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制与边疆:《通典》与中国制度传统

作者简介

顾涛，1978年生，江苏无锡人，200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经学史、礼制史。

内容简介

略谈《通典》的意义 张国刚 唐代著名典志史著作、杜佑（735—812）撰著的《通典》，是中古史学者案头的bibei书。杜佑出身于城南杜氏家族，先祖杜预《春秋左氏传注》，是现存最早的《左传》的权威注疏。杜预还是一位军事统帅，西晋平吴的统一战争中，杜预被晋武帝任命为西路军统帅。唐诗《西塞山怀古》“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中的王濬直取金陵，他就是杜预的部下。 杜佑以门荫入仕（父亲杜希望曾任主管外事工作的鸿胪卿，从三品）。门荫入仕在唐代曾经出了很多人才，比如杜佑之前的开元名臣姚崇姚崇是挽郎入仕，也属于门荫的一种变途。，杜佑之后的会昌权相李德裕。杜佑并不是一个书呆子，他在地方上任职多年，以处理兵刑钱谷之类事务见长。与先祖杜预是学问家和政治家一样，杜佑也具有学者兼能臣的品质。在德宗朝，他历任节度使、三司使、同平章事（宰相）等重职。《西塞山怀古》的作者刘禹锡曾参与永贞革新，与杜佑交往甚多。杜佑还被王叔文等作为与宦官集团斗争的盟友（杜佑挂名掌管财政的三司使，王叔文为副使掌实权）。但是，杜佑最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史学名著《通典》。 一、 为什么会有《通典》 中国史学自《尚书》《春秋》以及《史记》《汉书》以来，素有经世致用的传统。而唐宋经世史学中，《通典》《通鉴》最具代表性。 可是，《资治通鉴》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宋元之际的学者马端临在肯定《资治通鉴》贯通古今的同时，又指出了其缺失：“然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元］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册，第1页。尽管马端临体察司马温公的难处，但是他依然认为，历朝兴亡的原因未必相似，但对典志的因革损益，却必须融会贯通，原始要终。总之，治国理政需要《通典》这样的书。此其意义一。 三代文明，孔子最推崇周礼。周制尚德礼（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秦制尚政刑（导之以政，齐之以刑），其折中形态就是汉朝的“霸王道杂之”，以及之前的过渡时期高祖至文景时期的“黄老之术”。因此，西汉之前的历史，可以看成是周制与秦制的轮替、较量与折冲的过程，至汉武帝名为“独尊儒术”，实则悉延百家之学，儒表法里、德主刑辅、礼法合治的治理结构，于是定型。 此后，迄于唐宋，则是在佛教入华的助推下，儒家思想走向礼制化、理学化，尤其是从“礼经”向“五礼”（依《通典》是吉、嘉、军、宾、凶）框架转变中的礼制化。五礼制度自汉朝唱始，西晋定制，南朝萧梁成型，唐《开元礼》集大成，从而为杜佑《通典》的《礼典》（前六十五卷沿革，后三十五卷撮要开元礼）提供了编纂基础。汉唐间历史的分分合合，也需要一部“通典”勾连起大一统国家的历史联系。此其意义二。 《通典》意义的第三个方面，与典志书本身发展历程有关。《通典》的基础来自刘秩的《政典》，影响《政典》的则是开元二十五年（737）成书的《唐六典》。 《唐六典》不仅对唐代制度详尽地分类记录，而且很重视所列职官制度的古今源流。每一职官从机构到名称，都用附注小字的方式，追溯黄帝以来的发展渊源。虽立足当下，却力求一个“通”字。我推测，正是《唐六典》这种编纂方式影响了刘秩编纂《政典》，从而进一步影响到《通典》的编纂；而《通典》则直接启发了郑樵《通志》和马端临《文献通考》等典志体历史著作。 如果再进一步追溯的话，唐朝初年史学求“通”的风气已经展开。唐太宗时期《晋书》的“志”和《隋书》的“志”（完稿在唐高宗初年），都是贯通数朝的典制史作品，而且互相对接，叙述了东汉至唐以前的典制沿革。 总之，时代的需要、制度史的发展以及史学著作本身的发展，为《通典》这一划时代的典章制度著作的出现提供了基础。 .......... 《通典》与中国古代“礼制与边疆”研究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