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社: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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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200084405
费孝通(1910.11~2005.4)生于江苏吴江县城。1920年入振华女校(今苏州第十中学)。1928年夏天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第一附属高中,秋天入东吴大学医预科。1930年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获学士学位。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获硕士学位。1936年秋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攻读人类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38年秋回国,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1940-1945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并主持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室工作。1945-1952年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社会学教授。1952-1957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人类学教授。1980-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85年起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人类学教授。作为社会活动家,曾担任民盟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1980年接受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颁发的马林诺斯基名誉奖;1981年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1988年在联合国接受1988年“大英百科全书”奖;1993年获日本亚洲文化奖;1994年接受菲律宾马克赛赛社区领袖奖。
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当 我们有了电话、广播的时候,书信文告的地位已经大受 影响。等到传真的技术发达之后,是否还用得到文字, 是很成问题的。 这样说来,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 的表现了。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 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我还想在这里推进一步说,在“面对面社群”里, 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语言本是用声音 来表达的象征体系。象征是附着意义的事物或动作。我 说“附着”是因为“意义”是靠联想作用加上去的, 并不是事物或动作本身具有的性质。这是社会的产物, 因为只有在人和人需要配合行为的时候,个人才需要有 所表达;而且表达的结果必须使对方明白所要表达的意 义。所以象征是包括多数人共认的意义,也就是这一事 物或动作会在多数人中引起相同的反应。因之,我们绝 不能有个人的语言,只能有社会的语言。要使多数人能 对同一象征具有同一意义,他们必须有着相同的经历, 就是说在相似的环境中接触和使用同一象征,因而在象 征上附着了同一意义。因此在每个特殊的生活团体中, 必有他们特殊的语言,有许多别种语言所无法翻译的 字句。 语言只能在一个社群所有相同经验的一层上发生。 群体愈大,包括的人所有的经验愈繁杂,发生语言的一 层共同基础也必然愈有限,于是语言也愈趋于简单化。 这在语言史上看得很清楚的。 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在一个社群所用的共同语言之 外,也必然会因个人间的需要而发生许多少数人间的特 殊语言,所谓“行话”。行话是同行人中的话,外行人因 为没有这种经验,不会懂的。在每个学校里,甚至每个 寝室里,都有他们特殊的语言。最普遍的特殊语言发生 在母亲和孩子之间。 “特殊语言”不过是亲密社群中所使用的象征体系的 一部分,用声音来作象征的那一部分。在亲密社群中可 用来作象征体系的原料比较多。表情、动作,因为在面 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即使用语 言时,也总是密切配合于其他象征原料的。譬如:我可 以和一位熟人说:“真是那个!”同时眉毛一皱,嘴角向 下一斜,面上的皮肤一紧,用手指在头发里一插,头一 沉,对方也就明白“那个”是“没有办法”、“失望”的 意思了。如果同样的两个字用在另一表情的配合里,意 义可以完全不同。 “特殊语言”常是特别有效,因为它可以摆脱字句的 固定意义。语言像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如果我们有一 种情意和这筛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过去。我想大家必 然有过“无言胜似有言”的经验。其实这个筛子虽则帮 助了人和人间的了解,而同时也使人和人间的情意公式 化了,使每一人、每一刻的实际情意都走了一点样。我 们永远在削足适履,使感觉敏锐的人怨恨语言的束缚。 李长吉要在这束缚中去求比较切近的表达,难怪他要呕 尽心血了。 于是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眉目传情”, 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 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 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P1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