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文治昌盛武功弱势)(精)/新编中国史

作者简介

游彪，1965年出生，四川简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辽、宋、西夏、金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宋代兵制、佛教寺院经济、政治制度、宋儒与佛教的关系等领域。著作有《宋代荫补制度研究》《宋代寺院经济史稿》《宋代特殊群体研究》《中国民俗史（宋辽金元卷）》，主要论文有70余篇。

内容简介

第二章? 祖宗家法与传统国策 第二节 治国之策 四、守内虚外 宋初面对强大的契丹政权，宋太祖被迫采取守势，但并没有放弃收复被后晋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之地。他一方面积极整顿边防，训练军队，准备以武力解决；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做了充分准备，从每年国家财政中提留部分钱物，另设封桩库，希望用所储备的财物与契丹人做交易，从他们手中将十六州之地赎回来，如果契丹人不同意，那么就用这些钱招募勇士，武力攻占。 宋太宗继位后，在灭掉契丹保护下的北汉以后，太平兴国四年（979），他不顾群臣反对，毅然决定向燕京进军，很快便将燕京城围了起来。但辽朝派大将耶律休哥增援，在高梁河与宋军大战，宋军抵挡不住，溃不成军，宋太宗逃到涿州，乘驴车回到开封府。太平兴国七年（982），辽景宗耶律贤去世，辽圣宗耶律隆绪继位，其母萧太后执掌朝政。宋廷上下不少人认为是绝好的机会，于是宋太宗派三路大军伐辽，结果也以失败告终。 经过这两次巨大挫折以后，宋太宗锐气尽失。尤其是高梁河战败后，太宗逃跑路上一度与朝廷失去联系，朝中一部分官员准备另立赵匡胤之子德昭为帝，这给他以惨痛的教训；加上四川地区王小波、李顺的起义等因素，迫使宋太宗调整内外策略。淳化二年（991），他向朝中大臣谈了自己的想法：“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24可见宋太宗晚年，“守内虚外”的指导思想已经形成。在他看来，外忧仅仅是“边事”而已，不会构成对赵宋王朝的根本威胁，而只有“内患”才是心腹大患，实际上是要重点防范统治集团内部的“野心人物”和被压迫者的反抗。本来，太宗的这一策略存在莫大的疑问，但他的子孙们将其视为祖宗家法，始终恪守不渝，将它作为维持政权的灵丹妙药加以继承，终于使北宋为金朝所灭。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赵宋最高统治者的对外方略彻底改变了。首先是调整了作战部队的部署，将大部分禁军分布在都城开封府及其周围地区，其中开封府就驻扎了禁军将近三分之一的兵力，而且基本上是挑选战斗力强的部队。而广大的南方地区却很少驻扎禁军，北方边境的兵力因此也明显不足。 其次是形成了消极防御政策。宋太宗几度与契丹人交手失败后，面对不断向南进攻的辽朝军队，宋廷不是考虑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出击，歼灭其作战部队，而是命令士兵在宋辽边境的平原地区开挖塘泊，利用河渠湖泊筑堤蓄水，形成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东至海边长达九百里的防线，以防止契丹骑兵的冲击。再如与西夏的战争过程，本来西夏国土面积小，人口少，财力不足，从实力上很难与强大的宋朝相抗衡。宋朝在宋夏边境地区有军队三十万左右，但分兵四路，由四名文官主持军务。相反，西夏军队却集中十万左右骑兵，选择宋军防御的弱点或战略要点从不同的区域重点突击，等宋军从相关地区调集军队后，西夏军队又很快撤了回去，从而使宋军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常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南宋后期抵抗蒙古军队，宋军基本上也是采取分兵守城的战略，使蒙古军队得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从而招致了赵宋王朝的灭亡。 总体而言，宋朝无论是对辽朝、西夏，还是对金朝、蒙古，基本上都是采取分兵防御的政策。加之宋军以步兵为主，使宋军行动迟缓，战略战术呆板，战法极不灵活，机动作战能力极差，前线统军文官因而很难组织起大规模的进攻战役，以消灭敌方的作战部队。尽管宋朝很多士大夫意识到了分兵防御的严重危害，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宋朝皇帝并不愿集中兵力、统一指挥，很显然与宋朝的传统国策有着密切关系，其用意无非是为了防止文官武将权高位重，以便皇帝分而治之，使他们不至于危及皇帝的地位。 再次，“守内虚外”的重点是力争消灭政权内部威胁皇权的势力。在这种背景下，宋朝皇帝对在外统兵的将帅采取了极端的防范措施，尤其是对武将，几乎一直存在不信任和猜忌，这也是宋朝历代皇帝始终恪守不渝的家规。为了防止武将势力的膨胀，宋朝皇帝不仅不敢授武将以重兵，委武将以全权，而且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制度和办法制约并削弱将帅的指挥权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将从中御”方略。所谓“将从中御”，就是皇帝和朝中大臣钳制和干预前线将帅的军事指挥，甚至剥夺前方将领的临机处置权。北宋太宗、真宗时期，皇帝居于深宫之中，将帅出征之际，几乎都要预先授以“阵图”，要求前方将领在何处用兵、如何排兵布阵等；同时派遣宦官随军监督将领执行朝廷阵图的情况，随时向皇帝汇报，不容有变通的余地。 这种不切实际、守株待兔的“锦囊妙计”在北宋前期盛行一时。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派数名将领领兵八万在满城（今河北满城）迎战辽军，宋太宗预先给他们的阵图要求分为八阵，统兵将领崔翰等人依图布阵，另一将领赵延进却发现宋军星罗棋布，容易被各个击破，主张改变阵形，但崔翰等人依然不敢“擅改诏旨”。后来赵延进、李继隆等统兵将领表示愿意共同承担责任，于是才决定分为两阵。因为赵延进是宋太宗的连襟，才有恃无恐，敢于承担责任，结果取得了胜利。“将从中御”政策实际上是皇帝和朝中大臣完全不了解前线情况的瞎指挥，尤其在战场上，敌我双方形势瞬息万变，而宋军将领和士兵却只能“以不变应万变”，其结果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很多庸将也欢迎皇帝的阵图和策略，只要他们严格按照皇帝的方略行事，即便失败，他们也能逃避责任，不受追究，从而助长了将领们不思进取之风，大大限制了他们军事才能的发挥。 自宋仁宗以后，尽管皇帝不再预先给阵图，但“将从中御”的政策并未改变，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南宋初年，宋高宗便是通过宰相和执政大臣草拟、自己亲笔书写的御诏来指挥前线战事的。绍兴十年（1140），岳飞率领将士北伐中原，节节胜利，收复了洛阳、许昌等许多军事重镇。在这种大好局面下，宋高宗赵构以十二道用金字牌传递的手诏要求岳飞班师还朝，丧失了恢复中原的绝佳机会。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所有支持岳飞、主张抗击金兵入侵的官员几乎都以破坏“和议”的罪名被贬逐。岳飞之死，既是宋初以来防范武将政策的延续，也是“将从中御”的绝妙注释。正因为如此，宋代前线将领几乎变成了由皇帝牵线控制的木偶，由皇帝操纵自如，这样的军队无疑是难以克敌制胜的，由此就不难理解宋代“积弱”局面的形成了。 ※写给21世纪中国人的中国史，传统史学学风与现代世界眼光相结合 如何在世界中看中国？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已不必在他者的眼光中自轻，也不需要急于摆脱他者眼光的自负，而是可以带着建基于悠远历史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体认中国何以成为今日之中国，我们如何成为今天的我们。21世纪的中国人，正需要这样一套扎实亲切、兼收并蓄的通史，来全面了解自己身上承载的家国历史。 ※国内史学中坚学者联合打造，反映学术和社会演进现状 “新编中国史”是少有的当代中国学者联合撰写的中国通史，王子今、王小甫、游彪、张帆等国内史学界中坚力量倾力襄助。在他们看来，重新创建整个中国史叙述的结构框架，写出一套反映学术和社会演进现状的中国史，是整整一代学人的责任。 ※史学大家为大众撰写的诚意力作，人人爱读的通史著述 “新编中国史”意在为大众提供全面、有据的历史知识，因而行文严谨却不刻板，文字晓畅，娓娓道来。无论是希望建立历史认知的年少者，想更深洞察历史的年壮者，还是愿意温故知新的年长者，这套通史都能有所助益。 ※展现中国历史的宏大与精微，呈现中华文明的全景画卷 朝代更迭，政治兴衰，这是历史的大走向；日用常行、思想情感，这是历史的动人细节。“新编中国史”各卷作者既留意中国传统王朝社会的周流演变，通过各个朝代的政治发展把握宏大的历史脉络，又不忘关注衣食住行、民间礼俗、精神气象等历史的细微之处，展现出一幅中国历史鲜活的全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