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

作者简介

王琦，女，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南汨罗屈子书院执行院长，湖南师范大学文学学士（1998）、文学硕士（2001），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哲学博士（2017），同济大学创意设计学院访问学者（2021-2022），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中国书院学会理事、中华朱子学会理事等。主要从事儒家哲学、艺术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项目主持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宋学源流》子课题负责人，国家重大学术文化工程项目《（新编）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核心作者；出版了《朱熹帝学思想研究》《论语探微》等专著。在《北京大学学报》《中国哲学史》《哲学动态》《光明日报》等期刊与报纸发表论文50多篇。

内容简介

经筵制度的定型 为实现秩序重构的目的，宋代帝王无不恪守着以文化成天下的祖宗家法，躬亲读书，身为表率，引领天下风气。一种适应帝王读书求治需求而产生的经筵制度呼之欲出。 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八年（983），“以听政之暇，日阅经史，求人以备顾问，始用著作郎吕文仲为侍读，每出经史，即召文仲读之”。 这是宋代帝王因学习经史需要而专门任命的第一位侍读官。宋太宗为自己定下了一年读遍《太平御览》的学习任务，并留下了读书废寝忘食，“从巳至申，有鹳飞止殿吻，至罢方去”的典故， 堪称宋代诸帝好学的楷模。 真宗皇帝即位后，同样十分热衷于儒家经史的学习。他认为“勤学有益，最胜他事。且深资政理，无如经书”。 认为学术与政治关系密切，要提升治国理政的能力，最有效的方式便是学习古先圣王留下来的经典。因而真宗读书十分勤勉，经常是“暑月或衣单絺，流汗浃体而详览不辍” ，勤勉于学。同时，为更好地学习经书，真宗于咸平元年（998），访求“博通诸经，尤善诵说”的崔颐正为其讲《尚书》。 咸平二年（999），又以“兵部侍郎杨徽之、户部侍郎夏侯峤并为翰林侍读学士，国子监祭酒邢昺为侍讲学士，翰林侍读吕文仲为工部侍读学士。” 除原有的侍读学士外，真宗还增置了侍讲学士专门为自己讲解经典，并完善了侍讲、侍读学士的官阶待遇问题。如果说太宗时，虽命吕文仲为翰林侍读，寓直禁中，以备顾问，但仍然是名位未崇。真宗则明确了讲读官的选拔标准与名位待遇，“择耆儒旧德以充其选，班秩次翰林学士，禄赐如之”，同时“设直庐于秘阁，侍读更直，侍讲长上，日给尚食珍膳，夜则迭宿”。 不仅选择德高望重的硕儒充当讲读官，让其享受与翰林学士相等的名位待遇，而且还专门设置值班的处所，提供食宿，轮流召对询访。从太宗到真宗时，由于为学求治的需要，为帝王讲学的职官名位开始固定与确立，讲官队伍逐渐扩大，待遇日渐明确，帝王学习经典的内容与范围也逐渐明晰。如真宗在为太子时，邢昺曾为其遍讲九经，“《尚书》凡十四讲”， 但其即位后，又召崔偓佺讲《尚书》，邢昺讲《左氏春秋》，冯元讲《易》。这时虽还没有正式出现“经筵”的名称，但已有“经筵”之实，因而可视为经筵制度的草创阶段。 经筵作为帝王学习“儒家经典和历史知识的御前学术讲座”， 虽然在汉唐亦有萌芽，但经筵之名从宋代才开始正式出现，在宋仁宗时成为帝王经史教育制度的专称。现今能见到最早使用“经筵”一词的记录，是乾兴元年（1019），皇太后（真宗刘皇后）为提升仁宗皇帝的德性修养与治国能力，谕宰臣：“皇帝听断之暇，宜召名儒讲习经书，以辅圣学。”于是仁宗“始御崇政殿西庑，召翰林侍讲学士孙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讲《论语》，侍读学士李维、晏殊与焉。初诏双日御经筵，自是虽只日亦召侍臣讲读”。 为加强对皇帝的儒家经史教育，仁宗由隔日御经筵改为日日听儒臣讲习经典，并改变了真宗天禧年间 “凡侍臣讲读皆赐坐，降者设本于前，别坐而听”的旧制，于“每说书日，侍臣皆先就座，赐茶讫，彻席立讲。讲毕复坐，赐汤”的讲习仪式。 天圣四年（1026），仁宗“召辅臣于崇政殿西庑观宋绶等读《唐书》”。 而在侍读初立之时，并“无所职，但侍立而已。自宋绶、夏竦为侍读，始令日读《唐书》一传，参释义理”。 至此，侍讲讲经，侍读读史的分工开始明确。景祐元年（1034），仁宗又以“尚书都官员外郎贾昌朝、尚书屯田员外郎赵希言、太常博士崇文院检讨王宗道、国子博士杨安国并为崇政殿说书，日以二人入侍讲说。崇政殿置说书自此始”。 四年（1037）“以崇政殿说书、尚书司封员外郎、直集贤院贾昌朝，尚书礼部员外郎、崇文院检讨王宗道，尚书屯田员外郎、国子监直讲赵希言，并兼天章阁侍讲（仁宗后不复置），预内殿起居，天章阁置侍讲自此始”。 由此可见，至仁宗朝时，经筵讲读官队伍构成与来源更为丰富。不仅有侍讲、侍读，而且新设了崇政殿说书、天章阁侍讲，无疑扩大了讲读官的选拔与士大夫的参与范围。据统计，仁宗在位的四十二年，约有七十位经筵官为其讲读经史。 经筵讲读的地点，除了常用的崇政殿西庑外，仁宗于景祐二年（1035）新置了迩英、延义二阁。其所进读的经典除了《论语》《孝经》《周易》《诗经》《尚书》《春秋左氏传》《周礼》等儒家经书外，还包括《汉书》《后汉书》《唐书》《贞观政要》《帝范》《三朝宝训》《正说》《祖宗圣政录》等史书与祖宗圣训。经筵讲读的内容较太宗、真宗朝更为丰富，而经史进读的选择标准则必须是“资孝养、补政治” ，有利于君德养成与政治治理。 由此可见，经过仁宗朝的发展，无论是经筵官的设置、仪式仪规的形成，还是经筵开讲的时间、地点、内容都已经初步固定，因而可以断定在宋仁宗时经筵制度已经趋于成熟与定型。 吕中的《大事记讲义》，详细地记录了宋代经筵制度逐渐发展与定型的过程： 祖宗好学，世为家法，盖自太祖幸国庠，谓先圣，劝宰臣以读书，戒武臣以知学。其所以示后世子孙者，源远而流长矣。自太平兴国开设经筵，而经筵之讲，自太宗始。自咸平置侍讲学士，而经筵之官自真宗始，乾兴末，双曰御经筵，体务亦不废，而日御经筵，自仁宗始。于是崇政殿始置说书，天章阁始制侍读，中丞始预讲席，宰相始预劝讲，旧相始入经筵以观讲，史官始入经筵以侍立。而经筵之上，文物宪度，始大备矣。” 由此可见，在帝王为学求治需求的驱动下，宋代经筵制度经过太宗、真宗朝的酝酿发展，至仁宗时已趋于成熟与定型。经筵制度的完善，为帝王学习经史提供了专门的师资队伍、组织机构、仪式仪规、时间保障与固定场所，促进了帝学的兴起。同时，为士大夫切入政治，根据时代与政治需要，对经典进行重新诠释，通过经筵讲学来影响帝王及其政治实践，提供了制度性平台，为宋代学术摆脱传统章句训诂的束缚，转向义理（性理）之学提供了契机。正是在帝王与士大夫的双向互动中，帝学应运而生，成为宋代儒学的新动向， 与理学互相交织、互相影响，共同推动了儒学的新发展。 本书是作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16BZX056）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迄今为止学界第一部有关《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的专著。其主要卖点在于：（1）首次全面探析了宋代儒家新帝学与经筵讲义兴起、发展的逻辑脉络，揭示了经筵讲义与帝学、理学之间的内在联系；（2）第一次全面梳理了《四书》在经筵进讲及向帝王传播的情况，探寻了士大夫如何借助经筵平台，以学术切入政治，致君尧舜，寄寓其政治理想；（3）首次以《四书》经筵讲义为视角，探寻其与宋代《四书》新经典体系形成、理学发展之间的关系，为“四书”学与理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