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哲人(2谁吃了你的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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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哲人编辑部创立于2015年，致力于探索过往和当代思想家关于如何过上更充实的生活的哲学思想。旨在引导读者选择更快乐、更自由的生活方式。

内容简介

技术之哲思——寐者，歌者与舞者的时代（序） 姜宇辉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新哲人》中文版主编 真的越来越喜欢《新哲人》杂志了，不仅是因为好读好看，而且因为每一期的主题都是那么地贴近现实，都与我自己的研究如此紧密相关。拿到这一期杂志，我怀着几分激动、兴奋的心情快速翻阅一遍，觉得真的有好多话想说。关于技术，关于世界，关于人生。 哲学应该关注现实，但更应该如尼采或阿甘本所说的那样，跟现实保持一个有差异的间距，单纯地随波逐流，肯定不是一种有出息、有追求的哲学。哲学必须有立场，这个立场必须来自冷静，来自痛彻的反思。正是此种反思给哲学提供了一个切入现实的尖锐视角。我说的是“尖锐”，那或许真的就如匕首一般深深刺入看似光滑无痕的数码世界的表面，由此制造出一种断裂和伤痕。哲学家，从来不是一个闭眼不看现实的、麻痹的寐者，也绝不应该是想尽办法来“巴结”世界的歌者，而应该是一个舞者。他孤独，因为他总是觉得与身边的世界格格不入；他舞动，因为他总是想让一切僵死固化的东西再度进入流变和生成，但他又苦心孤诣，匠心独运，挥洒概念创造之颜料，勾画出至真至美的思想—意象之境。 面对今天的技术之困境和难题，也同样要以此种复杂多变但又深刻坚定的哲学舞步来回应。对技术的批判，早自马克思的时代就已经开始，进入二十世纪又有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等一轮又一轮的激烈浪潮，以至于晚近以来，如约纳斯和斯蒂格勒这样深刻的思想家再度对生物技术和数字技术进行声讨之际，反倒会令作为读者的我们心生几分倦怠乃至质疑、反感：又是这一套，那你们这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哲学家倒是给出什么对症的良方和解药啊？除了批判，你们还能做些什么？除了技术自身拯救自己的力量，你们还能想到什么可行的解决方案吗？这样的“偏见”其实是非常普遍的。当我们翻开任何一本以技术批判为基调的哲学书时，几乎都会有如此鲜明的印象，就是开篇气势如虹、声泪俱下，但越到后面就越迷失在文献综述之中，最后的结论呢？也许真的就如等待戈多一般，只能是处于永恒的延宕之中。 由此也就暴露出一个根本的问题。对技术持一种激烈批判的“态度”是很容易的，但这恰恰不是哲学所应该做的最紧要的事情。摆一种态度，做一个姿态，这当然也挺重要，但最终往往沦为站队的策略，甚至会成为私带流量的阴险砝码。“哟，您也对技术持激进的批判立场啊，您真是一个忧国忧民、对时代怀有深刻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我们爱戴您！”但仅仅在流量盛景之中受人爱戴是远远不够的，在面向公众的“态度”的背后，还必须有一个面对思想自身的冷静而孤独的“判断”。深刻而独立的判断，才是旗帜鲜明的态度背后的真正支撑和前提。 那么，这个判断又如何做出呢？单纯的“怀乡症”（nostalgia）或“乌托邦”显然都不足取，应该首先基于尼采和福柯意义上的谱系学。怀乡症是用一个“曾经有过”的黄金时代来哀悼当下，感叹人心不古；乌托邦则是用一个“未曾有过”的美好世界来嘲弄当下，呼吁激进变革。二者在人类思想史上皆有过轰轰烈烈的篇章，但二者的症结也几乎同样明显，那就是都试图与当下保持一个反思的间距，但这个间距又实在太过明显和疏离，以至于最后变成了鸿沟。一种哲学的反思如果离当下现实越来越远，远到让我们看不清现实，甚至看不清自己的位置，那显然绝不可能是一种深刻的反思。遗憾的是，近现代以来的各种对技术进行批判的哲思大多陷入这两种方向相反但殊途同归的困境之中，马克思的乌托邦和海德格尔的怀乡症只不过是其中的两个典型而已。 那么，到底怎样从这个夹在“未来和过去之间”的两难之中挣脱出来，真正给激进的“态度”添加一个有理有据的“判断”呢？福柯终其一生所不断磨砺的谱系学方法显然是一个利器。谱系学首先悬置了任何预设的目的和归宿，但也同样明确拒斥单纯实证性的编年式梳理，而是试图“令脚下的大地震颤”，让我们强烈感受到，当下所在的位置是不稳固的，是多维的、多变的，甚至是脆弱的。谱系学看似以一种平实而细致的历史考证的面貌示人，但对于现实的强烈的批判态度，以至于这背后的鲜明的介入和行动的立场更是它的神髓。一旦我们看清了现实本身错综复杂的面貌，一旦我们避免将现实“装进”某一种现成的模式和框架，甚至一旦我们鲜明体察到现实之中所一息尚存的跳动脉搏，我们也就同时具备了面向未来进行展望、面向过去承担责任、面向当下积极介入的眼光和勇气。当下总是多重力量交织纷争的场域，多重力量之间总是差异聚合的开放关系，开放关系总是倾向于再度进入流变和生成，敞开别样的维度，释放逃逸的矢量。 对于当下的技术难题和困境，我们也理应采取一种谱系学的方式来做出判断、给出回应、显出态度。这期杂志之中的各篇文章，其实已经非常出色地展现出技术化、媒介化的现实状况的错综复杂乃至光怪陆离。我不便剧透其中的种种精彩之处，以免扫了大家的兴致。在这篇简短的导言最后，我不妨围绕四个关键词来例示晚近的技术之谱系学式哲思的要点和动向，分别是“光滑”（seamless） “加速”（acceleration） “控制”（control） “想象”（imagination），不妨将其简称为“SACI的四元图谱”（di?agram）。 首先是光滑。这当然是大家对当下现实的最鲜明的感受。就拿今天的机器来说，不说跟工业革命时代相比，就是跟早期控制论时代相比，都呈现出一个极为明显的趋势——机器不仅越来越轻、越来越小，而且它们的操作也越来越无痕、微观，乃至潜隐。苹果手机的光滑表面，特斯拉汽车的光滑界面，全球定位系统的光滑平面，甚至是互联网的光滑连接，数据流的光滑序列，一切的一切都显得如此唾手可得，甚至所见即所得，任何断裂都会马上被修复，任何例外都会马上被解释，任何陌异都会马上被同化，甚至是任何偏离都会马上被拉回惯例和常规。大数据的时代，让任何微小的变异都被还原成微不足道的涟漪；算法的时代，让任何离经叛道都简化成另一个不同角度的解决方案；生命政治的时代，让任何生命创造都最终沦为可被预测的统计学可能。 这也就涉及加速和控制这两个相关的要素。借用法国哲学家维希利奥的话来说，这个时代之所以越来越光滑、越来越透明，进而消除了所有谜一样的东西，包括幽暗隐藏的角落、陌异诡谲的维度，其实罪魁祸首当属“实时”这种强力而遍在的技术手段。实时，以不断加速的趋势，不断消解着时间的深度和空间的广度，将人的感知、认识、体验乃至选择和行动皆纳入一个紧密编织又不断拓展的网络之中。思考需要时间，行动需要酝酿，判断需要慎思，但这些间距和间隙恰恰是一个无限加速的时代之中、无限光滑的表面之上最为稀缺的资源。由此也就涉及“控制”。“控制社会”（control society）是德勒兹在晚年提出的一个说法，本意是以批判性的方式引申乃至修正福柯关于规训权力和生命政治的经典论述，但用来诊断当下的技术加速的时代真的是非常恰切。关于算法，有一个基本的界定，那正是“逻辑+控制”（logic + control）”。这里的控制并非仅仅是编程和操作意义上的，更是直指当下的技术化权力运作的基本形态。控制，绝非是面对面的直接作用，而总是潜藏的、微观的，具有流动性和适应性，并总是倾向于以生产的方式来实施各种花样翻新、变本加厉的捕获。算法和控制的合体，恰恰不是以狰狞的面目彰显自己的暴力，而是以一种井然有序的“逻辑”将人的每一个选择和行动、每一个念头和欲望都纳入计算、预测、引导的模型之中，编织进全无逃逸的出口和断裂的可能的紧致网络之中。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算法控制、技术加速、光滑无痕的世界，哲学又何以做出它的不合时宜但又切中肯綮的判断呢？当我们以谱系学的目光来扫视和审视现实之中、之下、之后的种种看似差异力量的交织互渗之时，是否反而发现这些力量最终越来越倾向于形成一个“封闭的集合”，而非“开放的整体”（德勒兹《电影1》）？其实未必。晚近以来的前沿思想似乎不断给我们敞开着别样思考和行动的可能。比如本杰明·布拉顿的“黑栈”理论，肖恩·库比特的“可朽媒介”理论都在启示我们，在光滑的数字表面之下，媒介也是有“肉身”的，肉身也是有生有死的。再如，罗萨对加速社会的研究也揭示了，在当下世界之中还存在着很多与加速相悖的减速现象（比如寿命、季节，乃至体制等），甚至还有很多反抗加速的残余和废料，这些都启示我们要对加速趋势本身进行一种谱系学式的深刻审视。此外，就实时网络和算法控制而言，有众多的媒介考古学家和媒介生态学家开始深入揭示时间性本身的晶体形态和网络本身的明暗交织的复杂形态。或许，只有和这些前沿的人文研究“共舞”，切实深入技术自身的肌理之中，哲思才能真正找回自己的舞步和节奏，才能在汹涌的流量之中确认自身的立场和冷静判断。也期待着诸位读者朋友能在本期的精彩内容之中找到自己的立场和判断。 自古以来，技术就以种种不同的形式存在于人类的生活里。早期的发明家创造出了燧石和斧头、车轮和滑轮、印刷机和笔、发动机和电；早期的使用者则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生存的利器、前行的滚轴、学习的工具、生产的动力，使他们遥遥领先。 得益于早期的技术，现代世界的许多地方都拥有了清洁的水源和丰富的食物，能够提前预防各种各样严重的疾病；人们不但可以自由、广泛地互相交流，还可以出入足以令启蒙思想先驱都为之惊叹的“图书馆”。 如今，拥有现代技术的我们正在将人类过去数百年的成果付之东流：我们污染水源、破坏土地，我们身体健康却精神失调，我们互相联系却没有交流，我们拥有资源充足的“图书馆”——互联网——却用它来看滑稽的猫科动物视频。 的确，我们仍然拥有那些早期的，甚至是更好的技术，但是，正如纽约大学教授、著名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30多年前所说，我们正在使用技术使自己“娱乐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