔为古文作《中正论》三篇，长老惊叹，既长为六皖名诸生。”也曾“少游京师”以求仕进，但未取得功名。“咸丰初元（1851年），应孝廉方正制科，未廷试而乱作。或劝入京师，不应。”因而只能客馆授徒，成一介寒士。 又是一年的年关将近，吴元甲客馆归来。水路走了换陆路，翻过几座山，又走了一天山路，终于望见家乡的炊烟。满身疲惫，解下风餐露宿的行囊，客馆微薄的收入，对于众多家口，杯水车薪。在四壁萧然的屋内，面对妻子儿女期待的目光，虽然是心怀愧疚又满是惊喜，小子们又长高了不少，一家人终于可以围坐在一起，说说笑笑，吃个团圆饭了。 过年的时候，喝了一点小酒，他在微醺之中，儿女们簇拥着，作了一首《岁尽》。诗里咏叹道：“解馆归来又一年，妻孥相对却欣然。断炊只是寻常事，赚得团圞（luán，团聚）也值钱。”其家生活窘迫，也可见其生性达观。 咸丰三年（1853年）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桐城的东乡、南乡基本为太平军所控制，湘军与太平军多次在桐城境内交战。咸丰三年（1853年），“桐城为贼所陷，育泉公避乱山中，公随侍读书，时官军自桐城溃，育泉公以从军之后，馆于枞阳，主人惧祸，为姓名”。有了帮助官军的“从军”经历之后，设馆的主家怕受牵连，不敢用他的真名字示人，可见当时的“从军”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咸丰十年（1860年），湘军认识到桐城东乡、南乡在争夺安庆之战中的重要性，因此，自当年下半年，湘军与太平军在桐城东乡、南乡展开激战。至次年初，战事基本稳定。“庚申（1860年）、辛酉（1861年）两年，桐城被寇最甚。”吴汝纶与兄弟“奉母避乱东乡，家贫，撷野茹为食，拾薪煮药奉亲”。此间，吴元甲随军，负责“督运糗粮（干粮）”，“为乡里办贼，以军事留西乡，数月不相闻问”。国难当前，家事弃后。此所谓“舍小家保大家”。 一天，听说吴元甲要从家门口经过，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家人就站在他经过的道路旁，告诉他家里的困难境况，可是他竟然不发一言，顾自而去。此时，他手里筹集有几千两银子，是给军队办粮草的经费。从军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天天匆忙赶路，行无定所，晚上只能席地而卧，吃的也是粗粝的干粮，乡人抗贼而筹集的资金，都用在刀刃上，不虚糜一个小钱。 “老夫子”也要懂兵法，为乡人御寇，亲手编辑一本《守望要略》。“咸丰初，皖城被寇，辑《守望要略》。及县东南乡起义勇御贼，多本其法。”这本《守望要略》，就是当时御寇的行动指南，桐城县的东乡、南乡为家乡而起事的义勇们，凭借这部兵法，取得了非常好的御寇效果。 吴元甲生性恬淡。“平居好静坐，竟月不闻疾言，口不谈人过失。”在乡村一隅安静的课生授徒，养家糊口，虽然清苦，然亦颇自得其乐。 积极用世且甘于淡泊。交往的人有当地的乡贤，和南乡的破罡胡东潭先生最为友善，胡氏家族有名扬乡里的大孝子胡其爱，还有明末守城有功的胡文燦。不喜欢与官人往来。“是时家君教授乡里，未尝一造县庭。”“家居不好诣城市，有问者，曰：‘吾不惯与官人往来。’” 吴元甲经常训导吴汝纶：“士人当使实出名上，无使名出实上。”告诫儿子要务真求实，不要蹈求虚名。所作诗文，随写随丢，名利心淡泊，性格颇为散淡。“每为诗文，知言者皆心服。顾不自收拾，脱稿即分散。汝纶少长，始稍搜辑箧藏之。” 马其昶在回忆吴元甲的时候，曾有这样的记载：“育泉征君，先君所严事，其昶犹及见之。《诗》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乃今不可复睹矣。”小时候，马其昶看见父亲师事吴元甲的情形，犹在眼前，如今一切皆不可睹见。借用《诗经》的诗句表达自己的感慨，虽然身边没有年高德劭之人可以效法了，但还有成法可以依傍。这显然是对吴元甲极高的评价。 当时，很多桐城士绅都经历了这场战乱。将吴汝纶举荐给曾国藩的桐城派后期名家方宗诚亦是举家避乱桐城鲁谼山中，后出入清军大营。方宗诚此间著《俟命录》，为对付太平天国出谋划策，经时任山东布政使、安徽老乡吴廷栋举荐，为曾国藩、倭仁所知，从而进入曾国藩幕府，后出幕入仕任直隶枣强知县。二人命运的不同，除机遇因素外，与吴元甲的性格、人生追求也有很大关系。 从军而不要事功。清军占领桐城后，“及事平，有欲白家君于大吏者，谢不受。”为家乡人，辛劳可以有，叙功可以无。张裕钊《吴征君墓志铭》载：“当事叙筹饷之劳，君谢曰：吾邑人朘膏血剥肌髓以急国难，而吾乃以为利耶。”这里就说得更为明白，为“急国难”，邑人牺牲更多，我不能从这件事中取利。淡泊名利，耿介如此。 吴元甲自小聪慧，诗文俱佳，除了在乡里教授里党生徒，因为名声传扬，还在外客馆。 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吴元甲远应江西武宁知县翁延绪之招，教授其子翁立德，一直到农历年底才回来。翁立德受教后，考取了进士。 “曾文正公尝嘉其文学，客而馆之。”曾国藩是因为赏识吴汝纶的文才，又得知只是受教于父亲吴元甲，因而邀为塾师，教授二儿子纪鸿和陈姓女婿。生性恬淡清高的吴元甲“不乐久处，未几遂辞去”。 吴元甲“孝悌至性”。既是个大孝子，又是个好兄弟。中了秀才后，在乡里私塾教书几十年，“脩脯入门，辄应手散尽”，教馆所得，均随手分给兄弟姊妹。兄弟们都成家立业了，要分家，吴元甲悲伤不已，卧床几天不起，到分家时，家庭全部田宅推与兄弟，自己分文不取。分家后，兄弟田宅丧失，用钱再赎买回来给兄弟。后来田宅丧尽，他再无能力赎回，就让兄弟们同一锅吃饭。 这样的一个大家庭，吃口众多，都靠吴元甲教私塾微薄的收入来维持，显然是力不从心。有时冬日，一天只吃一顿饭，大多数时候是杂粮充饥。虽然自己贫苦，但兄弟去世，侄子们都在他家养育长大成人。 有这样的父亲，背后一定站着一个伟大而坚韧的母亲。 吴汝纶的母亲是个大家闺秀，外祖父马鲁迂，“以名进士官蜀中”，家庭条件很好，马先生很喜欢这个乖巧能干的女儿，吴母嫁过来时，嫁妆自是丰厚。“吾母之来归，资送千金。自吾父推田宅与诸父，皆吾母私钱所购买也。”吴元甲“游京师”，家里每每困顿，都是母亲悄悄拿出私房钱，渡过难关。钱用完了，就拿自己服饰去典当。“财罄，则脱服佩出质，典衣之券盈箧。”祖父喜欢喝点小酒，母亲则千方百计弄点酒给祖父喝，后来实在没有东西了，只好让小叔子把自己一个心爱的小铜炉拿去给祖父换酒。祖父一次生病后，喜欢吃鳝鱼，卖鳝鱼的人天天到他家门口来，祖父去世后，母亲只要听到卖鳝鱼的叫卖声，就放声痛哭，从此，卖鳝者为之绝迹。 桐城被占期间，吴汝纶从一个十四岁的少年成长为二十二岁的青年，耳濡目染父亲的所作所为，并为《育泉诗集》作注。父亲对吴汝纶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全方位的，不仅教授他作“制义之文”，更多的是在人格上的熏染。父亲不顾及利害、功名，一心做事，在吴汝纶的心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清苦的乡村生活，吴元甲不怨天尤人，心平气和。曾有诗句：“平生笑我非张禄，呼马呼牛任自哗。”这是一幅恬淡清高而乐观的乡村绅士的自画像。 8.桐城吴氏承继桐城派渊源有自 吴汝纶的先辈源于江西婺源。“明洪武初，吴氏自婺源一迁鄱阳，一迁桐城。迁桐城者，居峡山之高甸，有二子分其枝系，长曰荣华，次曰保庆。” 吴荣华就是吴汝纶在桐城的最早祖辈。 吴氏在桐城祖辈中一个叫吴直的是桐城派大师刘大櫆的老师，跟方苞是中表亲戚。吴直与吴汝纶那一分支的祖辈吴大升是堂兄弟。 吴直，字生甫，乾隆丙辰年（1736年）举人，深思读书，废寝忘食，“为文希微要眇，感喟悲凉”，桐城派的奠基人方苞读了老表的文章，感叹佩服不已，认为自己作文的水平达不到表哥文章的精妙。“桐城三祖”之一的刘大櫆不仅得吴直的耳提面命，还精心研读老师的《井迁文集》，文集中的文章，每篇都有刘大櫆读后的批语。 吴氏与桐城派古文早就结下解不开的渊源关系。 吴汝纶的兄弟们，自小就浸淫在这样的家族和社会关系的氛围中，桐城派的文章对于他们就如家乡的黄梅戏一样耳熟能详，开口就能吟唱，浸染其中，是身边最亲近的物事。他们兄弟，本就友睦和谐，且都颇有才名，切磋文章，彼此提点。 咸丰十年（1860年），吴汝纶二十一岁。 2月16日（正月二十五日），各路湘军联合发动反攻，太平军大战失利。3月26日，湘军大将李续宜至宿松会见曾国藩，议定曾国荃进攻安庆，多隆阿围攻桐城，李续宜驻兵青草塥策应。 这年春天，桐城南乡的战事稍微平息了一点，吴汝纶跟大哥吴汝经带着两个幼小的弟弟，步行二十里地，兄弟四人同游浮山。这年吴汝绳（字诒甫）十二岁，吴汝纯（字熙甫）八岁。 爬上浮山的妙高峰，峰下大华严寺，香客信徒，摩肩接踵。登上峰顶的“望江亭”，四山缥缈，长江如带，九华、天柱俱在望中，远观云蒸雾绕，石峰隐现，目下绝壁悬崖，如斧劈刀削。 上得浮山的最高峰，满目苍翠，心情格外舒畅，吴汝纶看着两个弟弟，开玩笑地说：“今天春游浮山，都要赋诗一首。”话音刚落，八岁的汝纯，竟然率先“高唱一绝”，吴汝纶和大哥都惊异不已。过了好久，十二岁的汝绳也作成了一首五言短古诗，且“颇得佳趣，朋辈皆激赏焉”。 吴汝纶兄弟四人。 大哥吴汝经，字肫甫，少小便与吴汝纶共学齐名。 大弟吴汝绳，五岁能为诗，才思俊逸。吴汝纶有天下文名，别人称许他，每自谢不如，曾官山东汶上县知县，多疾，早逝。吴汝纶儿子吴闿生编撰的《晚清四十家诗钞》有其诗作。 小弟吴汝纯，字熙甫，号敛菴，自号玉屏山人，官光禄寺署正。师事其兄汝纶。私淑方苞、姚鼐，能得其大旨。与贺涛、范当世等友善，以文字相切磋。浏览载籍，颇多颖悟。笃好方苞、姚鼐之说，以古作者自期。撰《玉屏山人诗稿》《敛菴文集》。可惜，也是英年早逝。除了同胞兄弟外，还有堂兄吴康之。 吴康之是吴汝纶大伯父的儿子，因父亲早逝，吴康之就一直跟随吴元甲生活，兄弟友睦。这也是吴家的一个才子，生活道路坎坷而艰辛。为人机灵智巧，与人交往态度谦和慷慨大方，喜欢开玩笑而不与人结仇。擅长书法，喜欢作诗。没有科举功名却官至知县，在封建社会确实是个例外。女儿吴芝瑛成为大书法家，渊源自乃父，这是后话。 咸丰八年（1858年），吴康之随大哥吴汝经徒步入京就试，吴汝经没有考中，替堂弟谋了一份抄书的差事。因为书法漂亮，诗也写得好，深得大学士宝鋆的赏识，应顺天乡试，不中。后来，做了山东巡抚谭端恪的幕客。不久，改做山东盐大使，由大使升为知县。在山东二十年，曾官宁阳、禹城、蒲台、武城、章丘、郓城知县，“所至皆有政绩，为县人称说”。 9.避乱读书膜拜乡贤大侠 咸丰十年、十一年（1860年、1861年）这两年，“桐城被寇最甚，公亦避地他所”。 公元1860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这年，北边是打到北京的英法联军，一把火烧了圆明园。南边是湘军与太平天国在安庆展开了殊死的攻防战。这一年，烽火遮蔽了和平的天空。 咸丰十年冬天，二十一岁的吴汝纶，因为战乱，家里实在无法容身，只好背负书囊，躲避到桐城东乡横埠镇大朱庄，租住左光斗故宅一间屋子，作为避难之所。 他来到左光斗的一个叫左质夫的后人屋子里，问他借来了左光斗的书籍和手稿。手里捧读忠毅公曾经读过的书，似乎先贤的手温尚在，见到家书手稿，“益仿佛遇其为人”，面聆教诲。忠毅公书房“遗直斋”里，“风云三尺剑，花鸟一床书”的对联，落寞地泛着寒意。这是左光斗自撰的一副对联，表达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 一天，左质夫突然怀抱两幅画像，跑到吴汝纶的屋子里，对他说：“小伙子，来，我给你看看忠毅公父母的画像。”左质夫将画像慢慢展开并挂了起来。神情庄重的吴汝纶整了整衣衫，郑重地对着画像鞠躬、作揖，然后才迎面而视。 瞻仰过左光斗父母画像，吴汝纶转而问左质夫：“那忠毅公的画像，您有吗？”左质夫摇摇头说：“忠毅公画像，一开始是从我们左家弄丢的，多年都没音讯。后来有一年，乡里有个人怀抱一幅画，在赶路时，突然天降大雨，电闪雷鸣的，他就跑到附近一个村子里去躲雨。这家主人见他怀抱一幅画，就好奇地问怀里的画是谁的，能否打开看看，躲雨的人说：‘行。’这家主人打开一看，惊呼道：‘这不是我们祖宗忠毅公的画像吗！’大喜过望的他，便和那人商量，问能否将这幅画卖给他。后几经商讨，躲雨的人便将忠毅公的画像卖给了这家主人。忠毅公这幅失而复得的画像，便被这人小心地收藏了起来。 这画像虽不在左质夫手里，但见过画像的左质夫说：画像中的忠毅公目光如炬，站在画像正面，感觉他在注视着你；站在侧面，他还是那么威严的在注视着你。 吴汝纶不由感慨：“人生百世下，追慕古贤人烈士，每恨不并世而出，得一目接光容，极其慨慕所至，虽一器一物，手泽所留遗，无不低徊珍重，摩挲不能去，况得瞻拜遗像，识其面目数百年后，其慨慕又何如也！” 左光斗这位乡贤，吴汝纶自小就存崇敬、仰慕之心。这个冬天，终于有机会“靠近”这位乡贤。“庚申（1860年）冬以乱僦居左忠毅公故宅，从左君质夫所，求公遗书而读之。”左忠毅公即左光斗，明桐城东乡人，因参劾权宦魏忠贤被诬，死于狱。后追赠太子少保，谥“忠毅”。有“铁面御史”之称。 左光斗任御史时，奸党横行京师，缴获假印七十余枚，查出假官一百余人，京城为之震惊。弹劾阉党魏忠贤，被诬下狱，受酷刑折磨致死，家人也多受牵连。差役前来逮治，家乡父老乡亲，头顶明镜，手端清水，拥立于马首号哭，声震原野，差役也为之流泪。“汝纶儿时，闻先辈谈忠毅公故事，辄自恨生晚，不及一识其面。”在乡间，先贤大侠，因为是身边的豪气人物，对于成长中的青少年自会产生巨大的仰慕效应。 在左光斗故居，吴汝纶找寻先贤的生活印记，读左光斗的藏书，翻看他的手稿，感受先贤的傲骨英气。 第二年，咸丰十一年（1861年），二十二岁的吴汝纶又到东乡躲避战祸。 桐城东乡周潭镇大山村是著名的“东乡武术”发源地，三公山下，武侠英豪，人才辈出。 行走江湖，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武侠梦。东乡大侠章冠鏊，是个赫赫有名的传奇人物，为了乡人而敢于牺牲，豪气干云，年轻的吴汝纶心中亦很震撼。“冠鏊既卒之二年，余避乱至东乡，乡人每津津谈冠鏊事，有泣者，曰：犹记章冠鏊杀贼突围时也。”桐城东乡有尚武的传统，尤其是周潭一带，延续至今，习武风气不废。所谓“文不过南乡，武不过东乡”是也。 此间，吴汝纶作《章冠鏊传》。中间一段描述章大侠杀敌的场面，简洁而传神，尽显桐城文章之精妙。 贼怨东乡久，又所诛求辄不报，己未秋拥众大掠东乡，乡人聚族居者姓率其族御之。冠鏊之族数千人为前队，与贼遇，贼众且十倍章氏，他族见贼甚众，皆望风而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