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边馀墨(精)

作者简介

贺卫方，1960年生，山东烟台牟平人，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兼任全国外国法制史学会副会长和国内多所大学名誉或兼职教授。研究和教学领域包括法理学、法制史以及比较法学等。除本书外，主要著作和译作包括《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具体法治》（法律出版社2002）、《运送正义的方式》（上海三联书店2003）、《中国法律教育之路》（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法律与革命》（合译，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法律出版社2008）、《比较法律文化》（合译，三联书店1990/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合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四手联弹》（合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In the Name of Justice: Striving for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2）、《逍遥法外》（中信出版社2013）等。 入选：《中国青年》杂志评选的“可能影响21世纪中国的100个青年人物”（2000），《南方人物周刊》当今50位著名公共知识分子（2005），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年度全球百名思想家（2011），德国《商报》（Handelsblatt）世界25位思想家（2014）。

内容简介

日本人的秩序感 一个法治国家的建立，取决于多种因素。例如立 法能否反映社会和人性的需要，各种公权力是否得到 宪法和法律的有效限制，司法机构是否具有足够的公 正追求，还有司法与执法是否具有足够的效率确保违 法行为得到及时追究，案件的处理不仅是非分明，而 且富于效率。此外，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 密切关联；国民普遍的秩序意识，不仅遵守法律，在 日常生活中形成自觉地遵守各种准则的习惯，也是法 治的重要基础。 一般国人到日本访问，都会对日本人严格遵守秩 序留下深刻印象。各种排队井然有序，行人之间谦恭 有礼，垃圾分类严格规范，电动扶梯上，站者与急于 前行者左右分边（东京是站者靠左，京都是站者靠右 ）。下雨天进入地铁站的人们，手中的伞个个都是收 起扣紧，无一例外。除非极端的雨雪天气，公交汽车 都能严格地在设定好的某时某分到站。在城市里，往 往十天半月都听不到一声汽车的鸣笛叫。凡此种种， 与其说是秩序意识，不如说简直成了一种集体的无意 识。 自从国际范围内公共场所禁烟以来，日本也严格 划定禁止吸烟的区域，不过跟我们以及欧洲北美比较 颇有些自家特色。例如很多国家是室内禁烟而露天自 便，但日本却规定除了特定区域外，马路、广场、公 园、小巷等露天地段也一律禁烟，反而是在一些楼房 中特设吸烟室。在我国，高速列车上一律禁烟，但是 ，在日本，奇妙——或许你也可以说是富于人情味— —的是，新干线快速火车里特别有两节车厢为吸烟车 厢。餐馆禁烟，但麦当劳和肯德基店里居然设有可以 让瘾君子边啃汉堡包边喷云吐雾的吸烟间。 日本总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度，在对待秩序的态 度上也不免令人难解的冲突。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 描述许多人都耳熟能详：“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 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 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 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 新的生活方式……”在历史上，日本也发生过一些对 现行秩序的反抗行动，不过，那些反抗也带有鲜明的 日本特色。 例如，在幕府时代，处在大名、将军、武士税赋 重压之下的农民贫困潦倒，纷纷起而反抗。据历史记 录，在德川幕府统治的两个半世纪里，来自农民的反 抗与起义达到260次之多。有时候，起义有相当的暴 力色彩，但是也有很温和和理性的，诸如只是把请愿 书递交到将军或藩主的手中，并不诉诸暴力。幕府受 理这样的诉求，作出判决。大约一半的判决结果是农 民胜诉。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即便是幕府判决 胜诉，带领农民造反的领袖却必须因为对封建忠诚秩 序的破坏行为而受到处罚，甚至被判死刑。在刑场上 ，起义领袖被砍头，农民们默默地围观。无论是遭到 砍头者，还是那些围观的民众，都平静地面对这一切 。这是法律，也是秩序。但另一方面，这样的死者又 被作为英烈，建祠堂，行祭奠，当局并不禁止民众对 死者的悼念和颂扬。 之所以如此，当然是由于日本传统社会特定的阶 级结构。中国早在隋唐时代就建立了科举取士的体制 ，由此实现了社会身份的流动性。于是，士农工商并 非以血缘纽带传递，士可以经商而致富，商可靠读书 而为官，官可能因中落而务农。甚至皇帝也不是完全 以血缘为依归。早在战国时代就形成的天命流转说， 造成皇帝轮流做的普遍信仰。每当皇帝暴虐无道，民 众贫不聊生，孟子的话——“贼仁者谓之‘贼’，贼 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 纣矣，未闻弑君也”——就会响彻在很多人的耳畔。 揭竿而起、改朝换代就变成了道德上完全正当的义举 。 不过，从日本人的观念看，这种“彼可取而代之 ”的观念却难以接受。他们总是恪守着不同阶级各守 本分的信条。天皇被称为“云上人”，无人可以取代 。士农工商，相互分离，难以形成阶级之间的身份流 动。幕藩体制之下，藩主是世代继承的封建主，并非 中央任命之官员，于是形成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划 分和一定程度上的地方自治。当身份无从改变，人们 就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在日本幕末著名国学家本居 宣长看来这正是日本的优越性所在，他批评中国国无 定主，正由于“没有固定的主子……因此人心险恶， 风气杂乱，因为一旦夺取国家，身份低下的臣子也可 以直接成为主君，地位高的人防止地位低的人夺位， 地位低的人则想乘机而动，互为仇敌，所以自古以来 国家难以治理。” 所以，日本人对社会秩序的不满和反抗，就带有 一种反抗与顺从兼而有之的复杂色彩。1936年发生的 “2·26事件”中，那些狂热的“皇道派”年轻军官 为“清君侧”，发动以“昭和维新，尊皇讨奸”相号 召的兵变，凌晨闯入首相、内大臣、大藏相等人私宅 ，将这些高官们杀死或重伤。几位军官将曾削减军费 的前首相、现任大藏相高桥是清枪击刀砍，残忍地杀 死。面对哭泣的高桥夫人和一群目瞪口呆的仆人，行 刺的中尉居然还满脸歉意地说—— “对不起，打扰你们了。” P3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