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屠夫(西方文明掩饰下的罪恶)(精)/经纬度

作者简介

[英国] 丹·格里顿（Dan Gretton） 作家、社会活动家，同时也是一位老师。他先前就读剑桥大学，在学校参与创立了名为“平台”的政治艺术先驱组织。他在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Birkbeck, University of London）成立了关于艺术与行动主义的身体政治项目计划。丹·格里顿目前居住在伦敦。 译者简介 刘胜，池州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里贾纳大学访问学者。译有《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印度哲学祛魅》等作品。

内容简介

基塔·瑟伦利，是一名传记作家、调查记者兼历史学家。这个名字将在接下来的章节有所提及。也许诸位早已知道此君。她作为一位作家，比任何其他人更加执着，常就一个概念纠 缠不休，这个概念通常被懒散地简化为一个词“邪恶”。实际上，她几乎所有的研究工作都集中在一点上，即人类必须深刻理解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实施骇人听闻的暴行（这些人甚至认为他们并没有犯下如此滔天罪行），并能够继续安然地生活下去，以及后来这些人是如何去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且这些所作所为是如何改变了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的生活。这些人当中有弗朗茨·施坦格尔，波兰东部特雷布林卡灭绝集中营的指挥官；还有阿尔伯特·斯佩尔，希特勒的私人建筑师，后来的战争生产部（武器和弹药部）部长。这两个人，直接或间接地对数十万人的死亡负责。瑟伦利数十年如一日，常常几星期、几个月，甚至用几年时间来研究她的这个课题。她经历了这些事件的发生，了解它们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发生的原因。对待这些事件，她不厌其烦，极有耐心，却又不留情面，毫不客气。她更感兴趣的是理解这些事件的发生，而不是对此作出价值判断。她平心静气，很少生气。对于事件中的主人公面对责任时，瑟伦利认为如果时机合适，会让事件本身作出是非判断，而不是人为刻意去断定。当然，我们作为读者，最终也能作出判断，当只有我们经历我现今认为是“静化”的这样一个过程——通过一个人漫长而又心通意会的探索与理解——当一个主体不再是人们批判谴责的对象时，他（她）才重新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我和瑟伦利只见过一次面，时间是2004年10月。那时正好在伦敦摄政公园附近的一所学院举行由心理治疗师安东尼·斯塔德伦（Anthony Stadlen）组织的“灭绝心理学”的会议，会议间隙喝咖啡的时候，我们有过一次长谈。之前，我就对此作出一些贡献与努力，并在这项研究中进行了描述。我开始进入这个桌面屠夫的人物世界（Schreibtischt?ter）——这是个难以翻译的 德语概念。我很好奇，她是否考虑过为什么这个词从未在英语里找到对应的翻译，“桌面屠夫”也许是最近Schreibtischt?ter这个概念的同义词了。在多大程度上她认为阿尔伯特·斯佩尔那种致命的技术统治就属于这一类型？要么是她在书中详细生动地描述了他的精神分裂状况，而这种精神分裂会不会就是理解其桌面屠夫内心世界及其所作所为的一把钥匙？——借由这种处事方式，斯佩尔似乎能够把他的工作和道德分门别类，装进不同的盒子里？会谈行将结束，她试图给出答案，不过她又相当直率地说：“但我想，我一开始就没有回答好你的问题，也许我们可以在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继续交流？” 瑟伦利个头比我想象的要矮，眼睛富有表情，很会说话，举止像鸟儿一样敏捷轻快，绝没有脆弱的感觉。她思维敏捷，善于天马行空，很会反躬自省，常常疑团满腹，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她和我短短地聊了几句，往往单刀直入，想要尽可能多地了解我的研究。我们进行了一次饶有趣味的谈话，甄别研究中的参考资料，并能很快地达成共识。在我们的谈话临近结束时，她给了我一张名片，说道：“嗯，你必须来我这吃晚饭。我们有很多事情要谈！” 次日，我就给她打了电话，进行了一番长谈。她的观点与我的不谋而合，我们都认为，斯佩尔沉溺于在抽象中寻求安全可靠的解决方法——包括整体系统、数据统计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尽管他本人英俊潇洒，和蔼可亲，甚至气宇不凡，但这掩盖了他的一个重要缺陷——即他缺少共情能力，根本无法完全理解他人的情感，甚至不能理解他自己。而当面临痛苦或爱的现实时，他似乎很惊慌。他束手无策，无法面对人们。我们谈到了1943年底的事件，当时斯佩尔参观了哈尔茨山一带的多拉武器工厂，这是彻底堕入地狱的地方，那里的奴隶劳工预期寿命往往只有几天或几周时间。“是的，你是正确的，这些研究意义重大。”她说道。这是战争中为数不多的一次参观，当时斯佩尔直接面对来自柏林发来的指令，要求减少人员损失。斯佩尔无法坦然正视那些奴隶劳工的眼神——尽管这些奴隶劳工就在他的管控之下。一旦这样做，就意味着承认了他们的人性，斯佩尔要对他们的生存状况负责。桌面屠夫这个概念已然不在他的数字与抽象的安全世界里，突然间，那种超凡自信已是鼓衰气竭，他不知道应该往哪里看。 就像我们能想到的那样，所有这些恐怖都离我们的时代并不遥远。石油公司的高管们很少离开城市，他们与外界建起一道屏障，与世隔绝，孤立存在，屏蔽了一切不需要的语言或噪音。有些顾问建议从他们的虚拟世界中“重建”世界，他们永远不会看到数百英里外的群体，因为顾问们的报告，遭到种族灭绝，也因此那些顾问得到了丰厚的报酬。我询问基塔·瑟伦利的一些看法，是什么样的心理使得像斯佩尔或是今天的一些公司高管这样的作恶者还能够安之若素、继续工作？她犹豫了一下，然后认为，是不是大多数情况下应该与你周围的人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接受程度有关。想想对于弗朗茨·施坦格尔来说，一些天主教高官支持希特勒安乐死计划——所谓“仁慈杀戮”——是多么重要啊。是的，正因如此，随后我增加了阿道夫·艾希曼出席万湖会议的例证，正如我们从汉娜·阿伦特那里得悉的那样，艾希曼认为他本人“没有内疚”是因为他听到纳粹政府和行政部门的高级人物同意需要“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已经说过，第三帝国的掌权者们也说过”。 我告诉瑟伦利，我很久以来就想进行一项相关研究：想与一位组织心理学家一起研究这个问题：采访那些来自石油行业、制药公司或军火制造商的高管们，并请他们认真考虑如何在继续进行工作的同时又能维系自己的价值观（如果他们当中有人能真正做到二者并行不悖的话）。这种想法激起了她的兴趣，但我也隐隐觉得，将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历史案例延伸到我们现今世界，会引起某种不适。我的想法触发了基塔的一段回忆，她提到了多年前她在英国南部城市切尔滕纳姆所作的一次演讲。当时，她明确地谈到了这个问题：在斯佩尔的职业生涯中，这些矛盾力量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当我们会面时，她总会试图找出关于这方面的笔记。随后，我和基塔定了一个时间会面，即几个星期后，11月的某个晚上，我们在沃里克大街她的家里一起吃个晚餐。 遗憾的是，我们没能成行。这着实让我懊恼了一阵子。在约定吃晚餐 的前几天，基塔打电话给我说，因为健康状况不佳，身体遭受诸多病痛，可否重新安排会面时间？当然，没问题。我回答道。其时，我和平台的一个同事正在美国出差，待了两个星期，在匹兹堡的一个会议上作主题演讲。当我回到英国时，我们又必须马上处理一堆积压的工作，所以，任何不是紧急处理的事务都会被推到来年进行……在我意识到要与基塔会面时，几个月已经过去了，一起共享晚餐的约定依旧没有成行。过了几年，我在一部关于传记作家黛安娜·阿西尔的纪录片中看到她接受采访的画面。黛安娜·阿西尔曾是基塔的作品编辑，据说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编者。在纪录片中，基塔谈到了自己的那本关于弗朗茨·施坦格尔的著作——《黑暗探索》，该书引人入胜，书中细节令人触目惊心。她已是风烛残年，看上去越发年老多病。于是，我又想恢复二人之间联系，但并没有做到。只是岁月不居，时间流逝太快。没有关系，我安慰自己道，等这本书最终出版的时候，我会寄给她一本。 然而，2012年6月的某一天（确切时间是6月14日），其时我正在翻阅当天的《卫报》，读到其中一页时，内心止不住一阵悲伤，原来她已离世。令人悲痛的是，她那丰富而又非凡的卓见，世间已不复再有了，我们之间才开始的会晤交流已然失落，不复存在，所有的约定也永远完成不了。讣告评价她的写作和研究过程极其激烈，“渴望探明一切……道义承诺无比热切”，这些因素使她成为第三帝国心理学研究方面的翘楚。但是，尽管讣告极力赞扬她的作品，但我都不认为其间叙说能完全反映出她在关于施坦格尔和斯佩尔的研究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我已经记不清我和多少人谈及过这些作品，以及基塔的这些作品是如何深刻地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方式。这些书是为数不多的，可以说是对我们这个世界至关重要的几本书；不仅所有的政治家们都要阅读这些书，而且那些想要弄清楚权力本质的人也要阅读这类书。 然而，即便是作者逝世之后，也许那些重要的访谈仍然可以通过这些书找到继续传承的方式。自从我第一次读到她关于研究斯佩尔的书开始，20年来，我仍然感觉到她就在我的身旁，在这段桌面屠夫探索旅程中，她就是我的一个精神伴侣。 百年以来，惨绝人寰的屠杀、战争、种族清洗等， 追根究底竟然是坐在办公室里的几个人的决定。 杀人的方式或许已经改变， 但桌面屠夫仍与我们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