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新注/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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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军事名言，不仅揭示了战争指导者对彼 己情况的了解与战争胜负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指明了在了解彼己情况的基 础上，找出双方行动的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确定自己的作战行动，以 战胜敌人。这就把“知”与“战”，把“胜可知”与“胜可为”结合了起 来，把认识和运用规律结合了起来。这是孙武对我国军事思想的一大贡献 。 孙武揭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普遍军事规律时，还对“知” 与“战”的关系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如他把了解敌情提到“三军之所恃 而动”的重要地位，用专篇论述了使用间谍掌握敌国情况的问题；提出了 许多作战行动中侦察判断敌情的原则和方法，以及在各种敌情、地形条件 下军队行动的原则等。在知己方面，提出了“上下同欲”、“识众寡之用 ”、“以虞待不虞”、“知吾卒之可以击”与“不可以击”等等。他要求 将帅考虑问题要“杂于利害”，见利思害，居害见利，力求全面；同时， 要“因利而制权”，把握有利战机，正确确定自己的行动方针。 孙武运用“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普遍军事规律，在了解当时各 诸侯国情况的基础上，从战争经验中总结出了若干有价值的作战指导原则 ，如“先胜而后求战”，“示形”、“动敌”，“我专而敌分”，“避实 而击虚”，“因敌而制胜”，等等。 “先胜而后求战”，就是在了解彼己强弱胜负之情的基础上，有充分 的应敌准备，“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有把握取胜而后求战。反对那种既不作周密考虑和准备而又盲目轻敌的 “先战而后求胜”的错误做法。这一思想，是稳妥而积极的。 “示形”、“动敌”，就是用“示形”的方法，用“诡道”诱骗和调 动敌人；同时，注意不为敌人所调动，即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使作 战的自由权稳操于自己手中，迫敌处处陷入被动，以便“攻其无备，出其 不意”地打击敌人。这一原则，是有其重要价值的。 “我专而敌分”，就是作战中要造成“以镒称铢”、“以破投卵”的 兵力优势，使“我专为一，敌分为十”，从而达到“以十攻其一”、“以 众击寡”的目的。孙武这个“我专而敌分”的原则，为历来军事家所赞赏 ，曾给予很高评价。 “避实而击虚”，就是从了解、分析敌我情况中，找出敌人的虚实所 在，避开敌人力量坚实之处，打击其虚弱之点，“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以达到“攻而必取”的目的。 “因敌而制胜”，就是要求随时随地了解变化不定的敌我双方情况， 并针对当面的敌情，灵活地变换自己的战法，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一原则，反映了孙武主张战争指导 上的灵活性，反对一成不变的机械观点。这种思想，在《孙子》中体现得 比较充分，例如：它强调要根据不同敌人的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的对策， 如“利而诱之，乱而取之”之类；根据敌我兵力对比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 战法，如“十则围之，五则攻之……”等等；另外还要求根据不同的地形 条件，采取不同的行动方针，这在《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 中都有较详细的论述；在《九变篇》中所提到的“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 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则包含着更大的灵活性 ，要求将帅要懂得临机处置的重要。总之，孙武认为，战争中情况是千变 万化的，必须在作战指导上做到“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动而不 迷，举而不穷”，充分发挥将帅的指导能力，灵活机动地战胜敌人。 三、反映了较丰富的朴素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思想 《孙子》之所以能够提出若干较精辟的军事理论原则，是有其深刻的 思想原因的。从《孙子》十三篇中不难看出，孙武在论述兵法的过程中， 反映出不少朴素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思想。如他在分析研究战争、判断战 争胜负可能性时，能够从一些客观条件人手，并较充分地估计到了战争对 客观条件的依赖关系。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对于“道”和“天”的解释 是朴素唯物论的。《孙子》中的“道”，不是虚无不可捉摸的超时空的东 西，而是指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是“令民与上同意”等客观实际。《 孙子》中的“天”，不是什么神物，而是“阴阳、寒暑、时制”等自然现 象。他还认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 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这充分表明，孙武对于了解敌情，既不信鬼神 和“天命”，也不用历史事件去类比和推论，而是从真正了解敌情的人取 得。这种朴素唯物论的思想，同当时社会上所流行的“畏天命”、“敬鬼 神”等唯心论的说教，是针锋相对的。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 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 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矛盾 论》)孙武在探讨战争规律的过程中，也表现了这种朴素辩证法思想的特点 。他直观地看到了关于敌我、攻守、胜败、虚实、奇正等一系列对立现象 ，并要求人们在战争活动中要注意对立着的两个方面的情况。如了解情况 时要“知彼知己”，考虑问题时要“杂于利害”，军争时要估计到“利” 与“危”，等等。对于“治乱”、“勇怯”、“强弱”、“劳逸”、“饥 饱”等等矛盾着的现象，孙武朴素地认识到它们是可以变化的，如“乱生 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等 等。在认识自然现象时，他看到了天地、日月、江河、四季的不断运动， 并用自然现象的变化无穷来比喻用兵方法的灵活多样。这种思维方法，也 具有辩证法的因素。当然，孙武对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认识是粗浅的，甚 至认为只是周而复始，不断重复，因而没有脱出“循环论”的窠臼。 《孙子》一书所论述的军事问题及其反映的哲学思想，虽然达到了当 时所能达到的高度，但由于它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代的产物，所反 映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思想，这就不能不带有剥削阶级的烙印，受到 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对此，我们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以批判。 孙武所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毕竟仍是剥削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之 间存在着阶级对立和根本的利害冲突。这种阶级矛盾也必然在军队内部关 系和作战指导思想中反映出来。从《孙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士卒被迫 出征打仗，将帅们因害怕士卒逃亡，主张深入到敌国“重地”去作战；为 了驱使士卒拼命作战，玩弄种种剥削阶级的手段，主张“投之亡地然后存 ，陷之死地然后生”，“登高而去其梯”等等；将帅们不敢将真情告诉士 卒，于是采用愚兵政策，如“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犯之以利， 勿告以害”等等，以此来达到其指挥士卒“若驱群羊”的目的。所有这些 ，都是剥削阶级阶级本性的反映。P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