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晚清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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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学者，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史等研究。 著有“晚清四书”系列：《觉醒》《维新》《国变》《革命》，“历史人物传记”系列：《严复传》《章太炎传》《梁漱溟传》《蒋梦麟传》，《晚清二十年》《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汉代春秋学研究》等；录有音频节目《中国文明通史》等

内容简介

第一章　大转折 1889年3月4日，也就是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十八岁的少年天子光绪帝在王公大臣、蒙古王公，以及满汉文武百官山呼万岁声中驾御太和殿，举行亲政仪式，宣布大清帝国在他的领导下，必将在过去三十年洋务新政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大清王朝一定能够再现昔日辉煌，告慰列祖列宗。年轻的小皇帝踌躇满志，然而他不知道过去的三十年单纯发展经济很容易，吃穿住行等物质层面的西方化并不难，这方面该变的都变了，国家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确实有了很大提升。只是正像慈禧太后所自信的那样，在她统治的这几十年中，大清王朝不该变的都坚守未变，比如满洲人的统治地位并没有因汉族人能力的被激活而丧失和衰落，满洲贵族在大清王朝政治生活中依然是主导的和最后的决定力量，大清王朝的政治体制坚不可摧，维持不变。可惜的是，慈禧太后的成就与自信恰恰成为少年天子面对的最大难题，跛脚的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障碍，特别是在东邻日本的比对下，大清王朝旧有体制更显得具有非常多的问题。大清王朝的政治发展受阻于一个瓶颈，急需获得根本突破。 东邻日本转身向西 作为亚洲国家，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面对西方的压力，但两个国家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回应模式，结果短短几十年后，中日两国不仅拉开一个很大的差距，而且形成严重的利害冲突。 就历史文化传统而言，日本深受中国影响，在西方文明来到东亚之前，日本民族具有典型的东方形态。千百年来，日本人虔诚地向中国学习，将中国文化在日本发扬光大，成就了日本民族的文化性格。在德川幕府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日本与大清王朝一样，坚定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对西方文明抱有一种不信任乃至敌视的态度。 到了近代，西方国家在工业化的刺激下需要向东方这片古老土地寻求更大市场，殖民势力东来改变了远东的政治格局，引发一系列后续问题。 面对西方势力的刺激、挑战，中国比较早地做出回应。然而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太过深厚，中国人在十九世纪中期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虽然不能拒敌于国门之外，虽然被迫签订城下之盟，丧失部分权益，但是那时的中国人始终不愿意承认西方社会文化在整体上超过东方。聪明的中国人坚守文化民族主义立场，将社会文化解析为本与末、体与用，以为西方之长不过是奇技淫巧等形而下的东西（末、用），而中国之长则是西方人望尘莫及的根本之道（本、体）。中国之所以在战场上屡战屡败，主要是因为中国在技术上不如人。基于这种判断，中国在与西方正面交手二十年后，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相继兴建一大批近代工业工程，使中国的经济实力获得很大提升。 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差不多同时也遇到来自西方的压力。1853年美国培理舰队叩关后，西方列强用武力撬开了日本紧闭的大门。西方近代文明的传入给日本社会的性质带来很大变化，一部分具有近代思想意识的下层武士，联合京都贵族和商业资产者，以“尊王攘夷”为旗号，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倒幕维新运动。1867年10月，德川幕府最后一任将军庆喜上表奉还政权，明治天皇嗣位。10月9日，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旧官制，广开言路，一扫历来积弊陋习。 1868年3月14日，明治天皇在京都紫宸殿率领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向天地神明宣誓，确立“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的维新政权基本方针，为彻底废除幕府制度、建立近代立宪政体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后来的自由民权运动，特别是开议院立国宪等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 随后，明治政府大刀阔斧改革幕府体制，废藩置县，奉还版籍；改革等级制度、俸禄制度，禁止人身买卖，解放娼妓、艺妓，允许土地买卖及占有，允许农民自由选择职业；撤除幕府时期各藩国在交通要道私自所设关门或盘查哨所，允许自由贸易；使国家制度迅速现代化，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发展对外贸易，扶持民族工商业，实行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大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除旧布新，彻底改变幕府时期闭关锁国政策，引导资本主义全面深入发展。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人民素来交往频繁，即便在两国统治者都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时候，两国商人之间的往来贸易依然红火。明朝中晚期的所谓倭寇云云，实际上是大明王朝对中日民间贸易管制失控的反映，反过来也证明中日民间交往并没有因为统治者的喜怒而有所改变。所以，日本明治维新的各种消息，很快就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中国，并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不同的反应。 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明治政府在积极向外拓展政治贸易联系，寻求与各国建立近代国家关系时，自然忘不了近邻中国。1868年，明治政府转托英国驻上海领事温思达向清政府传书示好，要求通商。两年后（1870），明治政府派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外务权少丞藤原义质、文书权正郑永宁等专程来华，要求仿照西方国家的惯例，与大清国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使两国商贸往来制度化。 仿西洋诸国前例订约通商，原本不是什么问题，但可能因为日本只是亚洲“小国”，根本无法与西洋诸强国并列，所以清廷对于是否与日本订约通商分歧很大。反对者如安徽巡抚英翰等“以前明倭寇为辞，奏请拒绝日本通商者”， 而恭亲王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另一派，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以为即便不能倚日本为外援，亦应稍事联络，以为中国增一屏障，尽量不要让日本倒向西方诸强一边，成为中国的敌对力量。 1871年7月21日（六月初七），日本政府派遣的钦差大臣、大藏卿伊达宗城来华，抵达天津后与大清国全权大臣李鸿章进行订约谈判。几经反复，两国于9月13日（七月二十九）议定《修好条规》，正式确立两国对等的国家关系，中国终于放弃了名义上视日本为藩属的想象，承认日本为与中国地位同等的国家实体。 在这一系列交往过程中，日本使臣很自然地向中国方面通报了明治政府的维新情况，中国人特别是清政府领导层对明治维新有了大致了解，李鸿章甚至敏锐地意识到明治维新很可能对中国的未来发生不可预测的影响，他在一封写给恭亲王的信中高度赞美日本人发奋为雄的精神，赞美日本人不耻下问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不懈追求，深深忧虑日本的发展可能对中国不利。在李鸿章看来，如果中国裹足不前，无以自强，那么日本必将与列强为伍，成为瓜分中国的一员；反之，如果中国能够坚定地走上西方化的道路，有以自立，那么作为东亚国家的日本必将附丽于我，与中国结成战略同盟。 李鸿章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认识是深刻的，然而中国像李鸿章这样的政治家实在太少。出于极端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又因为明治维新激进主义政治措施的效果不容易在短期显现，大多数中国人对明治维新的改革方案似乎并不认同，以为日本脱亚入欧的政策太过激烈，即便给日本带来短暂的好处，但最终势必给日本带来巨大灾难，使日本丧失自己的文化根基，远不如中国坚守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坚守“中体西用”的原则来得更为合理。比如积极协助恭亲王奕一起发动洋务自强运动的文祥，就对明治维新持否定态度，以为中国自强不必效法日本。 明治维新的彻底西方化与中国洋务新政半西方化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的洋务新政在最初阶段的成效似乎也远大于日本，所以虽然有个别先知先觉者看到了日本变革的潜在意义，但从总体上看中国人对明治维新似乎并不看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关于明治维新的报道开始见于中文出版物，甚至还有专书介绍，然而由于中国的洋务新政坚守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硬道理，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确实创造了经济上不容怀疑的奇迹，所以洋务新政的发展模式即便不被外国人看好，但还是实实在在给中国带来了好处，坚定了中国人对洋务新政发展模式的信心，使中国人大多看不上日本明治维新从政治上体制上解决问题的思路。 根据《中日修好条规》，明治政府于1874年派遣柳原前光为驻大清国秉权大臣。又过了三年，何如璋于1877年底出任大清国第一任驻日公使。 何如璋抵达日本时，距明治维新的发动已有十年之久，日本经过官制改革、奉还版籍、废藩置县、改革土地租税等措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在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三大政策鼓动下，资本主义工商业兴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也获得很大发展，为日本后来的雄起奠定了扎实基础。 面对日本的变化，何如璋进行认真研究，稍后将在日见闻编撰成《使东述略》和《使东杂咏》，向国人介绍明治维新各方面的情况，尤其是日本模仿欧洲而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新风气，以及由此带来的国民思想意识上的变化。这是中国人比较系统直接地了解明治维新的细节，有助于纠正国人先前那些不正确的看法。只是何如璋《使东述略》过于简略，也无法使中国人通过它建立对明治维新的完整认识。 中国人不赞成明治维新彻底西方化的做法，而坚守中体西用的半西方化。中国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内忧外患的侵袭后，中国人并不完全反对学习西方，只是基于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强调学习的选择性，以为中国的出路必定是在最近期的未来学习西方，走上西方近代国家发展的一般道路。只是从传统中国特别是儒家伦理的观点看，所谓西方近代国家的一般道路，实际上就是素来不被儒家伦理看好的霸道，就是弱肉强食，就是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所以，聪明的中国领导人一方面要学习西方国家的一切好处，如科学技术，如重视商业贸易，如开发资源，如重视教育等。至于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诸如开议院，立宪法等，中国人则根本不必学。 按照张之洞后来的解释，洋务新政之所以坚守中体西用的原则，之所以不采纳西方近代国家开议院、立宪法的制度，主要是因为西方近代国家的这些制度貌似新颖，其实未必。按照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国家遇有大事，京朝官可以陈奏，其他官吏也可呈请代奏。至于承平之时，朝政清明，人们果有忠爱之心、治安之策，何患建议不能上达？如其可见实行，朝廷固所乐闻，当然更愿意采纳。这种有序政治强调建议在下，裁择在上，以收群策群力之益，而无西方近代所谓三权分立、相互牵制的弊病。在张之洞看来，中国传统政治体制虽不一定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但最符合建立高效廉洁政府的原则。基于这样的分析与判断，洋务新政领导人当然不会认同日本明治维新的政治举措。 洋务新政是大清王朝领导集团比较自豪的一件事情，他们认为这个运动不仅拯救了整个中国，使中国避免了在西方蚕食下被瓜分被灭亡的危险，而且随着经济的成长，随着经济生活中新因素新成分的不断增加，大清王朝的政治统治也更加巩固。在他们看来，洋务新政在坚守政治体制不发生重大改变的同时，又学习、掌握了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合璧，优势互补，所以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无论如何瞧不上日本人的“小人气质”：不敢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随风而倒。 此时的中国人看待中日两国走向近代道路的不同选择，更多的是采用重商主义眼光，没有看到日本道路的政治内涵和未来潜力，把明治维新看得与中国的洋务新政一样，只是一场以“富国强兵”为诉求的技术性改革。在洋务运动领导者看来，明治维新可供中国借鉴者主要是在军队建制、军工企业的创建、矿产资源的开采等方面的举措。至于明治维新在政治层面的变革，此时中国的官绅似乎还很少有人看清其价值与意义，甚至以为明治维新的彻底西方化是得不偿失，是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丢弃。 明治维新的效果是逐渐显现的，在其当初，确实没有多少人能够看出明治维新会给日本带来巨大变化，更不会有人联想到这个事件与未来中国的命运休戚相关，互为因果。 就时间来说，日本的明治维新在中国的洋务新政之后，而日本利用西方国家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却要早于中国好些年。换言之，正像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确立向西方学习的战略在1860年，也就是被英法联军攻破京师，遭受被称为“庚申之变”的屈辱之后，而日本确立向西方开放的战略是在幕府时代末期，早于中国很多年。 日本现代化起步早于中国，日本也确实不存在文化信念的坚定性，但是日本这个民族相信文化的整体性，他们在过去的一千年里一门心思学中国，如今在西方压力下也不像中国处处设防，时时担心被西方化，反而发现在未来若干世纪里，西方化是一股不可遏止的世界潮流，与其被这个潮流所抛弃，不如主动西方化，时时处处向西方国家看齐，迫使西方“以兄弟之国待我”。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曾随幕府官员考察过欧美的福泽谕吉认同了国际关系中的“丛林法则”，以为所谓的国际关系从来都是由武力决定，“禽兽相接，互欲吞噬”，历史从来不会嘲笑胜利者，吞噬他人者是文明国，被人吞噬者是落后国，日本应该加入吞噬者的行列，与西方文明人一起寻求可供吞噬的猎物，因此福泽谕吉提出在亚洲东陲创建一个“新的西洋国”，这就是日本“脱亚入欧”主张的由来。 明治维新重建了国家权力系统，激活了日本民族前进的能量，所以其在后来若干年的发展速度，甚至比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要快许多。在一个并不太长的时间里，日本基本上摆脱半殖民地危机，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近代国家。 随着明治维新的进程，日本的国力在成长在壮大。1884年，福泽谕吉发表《东洋的波兰》一文，预言再过十五年即二十世纪初，庞大的中国将被欧洲列强和日本所瓜分，到那时，日本应该理所当然地占据台湾全部和福建的一半。至此，日本明治维新的对外指向终于曝光，日本政治、经济实力的发展给中国朝野很大震动，而其对外野心更使中国官绅忧心忡忡。 日本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岛国，竟然在向西方学习不久后崛起称雄，甚至敢于蔑视先前一向为其信服的中华帝国，并立下雄心要在不久的未来参与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活动。日本的这种狂妄当然不是毫无根据，所以那时稍具世界眼光的中国人由日本的成功敏锐地看到西方体制的价值与魅力。他们认为，日本的猖狂就是因为它学习西人进行变法改制，因此中国要想防止日本和西方列强的瓜分，就必须像日本那样向西方学习。 群雄逐鹿东北亚 中国不是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向西方学习了吗？是的，中国是向西方学习了，但是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学习西方。日本民族大概是没有多少文化积淀，也就没有多少民族文化传统的包袱，所以当日本人决定向西方学习时，他们干脆选择“脱亚入欧”的道路，立志在亚洲建立一个“西方国家”。而中国或许是因为历史文化传统的包袱太沉重，或许是因为统治集团中的聪明人太多，中国人始终不愿意相信域外文明有中华文明所根本不及的地方。他们始终认为，中国暂时落后的只是技术层面的“形而下”，只要中国人愿意，在形而下层面赶超西方并不是太难的事情。中国经过不到三十年的努力，不是重建帝国辉煌了吗？大清帝国的北洋舰队不是像西方强国的舰队那样耀武“扬威”了吗？然而经过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系列边疆危机的考验，中国的经济与军事似乎还是不行，其真实力量可能还是不如小小岛国日本。 日本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年获得如此巨大且稳固的成果？这是当时中国人的普遍困惑，也是当时稍具世界眼光的中国人竭力求解的难题。他们意识到，日本发展如此之快且稳，肯定与明治维新的成功有关。不是中国人不够聪明，而是中国人的聪明用得不是地方。中国人向别人学习，总是喜欢用自己的想象去代替真实，总是能够指出所学对象存在的问题，总是防患于未然，在没有学成之前就改造，结果原本简单的东西却被中国人越弄越复杂，离实质、本质也就越来越远。中国人要想赶上时代步伐，就必须像日本人那样痛下决心，取法西方。 中国人如果当时像认识到的那样加紧学日本效法西方，或许还来得及，至少能够在东亚构成一个抵制日本急剧扩张的屏障，然而在王朝政治的支配下，慈禧太后漫长的统治使大清王朝长时期陷入战略争论之中，而日本则在这个时期急剧扩张，图谋朝鲜，其战略意图非常明显，就是以朝鲜为跳板登上亚洲大陆。 日本人的这个战略意图太明显了，包括恭亲王奕和李鸿章在内的许多满汉大臣都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大清王朝在西方的压力下自顾不暇，朝鲜这样的藩国在不能得到宗主国有效保护的情况下，只能自己想办法，在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独立的同时，又不能不依靠、投靠另一个或几个大国。 在朝贡体制下，中华帝国在周边有着很好的屏障，周边许多国家实际上都是中华帝国的藩属，它们享有完整的行政主权，但由于与中华帝国有着某种程度的藩属关系，在各方面受到中华帝国的关照与保护。在这种体制下，中华帝国对这些国家享有名义上的宗主权，因此在履行宗主国责任的长期过程中，不能不奉行“王道政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持公道、正义，真的就像一个地区“老大”的样子，竭力维护与周边藩属之间的和平及良好的互动关系，不到万不得已，中华帝国不会出手动武，更不会纵容或支持某一属国挑衅、欺侮另一属国。中华帝国的尊严、信誉大于一切，与藩属诸国的所有交往，都必须从政治上考虑得失利弊。 然而，当西方势力开始向亚洲渗透后，中华帝国在西方的强势压力下逐步退却，它虽然有心继续维持帝国与各周边藩邦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但实在说来已力不从心。西方势力不仅要将中华帝国的藩国变成自己的藩国或势力范围，它们的根本目标是要将中华帝国纳入西方势力主导下的所谓世界一体化、全球化的新秩序中。中华帝国在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里，尊严丧失殆尽，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破坏，逐步沦为西方势力的殖民范围。帝国不能继续信奉和坚守“王道政治”，不得已转而信奉所向披靡、所向无敌的所谓“进化论”。 进化论的观念在中国传播已久，严复在解读西方这一近代思想时也曾注意它与中国古典思想的相似性，只是这一思想在中华帝国古典政治学的范畴中一直不被看好，更不被提倡，因为仅仅凭借“力”的角逐去获取霸权，但一种“霸道政治”，与中华帝国一直信奉、遵守的“王道政治”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是儒家伦理不太赞赏乃至根本反对的一种政治理论。但在西方的压力下，中华帝国出于民族存续的现实需要，不得已放弃王道政治，转向霸道政治，转向自身力量的积聚，于是乎远东地区直至整个亚洲，失去了可以信赖的“共主”或“盟主”，先前的各个藩邦在失去了中华帝国的保护之后，只能依附于西方各个强势国家，自谋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北亚乱象的形成可能有许多的复杂因素，然而认真考究，可能与中华帝国立国原则的调整有着重要的因果关系。 西方国家对中华帝国施压始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中英之间贸易逆差的逐步扩大，英国人开始寻找机会向中国施压，无奈当时的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市场发育不完全，无法接纳消化英国更多的工业品，于是英国人一方面寻求通过向中国输入鸦片消弭贸易逆差，另一方面试图进入中国，由自己或与其他西方国家一道直接开发中国市场。 鸦片贸易严重侵害了中国的利益，于是中英之间以鸦片的名义进行了两次战争。两次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而结束，中国被迫向西方开放市场。 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列强不再满足通过两次鸦片战争所获得的市场准入条件与贸易范围，它们试图依靠军事实力进入中国内地，将整个中国都纳入它们的市场体系。为此外国势力不断在中国边境集结、窥视、示威、蚕食，北有沙俄，南有法国，西有英国，东边则是日本、美国，并最终导致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边疆危机和外交危机。 中国的边疆危机和外交危机因越南问题而引起。越南在历史上长期为中国的附属，只是后来中国因自身危机无暇顾及越南，而恰当此时法国势力东顾，遂使越南有意脱离中国的控制。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因洋务运动的进行而使自己的综合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当中国的国力足以应付（其实是自认为足以应付）某些外交危机的时候，大清王朝的统治者自然不能继续容忍越南脱离中国的企图，顽强地要把越南保持在它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势力范围内，从而引发了与法国的矛盾冲突。法国的政治、经济势力正在东向，它的初期目标就是要将越南等中国南部藩属纳入自己的体系。 法国对越南的觊觎很早就已经开始了，但真正着手进行实质性的占领与控制还是在1858年与中国签订《天津条约》之后。1859年，法国军队占领西贡，之后不久又相继兼并了南部诸省，拥有对越南南部地区的实际控制权，中越之间的宗藩关系受到严重的影响与挑战。 1874年，法国政府与安南（越南）当局在西贡订立和亲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法国表面上承认安南独立，实际上是将其变为法国的保护国。条约宣称法国有义务保卫安南政权不受外国侵犯和干扰，并唆使安南国王将刘永福和黑旗军从河内附近及红河三角洲赶出去。对于法国迫使安南签订的这个条约，清政府当时无力干涉，但是清廷坚守安南为中国的附属国这一原则，始终不予承认。 从中华帝国自古以来所信奉、遵守和执行的宗藩政策而言，清政府此时所执行的政策显然有其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之处。因为从宗藩体制的伦理观念说，藩邦有难，宗主国无论如何都要出手相救，即便因为自身力量的原因无法相救，也必须让藩邦充分理解。很显然，清政府此时已无力奉行宗藩体制下的王道政治，无法履行宗主国对藩邦的保护责任，清政府此时与法国冲突、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对藩邦尽责任、守义务，而是近代“霸道政治”伦理中对势力范围的争夺，与宗藩体制下的伦理观念相违背。清政府政策中的最大矛盾，是希望或者说期待王道政治与霸道政治两者兼顾。 法国对越南的军事占领也引起了安南政府的忧虑，为了抗拒法国势力的推进，安南政府加强了与清政府的联系，既向中国政府进贡，又请求驻扎在中国和安南边界上的非正规中国军队黑旗军给予援助。1882年，黑旗军开始与法国军队作战。翌年，清政府又秘密派遣正规军进入越南协同作战。 对于法国的企图，清政府当然看得很清楚，一旦法国完全控制了越南，肯定会对中国南部地区构成相当大的威胁。然而在中国军队现代化的任务尚未完成之前，在中国的海防计划尚没有落实的情况下，中国是否有必要为安南这一附属国不惜与法国这样的西方强国开战，却成了清廷内部持久争论的问题。主持朝政的恭亲王奕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素来被认为最具有国际视野，最懂得近代国家的外交原则，其实转换一个说法就是，他们两人比较多地认同近代国家的“霸道政治”，而不再主张中国在尚未解决自身问题的情况下为周边藩邦履行责任和义务。他们均认为中国此时应该尽量避免与法国开战，应该尽力以谈判为手段解决中法之间的冲突，既维护安南的利益，又不使中国损失过多。 作为务实、相对比较清醒的政治家，恭亲王奕、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人太清楚中国的真实处境和实力，中国社会经济、国防实力经过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一系列事件的消耗，几乎丧失殆尽。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的洋务运动虽然使中国的状况有所改善，国力有所提升，但毕竟基础太薄，时间也太短，无法与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相比，当然也就不足与西方强国言战，更不要说正面交锋，中国的正确选择就是尽可能地争取更长的和平时间发展自身。于是，恭亲王奕与李鸿章等人设计了一个“明交暗战”的战略方针，派一些正规军队驻扎在镇南关外谅山一带，在国际社会面前表现出只求保境，而不愿与法国决战的姿态，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另一方面，清政府也暗中派一些非正规军队深入越南北部援助黑旗军，以期给予法国军队一定打击，至少让法国军队不能那样顺利地为所欲为。 平心而论，恭亲王奕、李鸿章等人的设计从现代国际关系学的角度看，也不失为一着可以一试的“好棋”。无奈，在传统爱国主义心态支配下，国人不能容忍政府在边境告急的情况下故意沉默。而且，清廷内部相对比较边缘化的所谓清流党人，或许是因为近二十年的洋务运动已初见成效，或许是基于传统的宗藩观念和道义考量，共同谴责恭亲王奕与李鸿章的绥靖政策只会鼓励法国人更加贪得无厌。 清流派的观点深深地影响了清廷的决策者，使清廷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荣誉要求捍卫一个朝贡国，可是畏惧心理却不允许它去和一个西方头等强国打仗。” 1882年12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法国驻华公使在北京进行谈判，中国政府同意从越南北部撤回黑旗军，并在法国承诺放弃侵占越南北部的企图后，允许法国经过红河流域和云南进行过境贸易。双方还约定，中法两国政府共同保证越南的独立。这样一来，越南就由先前中国的附属国变为中法两国的共同保护国。 1882年的协定部分解决了中法两国在越南问题上的冲突，中国虽然放弃了对越南的完全宗主权，但毕竟没有诉诸武力与法国开战。而且，当国力并不足以支持中国拥有更多的宗藩国家的时候，部分放弃对某些周边国家的宗主权，也是中国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然而，1882年的《北京协定》并不被1883年初上台的法国新政府所接受，法国新政府决定对印度支那实行更为直接的殖民统治。1883年5月，法国议会通过对越南北部进行军事远征的战争计划，中法关系陷入紧张状态。同年8月，法国军队开始在红河盆地对黑旗军作战，并很快突破黑旗军的防线。8月25日，法国与越南当局签署新协定，越南政府自认为法国的保护国，声明中国不得再干涉越南事务，完全否认中越之间的宗藩关系。这对大清王朝的威信无疑是一沉重打击。 黑旗军的失败尤其是越法新协定的签署极大地激怒了清廷中的主战派，二十余年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军事实力的提升使这些主战派底气十足，无法接受丧失越南的事实。曾纪泽明确向清廷表示，“越南本属中国，理应全境保护”。 他认为中国如果放弃在越南的利益，那么法国以及其他西方强国就会乘机从南方直入中国本土，对中国进行商业和政治渗透，南部中国就要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所以，清廷的主战派在批评李鸿章求和政策的同时，坚决要求派兵支持刘永福和黑旗军，收复失地，恢复和巩固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恰当此时，越南政府内部也发生了变动，一批亲中国的军政大员发动政变，并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援越抗法。 主战派的要求和越南政府的请求，获得了清廷最高统治层的回应，清廷决定以武器弹药支持黑旗军，并从云南和广西调正规军五万人入越作战。1884年3月，中法军队在北宁附近交战，仅有一万六千人的法国军队竟然挫败了五万人的清军。中国军队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太后利用外部危机解决内部危机，乘机罢免了恭亲王奕的职务，委派李鸿章与法国代表谈判，寻求解决方案。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上校福禄诺在天津达成协议。根据这个协议，中国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所有条约，中国驻越南的军队立即撤回；而法国则承诺不向中国要求战争赔款，保证中国南方边界不受侵犯，并承认中国在越南的势力，同意在将来与越南缔结任何条约时不使用有损于中国威望的字眼。 “李－福协定”或许是李鸿章心目中解决越南危机的一个比较好的办法，但是这个协定却遭到了清流党人的激烈反对，他们要求清政府追究李鸿章的责任。该和约本为预备性条约，正式签订应该在三个月之后。可是法国方面在该和约商定后就要求中国驻越南的军队执行和约，从越南撤出，因此必然遭到中国军队的拒绝，6月23日，中法军队再次冲突，战事又起，尚未发生效力的“李－福协定”无果而终。 占领越南并不是法国在远东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的终极目的，它主要是希望能够以越南为跳板，将势力渗透到广大的中国腹地。所以，和约的无效及军事冲突的再起使法国更有了战争借口。1884年7月12日，法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立即执行“李－福协定”，并索要大笔战争赔款。法国的强硬态度并没有改变清政府的立场，清廷迅即将主战的清流党领袖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张佩伦会办福建海防，摆出不惜与法军决战的态势。然而，法军并没有按照清廷的思路行事。8月23日晨，封锁闽江口的法国军舰以突袭的方式攻击福州，仅仅一个小时就击沉中国十一艘兵船，并将1866年以来由法国人帮助建造的马尾船厂彻底摧毁。10月1日，法国海军陆战队在台湾基隆港成功登陆，23日宣布封锁台湾岛。 但在越南本土，中国军队在经过几次失败后，又向越南派遣了大量援兵，新任将领冯子材指挥有方，中国军队遂于1885年3月重新占领谅山，并准备向北宁、河内发动攻势。中国在军事上又获得了优势地位。 军事上的优势并没有促使中国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相反，因为北部边疆危机的再起及朝鲜问题的困扰，清廷决定乘谅山大捷的机会争取和平，以便赢得体面的结果。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在天津签订条约，中法战争至此结束。根据这项条约，中国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所有条约，法国则撤走在台湾地区的军队。中国不必向法国支付战争赔款，然而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至此彻底丧失。 中国的“不败而败”表明二十余年的洋务新政不堪一击，经不起考验。外交、政治和技术上的“有限现代化”根本不足以支持中国抗击列强，中国南方的朝贡国只好一个又一个地被放弃了。1885年，英国效法法国入侵缅甸，迫使缅甸脱离中国而沦为英国的保护国。这样一来，中国的南部边疆实际上已面临着英法两国的共同威胁。 放弃对越南、缅甸等南部附属国的宗主权，是清政府不得不选择的丢卒保车战略。早在中法战争爆发之前，清廷内部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充分意识到中国真正的危机并不来自边远的南方，清政府面临的真正危险，除了国内骚乱外，主要来自毗邻京畿的北方，中国如果丧失对朝鲜半岛的宗主权，那将失去京畿的重要屏障。因此，包括恭亲王奕及李鸿章在内的许多满汉大臣真正关切的是京畿周边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和平，他们不愿意在越南这块“无用之地”上与法国人决战，以免列强乘虚而入，从北方尤其是从朝鲜进入中国。这也是清政府为什么在谅山大捷后急于与法国和解的一个理由。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清政府又丧失了琉球国。 琉球群岛位于中国大陆东方的大海之中，东北方与日本九州岛隔海相望，东南方与台湾岛隔海相望。根据可信的文献记载，琉球至少在隋朝时即与中国政府建立了联系，至明洪武年间，接受大明王朝的册封，称臣入贡。 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增强，开始在琉球培植势力，急剧扩张。1872年，日本强制册封琉球国王为藩王，试图改变琉球的宗藩关系。只是日本的措施并没有获得琉球国的认同，其统治者希望继续与中国保持着传统的宗藩关系，不变更琉球的国体与政体。 琉球的坚持惹恼了日本，1879年3月，日本用武力迫使琉球统治者交出政权，接着宣布“废琉置县”，将琉球国改为冲绳县。 日本的做法激起琉球的反抗，琉球派员前往天津谒见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请求中国政府“尽逐日兵出境”。 然而此时中国的南部藩邦安南及西北边陲都相继出现的问题，清政府接受琉球的请求后，确曾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本政府据理力争，然而终究没有履行宗主国的责任，出兵奉有道而伐无道，维护琉球国的正当利益，主持正义与公道。“自为一国”的琉球生生被日本灭绝了社稷。这不仅极大地损害了大清王朝作为宗主国的信誉、尊严，而且使其他藩邦感到失望与寒心，从而与宗主国离心离德。 日本的战略目标当然不是一个琉球岛，它要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踏上大陆，就必须占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朝鲜和台湾。 对清政府来说，朝鲜不仅是重要的朝贡国，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是中国北部的一个重要屏障，在一定程度上隔离了来自日本及俄罗斯的威胁，清政府无论如何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容忍它像越南、琉球那样无端丢失。自清朝建立，朝鲜与中国的关系更加密切，它除了偶尔与日本有过往来外，与西方其他国家并无交往。不过随着中国与日本相继向西方国家开放，朝鲜也逐步受到西方国家要求贸易、传教、建立外交关系的压力，法国人、美国人都曾不惜以武力相威胁，然而都在朝鲜的反抗下未能成功。 面对西方不断施压，中国早已自顾不暇，更无力保护朝鲜。自1867年始，中国政府有意识地劝导朝鲜与西方国家和解，建立适当的条约关系以抗衡日益增长的日本的影响。对此，朝鲜方面并没有给予积极回应，它既不愿意向西方开放，更对日本的维新运动不屑一顾，以为日本脱亚入欧，文明开化，与西人交好，不过是化为夷狄，与禽兽无别，朝鲜坚守不与日本交往的原则，宣布“与日本交际者处死刑”。对于清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一再劝告朝鲜与西方接触，朝鲜政府感到非常不舒服，这对中朝宗藩关系无疑投下了阴影。 朝鲜的冷淡使通过维新运动正在凝聚力量的日本甚为不满，日本政府遂于1875年准备以武力敲开朝鲜的大门，并为此专门委派使者前往中国试探清政府的反应，而中国政府此时正穷于应付各种外交危机无力东顾，只得告诉日本，朝鲜虽是中国的藩属，但其内政、外交从来悉听自为。清政府的这一态度显然与其宗主国的地位不太相称，无疑是在推卸自己的保护之责。 受清政府的鼓舞，日本决心以武力促使朝鲜开放，而清政府为避免冲突，遂指令朝鲜与日本进行谈判。1876年2月24日，日朝《江华岛条约》签字，日本承认朝鲜为自主之邦，享有与日本平等的权利；双方同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使节；朝鲜同意向日本开放三个通商口岸，日本在这些口岸享有领事裁判权。由于中国没有履行宗主国的义务维护朝鲜的利益，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显然在下降。 中国政府当然不甘心就此放弃朝鲜，特别是日本吞并琉球后，中国对来自东邻日本的威胁更加敏感。中国政府在无力履行或不愿履行宗主国权利与义务的前提下，决定推动朝鲜对西方国家开放，试图借助西方各国的力量抵消或减弱日本对朝鲜的影响。这一政策选择毫无疑问是放弃了宗主国的权利，当然也就放弃了宗主国的王道政治伦理。清政府对朝鲜的帮助与劝告，实际上只是一个友邦的做派，不再具有宗主国的风范。 1882年，主管朝鲜事务的李鸿章派员促成朝鲜与美国谈判，美国承认朝鲜的独立，双方同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使节；朝鲜同意美国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此后数年，中国还促成朝鲜与英国、法国、德国签订了类似协议，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朝鲜的对外开放及现代化进程。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也因此而明显有了上升的趋势，朝鲜依然自认为是中国的藩属。 日本对中国在朝鲜地位的上升心有不甘，其驻朝公使努力在朝鲜政坛培植亲日派。1884年12月，亲日派在日本的支持下，乘中国忙于中法战争无暇东顾的机会突然发动政变，中国驻朝军事将领袁世凯迅即出兵镇压，平息了叛乱，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发生正面冲突。为了协调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矛盾，李鸿章与日本政府专使伊藤博文于1885年4月18日在天津缔结条约。由于此时中国政府和李鸿章的精力都用在中法战争上，因此在朝鲜问题上不得不向日本让步，中日两国分享对朝鲜的宗主权，日本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力，这就为后来的中日冲突埋下了伏笔。 日本的动作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清政府派员到朝鲜推行洋务政策，企图以“以夷制夷”的手段，借助列强的势力牵制日本。结果使朝鲜成为各国势力角逐的场所，朝鲜和中国更加受制于美国和日本，并逐步形成英美日三国联合的态势。 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不是没有看到日本的野心，但他们一是盲目乐观，相信中国的海防和军事实力经过几十年洋务新政的刺激、发展，“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同时一厢情愿地希望中日一旦发生冲突时，由英、俄出面排解，这样中国从一开始就在外交上处于被动地位，听凭各国摆布。 虽然日本通过1885年的中日条约与中国分享了在朝鲜的权益，但鉴于当时的国际格局尤其是列强对朝鲜的觊觎，日本并没有立即设法清除中国在朝鲜的势力。相反，日本竭力鼓动中国加强对朝鲜的影响，期待由中国抵制西方对朝鲜的插手，待日本的经济及军事实力进一步加强，再与中国正面交涉，这样就可以确保日本在将来的朝鲜事务中只与中国打交道，而不必顾忌西方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减少日本可能遇到的障碍。 日本的战略似乎并未引起中国的警惕，日本在分享中国对朝鲜的保护权后的退让，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李鸿章的虚荣心，他遂委派极其能干的亲信袁世凯为驻朝全权代表。经过几年的努力，袁世凯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朝鲜的宫廷和政治、经济决策事务，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中国对朝鲜的控制力。袁世凯的强势与中国影响的扩大确实遏制了西方对朝鲜的觊觎，但却正中日本的下怀。而且，日本始终没有放弃或削弱自己在朝鲜的活动，其驻朝鲜使团积极培植亲日派，力图将朝鲜变成日本独享的保护国。1894年3月28日，朝鲜亲日派领袖人物金玉均在上海被另一朝鲜人刺杀身亡，其尸体被朝鲜政府运回后凌迟示众以警示那些亲日派。这一事件在法理上虽说与日本无关，但日本朝野无不认为这一事件是对日本权益的冒犯，极端好战分子呼吁不惜以战争维护日本的尊严，玄洋社等秘密组织则竭力鼓动曾被朝鲜当局镇压而被迫转入地下的东学党策动反政府运动，以便浑水摸鱼。 在日本的鼓动下，东学党利用群众对于官吏贪污腐败的不满，于1894年4月初发起反政府运动。此时的朝鲜政府具有明显的亲中倾向，反政府运动日渐扩大之后，他们束手无策，只能向中国政府求援。6月1日，朝鲜政府与中国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秘密沟通，希望清政府派遣军队协助平定东学党反政府运动。对于朝鲜的求援，清政府也曾有所犹豫，然而日本方面在获悉这一消息后，却支持中国采取积极行动，并向中国政府暗示日本无意干预此事。中国政府尤其是李鸿章信以为真。6月4日，李鸿章奏请派遣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分批进入朝鲜，开抵牙山。6日，中国政府按照1885年《天津条约》的约定，将出兵朝鲜的决定告知日本。 中国的决定正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因为只有如此，日本政府才能名正言顺地向朝鲜派兵。1894年6月2日，日本决定派遣一个混成旅团前往朝鲜。5日，日本组建战争体制，在参谋本部内设立大本营，直接隶属于日本天皇，并决定继续向朝鲜派兵。 当中日两国军队向朝鲜集结的时候，朝鲜政府已基本平息了东学党的反政府运动，局势趋于平静，中日两国驻军朝鲜的理由都不复存在，因此清政府建议中日两国军队同时撤走，朝鲜也要求日本撤军。然而日本根本不理睬中国与朝鲜的要求，除了源源不断向朝鲜派兵外，还于6月16日向中国政府提出，为了防止朝鲜再度发生内乱，必须改革朝鲜的内政。日本向朝鲜大规模增兵，决心促使中日关系破裂，但在表面上继续释放不再增兵的烟雾，麻痹中国政府，使中国驻朝鲜军队在思想上解除了武装。 分析了在整个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晚清最后二十年的特殊性与积极意义； 让我们认识到熟知的晚清历史人物和事件可能的另外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