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学通论(增订本)/仓修良文集

作者简介

仓修良（1933—2021），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名誉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浙江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宁波大学、温州大学兼职教授等。毕生致力于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方志学、谱牒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曾主持“二十五史专书辞典丛书”的编纂工作，发表论文二百余篇。

内容简介

地方志是我国文化遗产中非常宝贵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我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据统计，全国保存的各种方志有8500种左右，共11万多卷，占我国现存古籍十分之一左右。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为我们研究祖国的各地历史、地理、物产资源、风土人情、自然灾害等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材料。编修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中一个优良的传统，但是我们必须懂得，这种著作形式，与其他的文体一样，绝不是成于一朝一夕，也不是成于某一人之手，而是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开始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完善，一出现便是一部完美的著作。它和谱学一样，都是史学的旁支，并随着史学的发展而产生和形成，乃至最后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方志学。因此，我们在研究方志的起源和发展时，必须把它放在史学发展的长河中进行探索，才能正确得出产生的原因，发现每个阶段不同的特点。关于这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提出，要把研究的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然而目前研究方志起源的某些文章，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脱离社会发展条件，抛开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重要社会因素，孤立地仅就某部书来谈起源，其结果自然不可能讲清方志的起源。学术思想是各个时代政治、经济的反映，各种学术文化著作总要为特定的时代服务，方志的编修自然也不例外，这就是方志发展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明显的阶段性的原因。所以我们研究方志的起源和发展，必须密切联系当时社会的条件，否则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方志学和其他学科一样，有它自己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因此，不仅要研究方志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而且要找出它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规律，总结各个时期的特点和编纂方法，以做到推陈出新，为今天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服务。从方志的产生到方志学的建立，经历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阶段还出现不同的名称，所记内容也是在不断变化，逐步丰富完善起来。这些变化显然都与当时的社会风气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既然学术思想是时代的反映，各种学术文化著作又都总要为特定的时代服务，因而也就必然要打上时代的烙印。所以我们研究方志发展史，必须密切联系有关社会条件，否则就讲不清各阶段的特点和名称、内容、体例的发展与变化，最多只能做些现象的罗列。方志，顾名思义，它是以记载一方之事为内容的地方性著作，也就是前人所讲的“郡县之书”。由于它具有舆地著作的一些特性，故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封建时代的目录学分类，都将它和一般舆地著作一样列在史部地理类。当时方志尚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这样分法是可以理解的。而目前研究方志的论著中，普遍存在着另一个倾向，即把历来公认的许多著名的舆地著作都纳入了方志的行列，如《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读史方舆纪要》等等，有的甚至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也称为方志。这么一来，历史地理学就完全被方志学所取代了。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所以许多历史地理学家已经纷纷提出了批评。谭其骧先生1983年4月在洛阳召开的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年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就已指出：“地方志不同于总志。地方志顾名思义是记载一个地方的事情的。地方志所记载的地方可大可小，大的一个省一种志，古代的大到一个州一种志，小的不管是一个县一个镇，也可以有县志、有镇志。尽管可大可小，但总而言之是一个地方一种志。因为是记载一个地方的，所以地方志简称就叫‘方志’。‘方’是对全国而言的，‘方’是‘总’的对立体。凡是以全国为记载对象的，就不能叫它地方志。清朝人编的《四库全书》，大家都知道，在地理类里头就有一部分叫总志之书，一部分叫方志之书，那就分得很清楚。凡是记载全国的，就在总志里头；记载一个地方的，就在方志里头。把各省的通志和府、州、县志叫做方志，这是很正确的，也是很科学的。 中国方志学研究的经典著作。 本书全面论述了方志学在中国的起源和各个时期的发展，体现了作者严谨的方志学研究体系，对方志学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是相关领域学者了解方志学及其发展的经典学术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