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3从列国到帝国)

作者简介

杨照，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东亚史硕士，曾为哈佛大学史学博士候选人，研究专长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社会人类学。杨照现任台湾诚品讲堂与敏隆讲堂讲师，他的创作包括文学、历史、经典著作导读等多个领域，代表作有《故事照亮未来》《我想遇见你的人生》《迷路的诗》《想乐》《永远的少年》《马尔克斯与他的百年孤独》《寻路青春》《推理之门由此进》《呼吸》等。

内容简介

春秋时代为什么叫“春秋”？ 传统中国历史叙述将东周分成两个时期，前段是春秋，后段是战国。战国时代很好理解，那是很直接的描述，那个时代最大的特色，就是几个仅存的封建大国无止息地彼此争战。与敌对的国竞争，持续的战争，是之谓战国。 日本史上也有战国时期。从1467 年到1603 年，近一个半世纪政局纷乱，群雄并起，各拥武力互相争战，一直到德川家康统一局面，才终结了仿佛没完没了的战争局面。但日本史却绝对不会有春秋时期。因为春秋的命名来源，和战国大不相同。 作为时代名称的春秋是怎么来的？它来自一本书的名字，那本书是《春秋》，或称《鲁春秋》。鲁是封建古国，明确继承了周人特殊的历史精神，强调历史记录的重要性，是历史记录最完整的国。《鲁春秋》留下记录的两百多年时间，就被称为“春秋”。 《春秋》的书名来自书中固定的记录方式，先标示哪一年，然后说什么季节和哪个月。例如“春正月”、“夏六月”、“秋八月”或“冬十月”，因为每一条都有春夏秋冬，就从中简称为《春秋》。《春秋》是目前留下来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其中每一年记录的条目不多，当然是特别选择过的，于是我们可以安心地假定，能够被写进《春秋》的，应该就是当时人认为重要的大事。 哪些是大事呢？《左传·成公十三年》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照《春秋》，“祀”记录的相对没那么多，但“戎”就几乎无所不在了。封建宗法的没落，一方面反映在原本重要的仪式逐渐变得“行礼如仪”，礼不被当作一回事儿，甚至不时被忽略遗忘了，另一方面也反映在国与国之间的战事越来越频繁。另外《春秋》中经常出现的记录，是关于继承的。周人原本建立了严密的宗法世系，亲族关系规定清楚而严格，上一代死了下一代该谁继承、如何继承，都在宗法世系中制定好了，但到了这个时候，一个国君或世卿死了，常常引发继承上的纷争，显示既有的宗法规定越来越控制不住局面了。 通过《春秋》，我们能够了解这些时代大事，不过《春秋》行文简略，无法细腻地展现当时人们面对大事时，抱持着什么样的态度，有怎样的想法与感受。还好，《春秋》本文之外，还有“三传”——公羊、榖梁、左氏所书——流传了下来。《公羊传》《榖梁传》基本上是解释《春秋》字义的，最特别的是《左传》，采取的形式是“以事解经”，也就是记录了事件中的人物、经过，甚至对话，补充了《春秋》的简要内容。 以《左传》搭配《春秋》，再将前面提到的迪尔克姆《论自杀》放在心上，我们会看见特殊的现象——春秋时期留下了那么多自杀及与自杀相关的记录。 其中一个是本系列第二册《文明的基因》中提过的子路之死。卫国大乱，孔子的一个弟子柴高从卫国仓皇逃出来，遇见了走相反方向要进入卫国的子路。柴高想阻止子路，告诉他卫国大事不可为，子路没听，他想的是自己作为卫国公子孔悝的家臣，知道孔悝遇有危险，不能不进去营救。 在卫国国都的城门口，子路又遇到了守门的公孙敢，公孙敢也劝子路别进城。子路的反应是：“现在这是谁在跟我说话啊？是我认识的那个公孙敢吗？你不是身上也有职务与责任吗？现在却为了自身的利益就逃避了。我子路不是这样的人，我领人家的俸禄，就该去帮人家解决患难。”公孙敢仍然不放子路进城，但城内有使者要出城，子路就趁机闯进去了。 进去之后，子路直接去挑战挟持了孔悝的蒯聩，蒯聩被激怒了，派两个力士石乞和盂黡将子路杀了。子路临死前还故意将自己打斗中断开了的帽带系好，讽刺蒯聩不知礼，蒯聩气得下令将子路剁成肉酱。 看完这个故事，请思考一个简单的问题：换作你，你会做和子路一样的选择吗？进一步想：在周围你认识的人里，有哪一个会做和子路一样的选择？子路不是十几二十岁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而是一个60 多岁的老人，却以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宋代儒者叶水心评论子路之死就感慨地主张：在那个时代，因为尚未受到佛老思想的感染，人的生命有一种特殊的元气。我们先不追究是不是佛老思想影响改变了这份元气，但事实是，子路身上的确有些和我们一般生活经验很不一样的特质。柴高劝子路回头，公孙敢不愿放子路进城，乃至孔子听说了柴高阻止不了子路的事，痛苦地预言“这回子路死定了！”，都清楚显示子路是在知其必死的情况下做了这样的抉择，换句话说，虽然最后死于两个力士之手，子路实质上是自杀的。只要多有一点求生的意念，他就大可以不进城，大可以不用那种方式挑衅蒯聩，大可以不死。子路之死，死于他坚持将作为家臣的责任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先秦时期的自杀现象 迪尔克姆的《论自杀》提醒了我们，观察一个社会如何看待自杀，非常有助于提高我们对这个社会的理解和掌握。不只《左传》，在众多与春秋有关的文献中，死亡的故事都占很高的比例，那个时代的人认为决定自己如何死、为何而死，是一件自然的事。戏曲里的伍子胥故事不过就是夸大表现了这种奇特的态度。我看重你，我帮了你、救了你，那我就将事情做到彻底，我死了就绝对不会有意或无意出卖你，还有，我死了，你就可以完全安心，不必担心我成为你的负担和威胁，甚至也可以是：原来在你心中存在着忧虑和怀疑，觉得我有可能因为任何理由事后出卖你，我无论如何不能忍受被如此怀疑，我愿意以死让你断绝这个念头，保留我的人格尊严。 之所以会有那么多关于死亡的故事，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尤其是能够进入《左传》记录中的封建贵族，都有他们自认为高于生命的原则，突显人如何死、为何死，最能够表现那些原则以及他们看待原则的态度。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重新理解一个传统上流传很广，可能很多人读过、知道的故事。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发生了严重的弒君变乱，齐大史如实记录：“崔杼弒其君。”崔杼大权在握，大史这样写，他当然很不高兴，就将大史杀了。大史是世袭的工作，这个死了，换他弟弟来担任，仍然还是直书：“崔杼弒其君。”崔杼把这个也杀了，再换上更小的弟弟，一样，还是写：“崔杼弒其君。”崔杼一怒，再杀一个。杀了三个，只剩下最小的一个弟弟，却仍然不退让，继续写：“崔杼弒其君。”崔杼杀不下去了，“乃舍之”，只好无奈地接受了。 故事还没完。“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同样担任大史的南史氏听说齐大史一家快要被崔杼杀光了，连忙带着自己的记录器具，赶到齐国去，要继续将“崔杼弒其君”的记录留下来，确定这件事最终被如实记录下来了，才离开齐国回家。 过去这个故事通常被引用来显示中国人对于历史的重视，尤其是秉笔直书的原则和历史记录者的神圣性。作为一个历史记录者，就算明知会送命，你也还是必须写。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还能理解另一层意义：那就是为什么历史、史书如此重要，为什么这整个时代以一本历史记录之书《春秋》来命名？因为人如果为了他所坚守的原则而死，死了就无法为自己记录，就没有人知道他为何而死了。要让他死得有意义，也就需要相应的另一套价值观—— 后人有强烈的义务观念，觉得应该为死去的人记录下他的原则。这是人生的大事，不能轻忽以对，历史的一个作用，就在于保存了人如何死去的记录，尤其要保存那些堂皇死去的人的故事，让他们不被遗忘。 封建宗法原本就重视世系表，要尽量保存完整的世代亲属关系体系，因而有了一种重视历史的态度。到了春秋时代，传流下来的重视态度，有了微妙的转折——历史记录的重点改变了，不只记录人在宗法里的身份关系，更要记录他为何活着、如何死去。 《论语·卫灵公》记录：“子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这不是空话，不是什么高蹈不切实际的理想，而是回应那个时代环境产生的具体生命提示。孔子这句话说的，仍然是“仁”。仁是什么？从这个角度，孔子告诉我们，仁就是你信守的根本原则与信念，你认定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准。如何试验、检测你的标准？只要问在什么状况下你即便牺牲了生命，都要保卫这项原则；或者反过来，就算可以帮你换来生命延续，你都不会违背这项原则。 对孔子来说，人不可能没有信念、没有原则而活着，一定要有一个底线，明白若是低于这条线，人生是不值得活的。卫国大乱时，柴高逃出来，子路却冲进去，孔子的反应是：“子路死定了！”会有这个反应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孔子对子路的人生底线再明白不过，孔子知道子路不可能“求生以害仁”，他一定要贯彻自己尽忠、勇武的原则，那就是他的仁，实践不了他的仁，他宁可去死，他会以死来换取对于原则的坚守。 新材料，新成果，新写法 讲给普通大众的130堂中国历史课，寻找被忽略的历史逻辑 1.这套中国历史，作者已经在台北完整讲过两次，分别用了5年，影响了两代学子和上班族；作者又用了5年时间整理成文字，讲透几千年中国历史的演进。 这是一套专注“讲透中国历史”的中国通史。寻找被忽略的历史逻辑，拨开层层迷雾，回归中国历史的常识，历史不只是帝王将相和英雄人物，也不只是刀光剑影和王朝更替，还有更多令人惊叹的历史运作逻辑和丰富的细节。 2.这是一套与众不同的中国通史。 我们现在读的中国史，其实多半是50年前的老书，50年来，有无数新的考古发现、新的研究成果，却被束之高阁，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关于中国历史，我们永远缺一套新的通史，把学术界的新成果、新发现，用平易近人的方式讲给大家。活在今天，我们要读今天的人，用今天的新视角写的中国历史。 3.一套当代学者讲给今天普通读者的中国历史。 这是一套从史前时代讲到清代结束的通史,它没有吕思勉、翦伯赞、范文澜的中国史那么学术，也没有《明朝那些事儿》《半小时漫画中国史》那么戏说；这套中国史用既正儿八经、又简洁愉悦地方式，讲出了干货满满的新知识、新见解，就像《秦谜》《历史的温度》那样讲述有情感、有思想的历史。 4.这套中国历史最大的特点就是“新”。 作者说，“我会比较强调跟传统说法不一样的部分，而如果传统说法在这一百年中没有被挑战或被推翻，我就不讲了”。它吸收了专家学者的严肃认真，却没有学院的刻板僵硬;它采用了轻松幽默的讲解方法，却不是没有节操的搞笑和插科打诨;它主要不是讲哪一年发生了哪件事，也不是繁琐考证一个新历史知识，而是告诉我们历史演进的脉络，寻找历史运作的逻辑，启发我们新的认知。 *使用新材料，让我们比司马迁更懂先秦，比司马光更懂唐宋。 因为我们看到了连那个时代的人都没看到过的新材料，就像甲骨文、敦煌文献、居延汉简，还有马王堆的帛书。 *广泛吸收新成果，我们发现原来学术的东西还可以这么好玩！ 从一百年前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开启的新史学革命，到今天中国大陆、台湾、日本、欧美汉学界的新成果。 *采用新写法，思维清奇、平易近人，从零开始，重新认识。 从头讲述，从零开始，重新认识，思想的厚重感、讲述的故事感，兼容并蓄；不偏不倚，不薄不厚，不深不浅，历史的现场感、破案的畅快感，应有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