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文学散论

作者简介

范捷平 二级教授，浙江大学德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浙江省翻译协会会长，厦门大学讲座教授。出版学术著作、教材、译著30余种，发表国际国内学术论文70余篇。2012年荣获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杰出贡献银质奖章。哲学译著《过时的人》（第一、第二卷）获浙江省第16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学术代表作《罗伯特·瓦尔泽与主体话语批评》获浙江省第17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内容简介

命运如雪的诗人——罗伯特?瓦尔泽 假如瓦尔泽拥有千万个读者， 世界就会安宁得多…… ——赫尔曼?黑塞 瑞士德语作家罗伯特?瓦尔泽(Robert Walser）的命运与阿尔卑斯山皑皑白雪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白雪意味着辽阔和淡泊，宁静与质朴，它意味着与任何其他色彩的格格不入。瓦尔泽就像一片轻盈的雪花那样，飘落到了沉重的大地上，又悄悄地融入大地。直到瓦尔泽去世多年后，这位卓有才华的作家才引起国际文坛的普遍关注。说瓦尔泽是一块久藏在阿尔卑斯山麓白雪之中的瑰宝，也许对熟知瓦尔泽一生和其创作的人来说并不过分。因为瓦尔泽和他隽永的文学风格既把人带进一种类似东方王摩诘的高远和陶渊明的超凡脱俗般的美学意境，同时又置人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审美情趣之中。 瓦尔泽的文本语言像窃窃私语，他写下的小说、诗歌以及2000多篇小品文更像轻轻飘落的雪花，在平静中给人以无限的遐想。瓦尔泽远远算不上欧洲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但仍不失为文人的楷模，现代著名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曾经说过，卡夫卡不过是瓦尔泽人格的一个特殊侧面而已。据穆齐尔称，瓦尔泽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山鼻祖之一，当今瑞士德语作家的身上或多或少带有瓦尔泽的烙印，瓦尔泽是德语现代主义文学的象征。 那是1956年的圣诞节，瓦尔泽在瑞士赫利萨精神病院美美地吃了一顿午餐，酸菜猪排香肠加甜点心，比往常丰盛得多。饭后，这位患了二十七年精神分裂症的作家与往常一样独自出门散步，这已是他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与德语文学史上另一位患精神病的著名诗人荷尔德林一样，瓦尔泽在精神病院的床榻下也是一堆因散步而走破了的旧皮鞋。散步在瓦尔泽的生命中的重要程度似乎远远超过文学创作，本书收入的《散步》版本是写于1917年年初的单行本第一版，是一部中篇小说，也有人把它归类为散文。 瓦尔泽的一生几乎可以用“散步”两个字来概括，这也是我将这部瓦尔泽文学作品集取名为《散步》的原因。因为瓦尔泽的文学作品与“散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作品中常常出现长途跋涉的漫游者，以陌生人的身份穿越陌生地带，并且用漫游者的视角不断去游戏文字、游戏文本，反讽作为作家的自身，其实这是瓦尔泽的一种诗学风格。 阿尔卑斯山的冬天是雪的世界，瓦尔泽在寂静的雪地里走着走着。他走过火车站，穿过一片树林，走向那堆废墟，那是他想去的地方。他一步一步向废墟走去，步伐是稳健的，他甚至没有去扶一下路边的栏杆，或许是怕碰落栏杆上洁白的积雪。忽然他身子一斜，仰面倒下，滑行了两三米，不再起来。若干时间以后，雪地里的瓦尔泽被一只猎狗发觉，接着是附近的农民，然后是整个世界。 一、 “失而复得的儿子” 罗伯特?瓦尔泽于1878年4月15日出生在瑞士宁静的小城比尔，一个开文具店的小商人家庭，他父亲是虔诚的新教徒，母亲是温柔丽质的女性，多愁善感，患有抑郁症，这可能是瓦尔泽家族的遗传性疾病。1894年，瓦尔泽母亲去世。根据瑞士日耳曼学者马特（Peter von Matt）的研究，瓦尔泽对其母亲的依赖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瓦尔泽在八个孩子中排行第七，总想从终日操劳的母亲和不苟言笑的父亲那儿多得到一点爱，然而父母似乎并不偏爱罗伯特?瓦尔泽，每当兄弟姐妹中有谁病了，都能得到母亲加倍的疼爱，罗伯特却从不生病，因而得不到那份特殊的怜爱，心里总觉得父母有点嫌弃他。 “夏日的一天，一个小男孩决计试探一下父母对他的爱心，他独自来到池塘边，脱光衣裤，将它们挂在池塘边的小树上，将小凉帽扔进池塘，自己却爬上高高的菩提树，一会儿男孩的姐妹们来池塘边玩耍，看见这一情形，误以为男孩已溺水而亡，大声哭喊，哭报母亲，全家沉浸在悲痛之中。父母悲痛之极，悔恨未给儿子多一点爱怜，若再给一次机会，一定加倍疼爱失去的儿子。男孩在菩提树上看清了这一切，便下得树来，躺在池塘边上，望着蓝天白云，遐想回到母亲怀抱里的温暖。傍晚时分，男孩回到家中，全家人喜出望外，失而复得的儿子受到了父母格外的宠爱……” 然而这个故事并非真人实事，而是瓦尔泽十五岁时写下的第一篇习作中的情节，瓦尔泽将它取名为《池塘?小景》。“失而复得的儿子”的故事出自《新约全书》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中有关失去的羔羊和失去的儿子的章节，《圣经》中描述了两个儿子，小儿子从父亲那儿要了他的那份财产，出门远游，财尽囊空后回到家中，父亲非但没有责怪他，反而为他杀猪宰羊，盛情款待。大儿子从地里干活回来，看到这一情景，愤愤不平，觉得他替兄弟尽了儿子的责任，却从未得到过如此厚爱。父亲劝大儿子，你一直在我身边，我的一切都是你的，而你弟弟在我心目中已经死去，失而复得的儿子怎能不让人高兴？在《圣经》中这一故事是为建构基督教伦理而服务的，在于肯定“浪子回头”的价值。 瓦尔泽采用这一题材则不是复制《圣经》所表述的公正和宽容，恰恰相反，瓦尔泽着意强调没有失去的儿子同样应当得到爱和公正。这一思想同样体现在瓦尔泽日后创作的散文《失去的儿子的故事》之中。在这篇作品中，瓦尔泽完全采用《圣经》的情节，所不同的是瓦尔泽利用叙述者来表示自己强烈的倾向性，即对《圣经》中的大儿子寄予同情。在《失去的儿子的故事》中，瓦尔泽将叙述重心移置到大儿子身上，在与失而复得的小儿子得宠的强烈对比下更显出应得宠而未得宠的大儿子的不满情绪。这便是瓦尔泽童年留下的“俄狄浦斯情结”，与卡夫卡的父子情结十分相像。在德语文学研究中，瓦尔泽与卡夫卡文学风格的脉络关系已成定论。卡夫卡也曾写过一篇取材于《圣经》中失而复得的儿子的短文。德国文学理论家齐默曼（Hans Dieter Zimmermann）在20世纪80年代曾写过《巴比伦的翻译——论瓦尔泽和卡夫卡》一书，对瓦尔泽和卡夫卡的作品进行了细致地对比研究，齐默曼在这两个作家的创作中看到了瓦尔泽和卡夫卡的文学作品及人格中的相通之处，即将个人的主观感受处理成人的普遍情感，在写作文本的过程中完成从个别到一般的世界观转变。 1892年，瓦尔泽遵照父命前往比尔，去一家银行当学徒，但其实他内心向往成为一名话剧演员，童年时他喜欢看比尔剧院时常上演的席勒不朽之作《强盗》，在席勒的戏剧中，瓦尔泽萌发了对文学的偏爱和对语言的敏锐感觉。1895年，瓦尔泽到了斯图加特，想在那儿学艺当演员，不过这一梦想很快就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生性内向的瓦尔泽不得不承认自己并不具备表演才华。1896年，瓦尔泽正式受苏黎世一家保险公司聘用。不久，他转入一家银行当职员。这期间瓦尔泽开始了文学创作，1897至1898年间写下的诗歌《在办公室》就是他当时生活的写照，诗中“月亮是黑夜的伤口/鲜血滴滴竟是满天星星”脍炙人口。 起初，瓦尔泽只是在伯尔尼的《联盟日报》和慕尼黑著名文学杂志《岛屿》上发表一些散文、小品文和诗歌，后来这些作品分别于1904年和1909年被收入《弗利茨?考赫散文集》和《诗歌集》中出版。尽管当时瓦尔泽初出茅庐，但其文学才华得到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如维德曼（Joseph Victor Widmann）和布莱（Franz Blei）等的青睐，不过此时他只是区区一名文学青年，并未得到大多数读者和图书商的重视。在此期间，瓦尔泽结识了维德金德（Franz Wedekind）、道腾代（Max Dauthendey）、比尔鲍姆（Otto Julius Bierbaum）等青年维也纳圈子里的作家，这让他直接体验到了维也纳现代派的文学价值取向。 事业上的失意和生活上的落魄几乎伴随着瓦尔泽的整个创作生涯。直到日后瓦尔泽成为职业作家，他仍然被这种失意感困扰。这也许与他的生不逢时有关，因为同时期的瑞士作家黑塞无论在名望和成就上都盖过了他，瓦尔泽无法走出黑塞的阴影。1904年，在瓦尔泽的《弗利茨?考赫散文集》出版的同时，黑塞出版了他的成名之作《彼得?卡门青》(一译《乡愁》），尽管黑塞一生非常推崇瓦尔泽，并于1917年在《新苏黎世日报》上大声疾呼：“假如像瓦尔泽那样的诗人加入我们时代的精英中来，那就不会有战争，假如瓦尔泽拥有千万名读者，世界就会安宁得多。”而事实上黑塞已是当时德语文坛的新星，成了苏黎世文学沙龙里文人雅士高谈阔论的中心。相比之下，瓦尔泽新锐的文学则显得黯然失色。1943年，瓦尔泽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苏黎世的读者根本没有将我的作品放在眼里，他们狂热地追随黑塞，把我看得一钱不值。” 瓦尔泽抱怨苏黎世读者的狭隘，批评他们只接受黑塞的一种文学方式，排斥其他风格。当时甚至有一位女演员买了一本《弗利茨?考赫散文集》寄还给瓦尔泽，上面写了“要写书先学学德语”之类的讥讽。这也许正好说明了瓦尔泽文学作品的超时代性，犹如处在康定斯基所说的艺术金字塔的顶尖，它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方能被后来者所理解。 二、 主仆关系 1903年至1904年间，瓦尔泽前往苏黎世近郊威登斯维尔一个叫卡尔?杜布勒的工程师和发明家事务所当帮工，但不久这家事务所就倒闭了。接着的一段时间，瓦尔泽在苏黎世的一个犹太贵夫人家中当侍者，这段经历成了他日后撰写《助手》《唐纳兄妹》等作品的素材。1906年，他应在柏林的哥哥卡尔?瓦尔泽之邀来到德意志帝国首都柏林。卡尔当时已是柏林小有名气的画家，专门为一些书报杂志画插图和舞台布景。卡尔有意让弟弟前来帝国首都，接受世纪风的熏陶。在那里，瓦尔泽曾短期在柏林分离派（Berliner Secession）艺术家协会当秘书，并有机会结识著名的出版商费舍尔（Samuel Fischer）和卡西尔（Bruno Cassirer）。然而，在柏林的那些日子里，瓦尔泽似乎是局外人，他深居简出，出版的三部小说并没有获得期待中的巨大成功，因此生活上逐渐捉襟见肘，主要靠卡尔的接济度日。不过，他的作品虽然没有被当时大多数读者接受，但获得文学界精英人物如穆齐尔、图霍夫斯基的高度肯定。黑塞和卡夫卡甚至将瓦尔泽视为自己最喜爱的作家之一。据说瓦尔泽在此期间不时受到一位女富豪的资助，在瓦尔泽的传记中，这位女富豪一直是个谜，我们无从了解她的姓名、生平以及她与瓦尔泽的关系。 1905年9月，瓦尔泽曾在柏林的一家仆人学校接受侍者训练，接着他又在上西里西亚的一个贵族宫殿里当过三个月的服务生。这段经历日后出现在他多部文学作品中，本书收入的作品《西蒙》《托波特》都是反映主仆关系的名篇，谦虚和谦卑是瓦尔泽作品的一贯风格，这种风格在长篇日记体小说《雅各布?冯?贡腾》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部小说中，“现实世界”蜕变成令人无法把握和理解的巨大怪物，这个巨大的怪物则是由读者耳熟能详的日常生活琐事建构而成，但恰恰因此而变成一个个难解的谜团。卡夫卡的早期作品也有同样的功能，这样看来，卡夫卡特别喜欢瓦尔泽这个时期的作品也就不难理解了。1913年，瓦尔泽因文学创作上的失落和接济他的女富豪去世而离开柏林，这样瓦尔泽在柏林前后共生活了七年。这七年是瓦尔泽小说创作的重要时期，其间他先后写下了三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帮手》《唐纳兄妹》和《雅各布?冯?贡滕》，史称“柏林三部曲”。这三部小说当年均在布鲁诺?卡西尔出版社得以出版，责任编辑为文学评论家摩根斯坦（Christian Morgenstein）。 除了小说创作之外，瓦尔泽在柏林期间还写下了许多小品文，在这些小品文中，瓦尔泽不仅游戏语言，而且还塑造了“闲逛者”角色。他从闲逛者视角出发，描写了许多柏林大众聚集地场景，如柏林著名的站立式啤酒广场“阿欣格尔”、游艺场等。值得一提的是，瓦尔泽的长篇小说和小品文在出版之前均发表在当时著名的文学刊物上，或者在这些刊物上连载，如专门刊登话剧剧本和批评的文学周刊《大舞台》、欧洲最古老的文学杂志《新观察》《未来》、文艺月刊《莱茵大地》，以及《新苏黎世日报》和魏玛共和国时期重要的文学刊物《新墨丘利》等。 “柏林三部曲”的共同特点表现在自传性上，它们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瓦尔泽三次当仆人和打零工、做帮工的经历。值得注意的是，这三部小说在不同程度上都反映了主仆关系，主人公都是以小人物的身份出现的，与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中的主仆关系不同，在瓦尔泽的作品中，主仆关系是一种辩证的生活观，它客观地反映了瓦尔泽的人生价值取向。 从表面上看，瓦尔泽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小人物，很多都是任人支使的仆人，仆人的职业规范便是绝对地服从，然而对瓦尔泽小说人物的理解不应停留在这个表象上。首先，瓦尔泽的主仆关系可以从宗教层面来理解，瓦尔泽是新教徒，他反对将上帝偶像化，反对教会对宗教的教条化，反对教堂取代宗教的倾向。在他看来，无论是受支使的人，还是支使人的人都是上帝的仆人。其次，从哲学辩证法的角度来看，主仆的关系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就像黑格尔说的那样，主与仆是相互依赖的。在自然界，人战胜自然的主人力量的同时又在自然的力量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再者，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主仆虽然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一定的社会存在对个体在群体中的社会位置的限定，但是在心理上主仆关系往往具有逆向性。这三点在瓦尔泽柏林时期的三部小说中是显而易见的。 三、 巨大的小世界 “国王其实是叫花子，叫花子有时胜过国王。”瓦尔泽曾想在戏剧舞台上将这一思想传递给贪得无厌的世人。然而，他在1913年3月回到比尔后亲自实践了这一辩证法。他在比尔一家名叫“蓝十字”的简陋旅馆里租了一间房，在那儿度过了七年时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瓦尔泽在柏林存下的一些钱变成了一堆废纸，这时他只能写些小文章维持生计。 1914年夏天，瓦尔泽以莱茵河地区妇女联合会的名义出版了《散文集》，因而获得妇女联合会的莱茵河地区优秀文学家奖。但这笔钱对他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他很快又陷入窘迫的境地。冬天他竟无钱买煤取暖，只能穿上自己用旧衣服缝制的棉鞋，身上紧紧地裹着1914年秋天在军队服役时穿过的旧军大衣，才能得以继续写作。当沉浸在文字和想象中时，瓦尔泽充分地得到了人生的满足。或许他在生活的阴影中得到的比在光明中得到的更多，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在柏林的仆人学校，他不只是学会了“如何清洗地毯，如何打扫衣橱，如何将银器擦拭得铮亮，如何接主人的礼帽和大衣，而更多的是学会了将自我变得非常渺小”。 将自我变得渺小不仅是瓦尔泽作品中的灵魂，同时也是瓦尔泽一生的生活准则。对于他来说，放弃功名便是一种功名，然而当他不得不扮演叫花子的“角色”时，他并没有像国王那样潇洒。在这段时间里，他常常为了一块面包、一块奶酪或一块黄油向女友梅尔美特（Frieda Mermet）低三下四地乞讨。1914年年初，瓦尔泽的父亲去世，接着他的两个兄弟接连死去，一个死于精神病，另一个也因抑郁症自杀身亡。在柏林的哥哥卡尔与瓦尔泽关系一向不错，在柏林时曾给瓦尔泽的许多散文集和小说画过封面和插图，两人在20世纪初的柏林分离派舞台上曾热闹过一阵，不过卡尔婚后与弟弟的关系日渐疏远，其原因是卡尔的妻子总是瞧不起这个不中用的穷弟弟。随着卡尔的声名鹊起，他们兄弟之间关系也终于破裂。 1920年11月，瓦尔泽收到苏黎世一个名叫“读书俱乐部”的文学团体的邀请，请他前去朗读文学作品。尽管瓦尔泽深知自己不善辞令、朴讷诚笃，一想到要在大庭广众下大声朗读自己的作品就觉得舌头发麻，但他还是答应了下来。毕竟苏黎世是他初出茅庐的地方，在那儿他开始了自己的飘浮生涯和只顾播种、不计收获的文学耕耘。那儿有他一段美好的回忆。然而，这个决定似乎是一个命中注定的错误。瓦尔泽清楚地知道，在文学已经成为消费商品的现代社会，这些商品的制作者若要成功，就必须具备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脱下裤子，并且有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本领，因为首先知道如何售卖自己的人，才是能售卖自己产品的人，但这不是瓦尔泽的特长。 阿尔卑斯山的初冬早已是一片白雪茫茫，瓦尔泽带着几页诗歌和小品文手稿上路了。和往常一样，他喜欢在雪地里漫游。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瓦尔泽来到了苏黎世。在朗读会之前，他反复地练习，朗读自己那些其实不太适宜大声朗读的文字，瓦尔泽的文学文本似乎只能轻轻地吟诵，细细地品味。一旦经人大声朗读，那些蕴藏在字里行间的趣味便会荡然无存。不过现在一切都太晚了，朗读会的主持人找到瓦尔泽，请他试读一番，试读的结果叫人失望。瓦尔泽根本不具备人们想象中的朗读才华，经过一番争论后，主持人仍然决定由别人来替瓦尔泽朗读。瓦尔泽出于酬金的原因，只得委曲求全。朗读会的那天晚上，台上宣布瓦尔泽因病不能出席朗读会，而事实上，瓦尔泽像一名普通听众那样，坐在下面和其他听众一起为自己鼓掌。 四、 “捉迷藏” 对于瓦尔泽来说，写作具有双重意义，即在用语言表达的同时，在语言中隐藏所要表达的东西。但是这种隐藏是一种类似儿童捉迷藏游戏，隐藏的目的最终是为了被寻找、被发现。因此，谈论写作、谈论作家也是瓦尔泽的文学特色之一。本书收入的《有关写作》《意大利小说》《微微的敬意》等都属于这一类。可以说，瓦尔泽惯于将自我隐藏在语言的森林之中。瓦尔泽擅长在那种不紧不慢、娓娓道来的节奏中，在纷乱无序的幻觉和梦境中，在有悖常理的荒诞不经中，在掩盖得严严实实的“浪漫主义反讽”中来实现自己的文学价值观，《雅各布?冯?贡滕》《散步》《西蒙》等作品便是瓦尔泽运用“浪漫主义反讽”的典型例子。《雅各布?冯?贡滕》这部日记小说可以说是瓦尔泽的人生价值观的自白，不过这个自白只是被“浪漫主义反讽”的外套裹住，不轻易被人察觉罢了。 …… …… 五、 融入白雪 1933年，游戏终于结束了。瓦尔泽不再继续在语言的森林中玩“捉迷藏”了，而是转入故乡比尔的赫利萨精神病院。根据瑞士法律，像瓦尔泽那样的穷人，医疗福利由原籍所在地政府负担，这样他的生活就有了保障。尽管赫里萨精神病疗养院院长辛利希森（Otto Hinrichsen）也是一名作家，他给瓦尔泽专门提供了一间写作室，让他可以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但瓦尔泽仍然放弃了写作。他说自己不是来这里写书的，而是来发疯的，要写书就不来这里了。瓦尔泽过着平静的生活，一种在生活的世界大门外面的生活。每天上午帮助打扫卫生，下午做一些折锡箔纸、糊纸袋信封之类的手工劳动。由于放弃了文学写作，他已断绝了一切经济来源，只能吃病院里最低档的伙食，但他除了有几次自杀的念头外，对生活没有任何苛求，就像他在小品文中写过的那样，人就这么活下去。文坛上对他的作品的褒贬扬抑对他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对于他来说，写字的瓦尔泽已不复存在，对一个不存在的人的评价又有什么实际价值呢？瓦尔泽渐渐地被人遗忘了。 只有一个人从1936年起开始寻找瓦尔泽的真实价值，并一直陪伴着瓦尔泽走完生命的旅途。他便是瑞士出版家、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卡尔?塞里希（Carl Seelig）。塞里希定期去赫利萨精神病院看望瓦尔泽，与他一起散步交谈，日后发表了著名的日记《与罗伯特?瓦尔泽一起漫步》，书中记载了他与瓦尔泽持续了二十年的谈话。在那漫长的散步途中，塞里希走入了久已沉默的诗人瓦尔泽的内心，瓦尔泽重新开始倾吐对人生和文学的真知灼见。尽管瓦尔泽看上去是个患精神分裂症的病人，西服的纽扣常常扣错，但他的思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正常的。塞里希为了使瓦尔泽的生活能得到一些改善，积极奔走，为他出版了散文集《巨大的小世界》，并在德语文学界到处征集捐款。黑塞领导的瑞士作家协会也拨款资助，这样才使瓦尔泽避免了因交不起精神病院的饭钱而被驱到贫民救济院去的命运。瓦尔泽的姐姐丽莎于1944年去世后，塞里希便正式成为瓦尔泽的监护人并获得了一部分原在丽莎手中的手稿。瓦尔泽去世后，精神病院将瓦尔泽的遗物转交给了塞里希，那是一只旧皮鞋盒，里面装着五百二十六张写满密密麻麻铅笔小字的手稿，这些铅笔手稿上的字迹小的不到1毫米，大的也只有1至2毫米，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手稿竟全部是写在一些废纸上，如车票、日历、明信片、卷烟壳等。1944年至1953年，塞里希整理、收集了瓦尔泽部分可辨认的手稿和散见于报纸、刊物的作品，编辑出版了瓦尔泽《诗歌与散文》（五卷本），但塞里希认为，瓦尔泽的大多数手稿是精神病人的涂鸦，无法解读。青年学者格莱文博士（Jochen Greven）则认为，瓦尔泽的手稿是一种特殊的书写方式，完全可以释读。格莱文与塞里希在瓦尔泽的遗稿问题上发生争执，并为此而对簿公堂。 1960年塞里希死于车祸，在瑞士罗伯特?瓦尔泽基金会的支持下，格莱文开始瓦尔泽密码般的手稿研究和作品出版工作。在1966年至1975年期间，格莱文解读并编撰出版的二十卷《瓦尔泽全集》震惊了欧美文学界，特别是在1985年至2000年的十五年里，瑞士瓦尔泽档案馆的埃希特（Berhard Echte）和毛朗（Werner Morlang）解码并编撰出版了六卷本《来自铅笔领域》。瓦尔泽的这些手稿原件时隔半个多世纪重见天日，再次震惊了欧美文学界，也震惊了欧美知识界。 自2008年起，由瑞士国家基金会支持的6部48卷的《罗伯特?瓦尔泽全集》（学术版KWA）编撰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之中，其中已有20卷问世。此项瑞士国家工程计划将囊括罗伯特?瓦尔泽的全部已发表的和历年新发现的文学作品、手稿（原件图像复制）、日记、书信以及其他文献，并以数码电子和纸质书籍两种方式奉献给全世界读者。中国的瓦尔泽翻译则尚未真正起步，2002年我翻译了这个集子，这次再版又增添了若干篇小品文和瓦尔特?本雅明关于瓦尔泽的一篇文学评论文章，希望本书的再版能为罗伯特?瓦尔泽在中国的传播略尽绵薄之力。 本书汇集了范捷平教授关于德语文学研究的主要论文20余篇，其中主要涉及德国古典时期的作家歌德、席勒、荷尔德林、让·保尔和德语国家现当代重要作家卡夫卡、施尼茨勒、瓦尔泽、德布林、本雅明、耶利内克、汉德克、霍利曼、韦伯等。全书结构完整，行文流畅，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出版价值，反映了作者对德国古典时期的作家和现当代德语文学作家、作品的广泛关注与探索研究。 本书的大多数论文从文化人类学和文学互文性的视角出发，对上述作家的代表性文本做出了文学阐释研究和生成传播研究，也有一些论文探讨了中外文学关系问题，另外，还有若干篇论文具有一定的随笔和反思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