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与权力：明治民法立法过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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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章 明治维新到明治宪法体制的确立是条约改正的时代 ，同样也是政治性革命与文化性革命的时代。明治民法 典立法过程体现了明治民法作为继受法而造成的理论困 境，虽然继受法立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令西洋母法适应 本国的国情，但是无论是政治家、官僚，还是学者、思 想家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这是明治维新所造成的知识 断裂与西洋制度引入而引起的社会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以此时代为背景而形成的明治民法典立法过程是知识 与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明治民法典立法的知识性 旧民法立法所体现的知识性是潜藏在社会思潮背后 的，此时接受西方继受法知识时日尚短，民法学在学界 不具备独立的发言权，仅能跟随着思想界的呼声随波逐 流。它首先受到跟随万国公法继受而引入的自然法、性 法观的影响，其后受到宪法思潮、法制官僚对于西方国 家构想反思的影响，表现出对于惯习的重视；随着明治 十四年政变的发生，传统儒学和德国学的地位因克制英 法自由主义而加强，产生了德国派、英国派、法国派三 足鼎立的继受法局面，其中还掺杂着传统儒学的因子。 本国法学不强大的现实，亦迫使政治家选择外国法学者 作为法典草案的起草者，也引起了德国法学派与法国法 学派在政权内部依靠法理而进行的政治较量。 “民法典论争”虽然无法回答继受法立法的核心问 题，但是它向政府发出信号，主动要求本国法学家在民 法立法中的决定性地位，它随着非条约改正的浪潮在社 会舆论中日渐势大。同时，它主动与政权相结合，无论 是延期派还是断行派，皆是此次论争的受益者，因为正 是靠着内部论争所引发的争端，本国法学者向政权证明 了自身的独立性，令他们有资格参与民法修正，给予他 们机会展示自身的法学素养。 正如穗积陈重所言：“法典编纂固为政府之行为， 但是如若无法得到全体法律家之翼赞，则不能轻易奏其 功效。盖一国法律思想落后，国民中如果没有产生一种 所谓的法律家族群，就可以认为没有必要得到法律家的 辅助编纂法典，但是振兴法律学，增加学者、裁判官、 代言人，使法律从业者产生于民间，对其立法、司法大 业俨然拥有话语权，如此法典编纂、法典颁布之后，才 可以实地任用裁判官、代言人以及学者从事法律注解批 评工作，其不可之时，其编纂难成，自不待言。” （ 穂積陳重：《法窓夜話》，第 179页） 虽然研究证实旧民法与明治民法在内容上没有什么 不同，但是明治民法是本国法学家独立立法的产物，是 本国法学者面对继受法知识和本国传统惯习的矛盾独立 作业的成果。他们以近代法理为指导思想，以社会环境 为评判标准，宽容当时依然存在的过时旧惯，将立法的 视野扩展至将来，利用立法技术限制旧惯对社会生活的 破坏作用，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体现了知识自身发展 的独立性。 与此同时，民法典的制定对于社会关系的整合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