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哲学与人类生活

作者简介

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 当代著名哲学家，纽约大学哲学与法学荣休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涉足哲学领域。在康奈尔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求学期间，他接触了到分析哲学的三大主要分支。在关注语言明晰、注重用论证和反驳检验哲学假设的智识环境中，他持续探索心灵、价值、道德等重大问题。他先后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在这些哲学研究重镇与罗尔斯、诺齐克、德沃金等思想家共同推动了政治哲学、伦理学、认识论、心灵哲学等领域的发展。 内格尔探究意识的论文《成为蝙蝠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已成为心灵哲学中的经典。他的其他著作包括《利他主义的可能性》《人的问题》《本然的观点》《平等与偏倚性》等。因在哲学领域的重要贡献，内格尔获得了梅降基金会人文成就奖、罗夫·肖克逻辑与哲学奖、巴尔赞道德哲学奖等奖项。

内容简介

20世纪下半叶，也就是我进入这个领域的时期，哲学在许多领域都出现了复杂的活动和增长。在形成我的分析传统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语言的关注，它既是一个本身具有重大哲学意义的主题，也是通往从元物理学到伦理学等其他主题的哲学理解的途径。我本人从未从事过语言哲学方面的工作，但这种哲学的教育背景对我的思考和写作方式产生了影响。 通过我学习的三个机构的偶然机会，我接触到了分析哲学的三个主要分支。我在康奈尔大学读本科，当时哲学系深受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影响，通过他的学生和追随者诺曼·马尔科姆(Norman Malcolm)的影响。我们深入研究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出版和未出版的著作，从对语言功能的误解中汲取了发现许多哲学问题根源的方法。后来我去牛津读研究生，当时j·l·奥斯汀、保罗·格赖斯等人正在密切关注普通的自然语言是如何被使用的精确细节，坚持认为它包含的微妙之处，而不是用人工语言表达的过分简化的一般理论 这是我在2008年巴尔赞道德哲学奖颁奖典礼上展示的Sintesi Panoramica。 经常晦涩的哲学词汇。在牛津大学待了两年之后，我去了哈佛大学完成我的研究生学业，在那里我遇到了以W. V.奎因为代表的更系统的、基于逻辑的语言研究方法，它继承了鲁道夫·卡尔纳普和伯特兰·罗素等逻辑经验主义者的工作。 我并不是这些传统中的任何一个的真正追随者，但它们提供了我工作的知识环境，与同时期大陆哲学的环境非常不同，后者具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强烈元素。在气质上，我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被这些大陆运动的各个方面所吸引——马克思的平等主义乌托邦主义，存在主义者的荒谬感，以及现象学的主观观点的不可回避性。但我是在分析框架中追求这些兴趣的。 对语言的关注带来了概念清晰度的标准，并坚持通过论证和反论证来仔细检验哲学假设。但在这种背景下，分析哲学有三个广泛的发展，它们标志着其相对较近的历史，对我来说，它们在更实质性的方面很重要。其一是哲学与科学的紧密联系。另一个是道德、政治和法律哲学的伟大复兴。第三是回归到至少部分可敬的勒本哲学——对生与死基本问题的哲学反思。 分析哲学与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密切联系是我所提到的传统的三个分支中的最后一个分支——逻辑经验主义分支的特点。事实上，它也产生了数理逻辑，它现在是数学的一个分支，或多或少独立于哲学之外。在分析哲学的这一主要流派中，有一种倾向，即追求哲学作为对世界的科学理解的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的作用。这种趋势好的一面是，它要求那些对哲学感兴趣的人了解一些自然科学;结果， 分析哲学家的科学和数学素养相对较高——通常比他们的历史或艺术素养高得多。但不好的一面是，分析哲学家往往容易受到科学主义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无论主题是什么，自然科学、数学和逻辑都定义了有意义的问题，并提供了真正理解的唯一方法。我认为，这尤其阻碍了我们对自己的全面了解，它限制了我们认真探索各种价值问题的能力。 我在心灵哲学方面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哲学使我们明白，为什么不能通过科学革命以来在解释物理世界方面如此成功的理论类型来充分理解心灵——仅仅是因为这些理论是为了解释一种非常不同的现象而发展起来的。主观经验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从一开始就是哲学的中心问题，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它受到了物理科学日益增长的权威的影响，通过进化论和分子生物学扩展到对生物的理解。通过行为主义功能分析和神经生理学识别的结合，心灵可以以某种方式被解释为物理世界的一部分，这一观点在许多理论家看来是物理科学向前迈进的下一步，即提供一种万物理论。 虽然我相信，追求越来越客观的现实概念，越来越少地依附于人类感官经验的特殊形式，是人类理性能力及其超验目标的伟大体现，但我相信，这种对客观现实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会留下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这就是我早期一篇文章的重点，“成为一只蝙蝠是什么样子?”——这本书的标题确实包含了它的全部论点。人类经验的主观特征——或任何具有个人视角的特定生物的经验世界，不能仅仅从行为或中枢神经系统的物理功能来理解，尽管这三个要素是密不可分的。 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在理解这种联系的同时，不排除精神现实中不可简化的主观方面，同时还要问，对于物理世界最客观的描述不可能是对现实世界的完整描述这一事实，什么样的自然秩序概念可能是公正的。这是一个留给未来的问题，我认为在今天在座的任何人的一生中，在这个问题上不会有太大的进展。寻求对精神的物理主义理解是由于人类的一种天然弱点:渴望结束——在离开这个领域之前利用现有的工具找到解决办法——以及拒绝承认我们还处于人类理解进程的早期阶段。在身心问题上取得进展需要几代知识分子的努力。 转到伦理学的主题，我非常幸运地参与了这个已经改变了哲学的领域的复兴。当我开始学习时，语言分析的主导地位意味着分析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只对元伦理学感兴趣——对道德语言和道德概念逻辑的分析——而不是对一阶道德问题感兴趣。人们普遍认为，没有办法理性地思考对与错、好与坏、正义与不正义等实质性问题。然而，我在康奈尔大学的一位老师是约翰·罗尔斯。当时他三十出头，只发表了两篇文章，但他正在从事一项实质性道德理论的研究——为现代自由民主国家辩护明确的正义原则——这项研究比20世纪的任何其他研究都更能将道德思想带回哲学的中心。他对制度问题的关注，包括社会、经济和法律问题，使哲学家们再次以系统的方式思考他们那个时代的政治问题。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哲学对实质性道德理论和实质性政策问题的兴趣逐渐发展起来。Elizabeth Anscombe写了关于战争的道德以及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的区别——这是冷战核时代相互保证毁灭的关键问题。h·l·a·哈特写了关于道德强制执行的文章，并与帕特里克·德夫林就反对同性恋、色情和卖淫的法律的合法性进行了辩论。但是，引起道德和政治哲学觉醒的不仅仅是思想上的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越南战争以及关于堕胎和同性恋的冲突成为美国公共辩论的主要内容，许多道德、政治和法律哲学家开始就这些问题进行写作和教学，部分原因是为了回应我们学生的兴趣，部分原因是在一个政治动荡的时代，某种程度的参与似乎是必须的。 我的第一份教学工作是在伯克利，当时正是学生运动在那里爆发的时候。后来，我搬到了普林斯顿，在那里我参与了一本名为《哲学与公共事务》的杂志的创建和编辑，它的标题是这些发展的象征，它在将哲学与当代公众关注的问题联系起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那时起，我就写过这样的问题:战争、税收、隐私、平权行动、全球不平等、性自由、宗教和国家，等等。在纽约大学，我在哲学系和法学院的联合任命反映了我的这些兴趣。 在伦理理论中，就像在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中一样，我一直在关注个人的观点与超验的、客观的观点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领域中，客观的观点被道德的公正性所代表。这已经是我的第一本书《利他主义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of Altruism)的一个主题，这本书来源于我的博士论文，但它在后来的作品中以多种形式再次出现。人类理性的超验性冲动及其所留下的必然与之共存的主观视角是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政治理论以及对人类行为的理解中哲学问题的根源。我在《无处可见》一书中最充分地讨论了两者的相似之处，但在《凡人的问题》、《平等与偏袒》和《最后的话》中也讨论了这个话题。在伦理和政治理论中，观点的对比是关于个人益与集体利益之间关系的传统问题的基础，以及什么形式和程度的公正是伦理和政治正义的适当基础。我写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参考了霍布斯、功利主义和康德的道德基础理论，并特别关注减少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动力如何与我们对自己和我们特别关心的人的自然偏爱相协调。 我努力培养的积极的道德观取决于关于人类从外部看待自己的关键能力，仅仅把自己看作是其他人中的一个。如果我们希望从这个客观的角度肯定我们自己的价值，以及我们的生命、幸福和繁荣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就必须始终如一地赋予所有其他人的生命同等的客观价值，因为从客观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和我一样是一个“我”。当一个人转向客观立场时，唯一的选择就是放弃一切价值，而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客观地认为自己的生命毫无价值，这样别人除了主观的理由之外就没有理由关心我们的生死。这一点体现在道德包括“代理中立”原因的主张中，比如任何人都必须减轻A的痛苦的原因，而不仅仅是“代理相关”原因，比如A必须减轻A的痛苦，或者照顾A的孩子的特殊原因。然而，尽管客观立场提供了强有力的道德理由来源，但它不能完全取代主观立场，而必须与主观立场相结合。不管我们做了多少承认所有人的平等价值，我们自己的生活总是一个特定的个体的生活，有特定的目标、计划、需要和个人依恋。是否将这种观点置于道德公正的要求之下，或者说，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服从，在我看来是道德理论的核心问题。功利主义传统捍卫了一种相对于中立的理由的绝对从属关系的要求，尽管它承认允许人们追求个人主义目标的中立的理由，就像家庭成员之间的特殊责任一样，可以用功利主义的术语来证明他们对普遍福利的贡献是合理的。我更被康德的传统所吸引，它赋予公正对我们动机的调节作用，同时在一个普遍标准的协调体系的框架内，把主观观点对我们生活的独立的理性权威留在那里。这就是定言令式的意图，康德关于目的王国的概念也更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 在政治理论中，这些问题延伸到法律、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评估。在充分考虑到从客观的角度看我们所有人的平等价值和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生活和依恋自然具有的特殊关切的情况下，我们能够以什么样的条件与我们的同胞生活在一起?我相信，集体公共权力与个人自由和各种平等的关系必须在这些条件下进行评估，我认为它们使捍卫一种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成为可能，在这种自由主义中，国家和个人之间存在道德分工。换句话说，公共机构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承认每个人的同等重要性，而不是个人道德，这应该让人们在这种背景下自由地走自己的人生道路，只要他们不伤害他人。 我一直感兴趣的第三个话题是生与死的问题:生命的荒谬或意义，对死亡的正确态度，人类生命与更大宇宙的关系。这些问题在哲学中有着天然的地位，但很难用分析传统所推崇的清晰性来思考。然而，近年来，这些问题已不再被视为欧洲大陆传统的专属领域，我也不时地写一些关于它们的文章。我一直坚信死亡是我们存在的终结，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尽管它发生在每个人身上。最近，我对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以及宗教气质的世俗表现产生了兴趣。目前尚不清楚，寻找一种令人满意的关于宇宙和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的解释是否合理，这种解释将使我们在宇宙中感到自在。和其他哲学问题一样，我们可以预期这个问题会存在很长一段时间。我相信，哲学的进步不在于明确地回答问题，而在于加深我们对问题的理解，这些问题是在我们试图找到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时不可避免地出现的，一旦我们与使我们成为人类的普遍自我意识相联系。 ·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50位最有影响力的在世哲学家之一托马斯·内格尔著作，触及这个时代的思想和道德困境。 ·谈及广泛的哲学领域：生死、道德、心理、法律、社会组织等。 ·汇集过去半个世纪塑造哲学思想的智慧见解。 约翰·罗尔斯、罗纳德·德沃金、托尼·朱特、彼得·辛格、伊丽莎白·安斯康姆、菲利帕·富特、阿尔文·普兰丁格、塞缪尔·谢夫勒、克里斯蒂娜·科斯嘉德、丹尼尔·卡尼曼、乔纳森·海特、丹尼尔·丹尼特...... ·一场伟大的沉思与实践之旅 在分析哲学传统中实现理论突破，注重分析哲学在实质性方面的发展。重审科学主义对分析哲学的影响，以此作为研究心灵哲学的起点。 在伦理学框架中，培养人们积极的道德观，重置道德理论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