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社会通史(全四卷)

作者简介

秦宝琦，1937年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在校内为研究生讲授“清代通史”、“中国秘密社会史”等课程。在校外应邀在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暨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澳门大学及日本学习院大学做学术演讲和学术交流。著有《清前期天地会研究》、《洪门真史》、《中国地下社会》（全三册）、《江湖三百年》、《帮会与革命》、《中国洪门史》、《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杜月笙》等十余部专著和近百篇学术论文，编辑《清代前期天地会史料集成》（全八卷），承担国家《清史·典志·会党篇》的撰写任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内容简介

"导 言 秘密社会是中国历史上一种重要社会现象，也是历代政权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秘密社会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均有过重要影响，因而一直受到中外史学家、社会学家及人类学家的关注。近年来，随着社会学、社会史研究的不断发展，秘密社会的历史更为人们所瞩目。 一、何谓秘密社会? 中国秘密社会这个概念，最早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一般是把主流社会称为“庙堂”，非主流社会称为“江湖”。在清代，朝廷把民间流传的会党和教门视为叛逆组织，称会党为“会匪”、“土匪”；称教门为“邪教”或“邪匪”。辛亥革命时期，日本人平山周来到中国考察华南秘密社会的情况，后来把考察报告作为专著出版，名曰《中国秘密社会史》，这是最早把中国的两大秘密团体——秘密教门和秘密会党置于一起的著作。后来中国学术界便引进了“秘密社会”这个概念，把教门和会党合称为“秘密社会”或“秘密结社”。那么，应该如何界定和解读“秘密社会”这个概念呢？ 秘密社会这个概念，对一般民众来说，似乎有一种神秘的意味，不了解秘密社会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其实，秘密社会只不过是中国传统社会里下层群众自发结成的社会组织。因为它有秘密的组织结构、活动方式与隐语暗号，有神秘而独特的礼仪、教义和严格的规约，从事历代政权所禁止的政治、经济或宗教活动，为主流社会所不容，只能在民间秘密流传，因而被称为秘密社会或秘密结社。 中国秘密社会，从其组织形式与活动内容来看，可以分为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两大系统。 秘密教门是带有宗教性的秘密结社，以师徒传承的方式结成，以“弥勒救世”、“末劫说”和“无生老母”崇拜融合而成的“天盘三副”信仰，作为精神支柱和维系内部团结的纽带。以入教可以消灾获福或避劫免厄来吸引信众，要求徒众茹素食斋，诵经礼佛，但不要求信众脱离家庭，服饰同常人无异，故自称为“在家出家”。秘密教门表面上与佛教和道教有某些相似之处，因而也被人们界定为宗教团体，称为“民间宗教”或“秘密宗教”。像明清时期的白莲教、罗教、闻香教、八卦教等，皆属秘密教门。 秘密会党是由历史上的异姓结拜弟兄组织演化而来。异姓结拜弟兄的具体情况，在元明时期流行的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里有生动的描绘。这类组织最初仅仅是为了抱团取暖而结拜弟兄，并没有名称，雍正年间才开始“立有会名”，如父母会、铁尺会、天地会、三合会、三点会、边钱会、兄弟会、忠义会、哥老会、江湖会等。清朝廷将其界定为“结会树党”的违法行为而加以打击，后来被简称为“会党”。会党是以歃血结盟、焚表结拜弟兄的方式结成，以江湖义气和其他封建伦理道德作为维系内部团结的纽带。要求会众服从首领，忠于誓言，恪守规约，严守会内机密，以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吸引会众。由于受到清廷的打压而奋起反抗。由于清代满汉民族矛盾比较突出，故多以“反清复明”相标榜，借以获得汉族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晚清时期，青帮、丐帮等出现后，人们便习惯性地把帮与会统称为“帮会”。 二、秘密社会产生的社会根源 秘密社会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产物，阶级压迫是其产生的根源，而小农经济则是其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土壤。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的基础，依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广大农民和其他下层民众不仅身受官府的压迫、胥吏的勒索，还遭受地主、富商及高利贷者的剥削。终岁辛勤劳动，却仍然难获温饱。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使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难以团结起来为某一政治和经济目标而奋斗。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面对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和艰难的处境，只是抱着逆来顺受的消极态度默然处之，把一切苦难与不幸归之于命运的安排。也有少数人不甘于此，他们试图同这种命运抗争，因而自发地结成各种秘密结社，来维护自己和小团体的利益。所以，秘密社会乃是作为朝廷的对立面存在的。 秘密教门的出现同在自然经济状况下的个体农民密切相联。个体小农在经济上是脆弱的，经不起天灾人祸的冲击，总是担心失去自己仅有的一小块土地和微薄的财产，缺乏安全感。秘密教门便利用个体农民这种心态，向人们宣传世界将面临“劫难”，只有入教才能消灾免厄。入教之后，不但今生可以获福，死后不堕轮回，来世可托生好人。当劫难降临时，还可获得无生老母的拯救，回归“真空家乡”，得到“永生”。秘密教门的这种宣传，对广大个体小农和城镇下层民众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而获得长足发展。到了晚清，小农经济日益萎缩，秘密教门赖以生存的土壤遭到破坏，因而也随之呈现出衰落的趋势。清末民初，秘密教门蜕变为会道门，成为军阀、官僚的工具，得到政府的庇护，秘密教门又发展起来。抗日战争时期，大多数会道门同日本侵略者合作，成为其侵略中国的工具，得到恶性膨胀。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会道门的人数竟超过了当时国内所有正宗宗教信徒的总和，并且不断挑战人民政权的权威。人民政府为保护新生的政权、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对一贯道、同善社等反动会道门的反革命活动，予以严厉打击，对一般会道门也依法予以取缔。 秘密会党的产生和发展，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清代前期，特别是乾隆中叶以后，虽然仍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南方有些地方的商品经济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造成个体农民内部阶级分化的加剧，许多人由于经营不善或家庭成员发生变故等因素，被从农村中排挤出来，涌入城镇市圩，或到异地他乡去谋生，成为小商小贩、雇佣劳动者、兵丁差役，甚至投身寺庙，成为僧侣、道人，有的干脆靠乞讨为生，成为乞丐。他们来到陌生的地方，举目无亲，要想立足，并非易事，因而亟须互相帮助，以求得生存。秘密会党宣传的入会之后可以互相帮助，免人欺凌，在家可保身家性命，出外可得同会照应等内容，这对于离家在外、谋生艰难的下层民众来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尽管会党不断遭到清廷的禁止和打击，但仍然不断有人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加入其中。所以，有清一代，秘密会党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清政权潜在或公开的威胁。 三、秘密社会的性质和社会功能 中国秘密社会或称为秘密结社，按照其活动内容与行为方式，可以分为宗教性的秘密教门、会道门和世俗性的秘密会党、帮会及黑社会。 如何看待中国秘密社会的性质和社会功能，值得深入探讨。 在秘密教门的性质问题上，以往学术界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持“宗教说”，认定白莲教等教门属于宗教团体，称为“民间宗教”或“秘密宗教”；另一种意见则持“秘密结社说”，认为白莲教等教门，属于宗教性秘密结社。经过长期探讨、沟通，两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取得共识，即将白莲教等教门组织，界定为宗教性秘密结社，称为“秘密教门”，简称“教门”。在新修《清史》的“典志”部分，设立的“教门会党志“，就是介绍清代历史上的秘密教门和秘密会党。新修《清史》并未把白莲教等教门视为宗教团体而归入“宗教志”，而是将其归入新设立的“教门会党志”，从而拉近了两种学术观点的距离。当然，仍有不少学者仍坚持把秘密教门视为宗教团体。 在如何看待秘密教门的社会功能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 主张“宗教说”的学者，大多对教门的社会功能持正面看法，认为民间宗教或秘密宗教，在教理、教义方面，“反映了下层民众的呼声”，其武装反抗活动，属于农民起义的范畴，应该充分肯定。有的学者甚至把教门誉为“革命的宗教”、“人民的宗教”。认为秘密教门发动的武装反抗活动，打击了历代封建统治，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元末白莲教起义，最终颠覆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大明王朝。清中叶的五省教门起义，纵横五省，历时九年，导致了大清帝国由盛转衰。而历史上教门连绵不断的起义，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而持“秘密结社说”的学者，则对教门的教理、教义及其武装反抗活动，多持负面评价。认为秘密教门在其肇始之初，就具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企图干预世俗社会的政治运作。早在东汉末年，以张角为首的天师道发动的黄巾起义，几乎将东汉政权颠覆。以张鲁为首的五斗米道，还在汉中地区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维持了三十年之久。在天师道和五斗米道之后，佛教的各种异端教派和秘密教门也继承了挑战世俗政权的传统，不断发动暴动。 异端教派和秘密教门的教理、教义，乃是其挑战世俗政权暴力活动的神学依据。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异端教派——弥勒教，利用“弥勒救世”说进行造反，其载体乃是《佛说法灭尽经》。隋唐五代时期弥勒教又利用“末劫说”反抗世俗政权，其载体便是《转天图经》。《转天图经》又名《五公经》、《五公末劫经》，内容是宣扬劫难将至，将要改朝换代。明代中叶秘密教门兴起后，在罗教、黄天道教、闻香教等教门的经卷里，又将民间流传的“无生老母”信仰，融入“弥勒救世”、“末劫说”，形成完整的“天盘三副”教义。宣扬人类将面临最大和最后的劫难，届时无生老母将派遣弥勒佛降临尘世，成为教门的教主。他将在尘世建立一个“人间天国”——银城或云城。在这个政教合一的神权王国里，由弥勒佛转世的教主，将成为人民的主宰，而教门的教理教义，则是臣民的唯一信仰和必须遵循从的行为准则。 异端教派、秘密教门到会道门的全部发展历程，就是一部挑战世俗政权、企图建立神权体制的历史。中国是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世俗国家，自西汉以来，就一直把儒家学说奉为正统思想，倡导“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权高于教权，各种宗教均服从于世俗政权。儒家思想在我国拥有强大的社会基础，居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不可能被异端教派和秘密教门的暴力活动所撼动。元末农民起义的历史，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元末农民起义是由白莲教所发动和领导的，起义军首领朱元璋本人不仅是白莲教世家，而且是通过白莲教造反起家的。他深悉白莲教的教义和政治诉求，对世俗政权的威胁，于是在起义胜利的关键时刻，毅然放弃白莲教的“弥勒救世”信仰，改奉儒家思想。他在众多儒生的帮助下，最终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了世俗的大明王朝。此后，中国的历代政权，均沿着世俗化的道路前进。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体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不允许宗教干预政治和社会生活。20世纪50年代，人民政府依法取缔了一贯道、同善社等会道门，之后，又在法律、法规上明令禁止会道门和邪教的活动，彻底粉碎了教门、会道门企图取代世俗政权、建立神权体制的迷梦。 历史学界在如何看待天地会等秘密会党的性质上的研究和探讨，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对于秘密会党的性质，学者最初大多沿袭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说法，认定以天地会为代表的会党，乃是清初满汉民族矛盾的产物，是为了反对清朝统治而结成的“民族革命团体”或“农民革命组织”。 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如何看待天地会等秘密会党的性质方面，出现了新的看法。学者们依据清代档案和《大清律》等史料，发现在康熙年间仅存在异姓结拜弟兄的组织。真正意义上的秘密会党，是在雍正年间才出现的。雍正四年（1726）开始出现父母会、铁尺会、铁鞭会、桃园会、一钱会等秘密会党。在雍正年间修订的《大清律》里，将这些组织界定为“结会树党”的“会党”。乾隆前半期，在闽南一带由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阶级分化的加剧，在下层民众中出现了更多的会党，如子龙会、小刀会、边钱会等，其他各地也相继出现了不同名目的会党，如湖北的箩筐会、江西的关帝会、江苏的顺刀会等，在秘密会党大量涌现的社会环境下，出现了天地会。所以，以天地会为代表的秘密会党，乃是清中叶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分化的产物，是下层民众为了生存而结成的互助性组织，并不是因为满汉民族矛盾而产生的反满“民族革命团体”或“农民革命组织”。 关于秘密会党的社会功能，秘密会党作为下层民众自发结成的社会群体，既具有正面功能，也有负面功能。其正面功能主要表现为：在下层民众之间施行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进行抗争。如乾隆年间的林爽文起义、陈周全起义；嘉庆年间广东的陈烂屐四起义、江西的廖干周起义等；咸丰、同治年间的闽南小刀会起义、闽中红钱会起义、上海小刀会起义。两广地区的天地会起义，还建立了大成国、升平天国以及多个天地会政权。在辛亥革命时期，天地会、哥老会等会党，在革命党人引导下，积极参与了反清革命。革命党人在两广和云南先后发动十次反清起义，起义军的队伍里多为天地会的成员。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海外洪门也在财力、物力方面给予革命党人以强有力的支持。辛亥革命时期，哥老会的武装起义在全国各地几乎遍地开花，除了东北三省和直隶、山东外，其他各省，甚至地处边疆的内蒙古、新疆和西藏的辛亥武装起义，均有哥老会的身影。总之，天地会、哥老会等秘密会党，在中国近代史上，尤其在辛亥革命中做出了一定贡献。 秘密会党作为下层民众的结社组织，其局限性和负面影响也很明显。清代会党在发动反清起义的同时，也有过抢劫夺财和杀人越货等反社会活动。会党的局限性和消极方面，在辛亥革命中更充分暴露出来。一些会党首领，不理解革命的真正意义，以为革命无非是“打天下，坐天下”。辛亥起义成功后，他们认为国家应该是“洪家天下”，同革命党人争夺领导权，从而走上歧途，最终被革命党人所抛弃。 民国年间，西南地区的哥老会，蜕变为军阀和官僚争夺的势力范围和压迫人民的工具，有的袍哥组织干脆成为土匪；上海青帮蜕变为典型的黑社会，在政府的庇护下，从事大规模烟赌娼及走私活动。洪门天地会组织，则成了政客们角逐政坛的工具。 近年来，由于黑恶势力的猖獗，人们往往把历史上的会党同后世的黑社会混为一谈，只看到会党和黑社会的相似之处，而忽视二者间的严格区别。 天地会、哥老会等会党，虽然也进行过诸如打架斗殴、抢劫夺财、绑架勒赎以及走私贩毒等反社会活动，但其规模远非后世黑社会可比拟。据清档记载，天地会、哥老会等会党在进行上述反社会活动中，一般规模有限，大多为数人或数十人，使用的武器，无非是刀矛棍棒；抢劫的数额也不大，无非是几千文铜钱，或几两、几十两白银，几件衣服或农具，牵走几只牲畜。而后世的黑社会在打架斗殴方面，动辄就有几十人或数百人参与，往往使用枪械等致命武器，抢劫的数额则多达数万元甚至数百万元。在走私贩毒方面，天地会、哥老会、青帮等秘密会党的数额也远非后世黑社会可比，前者无非为了维持生计或取得活动经费，后者则往往暴富，甚至“富可敌国”。在残害民众方面，秘密会党一般是把对方打伤、打残，而黑社会则往往将受害者杀害，甚至灭门。在清代会党的活动中，尽管也有少数差役和兵丁参与，但会党并没有得到过官府的庇护。而后世的黑社会，则由当权者充其当“保护伞”，上海青帮得到上海行政当局和英、法租界当局的保护，其走私贩毒活动，往往由法租界的军警提供保护。 总之，清代会党和后世黑社会，二者在性质上有严格的区别，不应混为一谈。 四、研究中国秘密社会史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秘密社会史，作为人民群众历史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应当受到历史研究者的重视。在清代，官方往往把一般秘密教门称为“邪教”，把参加反武装反抗活动者称为“邪匪”；把会党的结会组织，称为“会匪”或“土匪”。旧时代的史学家们沿袭了官方的立场，对历史上秘密社会的历史或者加以污蔑，或者不屑一顾。在旧史学领域的论著里，把帝王将相作为历史的主人，根本没有广大民众的地位，更遑论秘密社会的历史。在他们的笔下，仅仅在打击、镇压其反抗活动时，顺便提及。新中国建立后，历史学界改变了旧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开始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秘密社会作为人民群众的历史，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受到了历史学界的重视。尤其是在社会史研究领域，更成了研究的热点之一。近些年来，国外历史学界也在大力倡导研究下层民众的历史，而加强对中国的秘密社会历史的研究，也适应了国外这种学术潮流。 其次，秘密社会（教门和会党）的反抗斗争，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秘密社会的成员大多为农民、手工业者或小商贩以及江湖流浪者。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遭受到官府及地主、富商的剥削与压迫，被逼无奈之下，被迫铤而走险，举行武装反抗斗争，成为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反抗斗争，尽管也有局限性，但毕竟打击了封建统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所以，秘密社会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应该受到历史研究领域的重视。 研究秘密社会的历史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的秘密社会虽然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它所遗留下来的遗毒和消极影响，却不容忽视，应该予以清除。 首先，在我国的干部队伍里，一些腐败分子利用拉帮结伙，搞小圈子，无疑是受到了历史上帮会的影响。为了反腐斗争的顺利进行，必须深入研究秘密会党和帮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做到“以史为鉴”。 其次，在青年人当中，颇为流行“哥们义气”，遇事不分是非曲直，只要是自己的“哥们”，就加以袒护。一些不法分子，就是利用“哥们义气”进行犯罪活动。所以，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对这些帮会的遗毒加以清除。 第三，一些地方黑恶势力猖獗，也是帮会的遗毒之一，必须予以打击和肃清。黑恶势力利用拉帮结伙勾结在一起，形成黑社会组织。一些不法分子，模仿历史上帮会的组织形式和行为方式，进行有组织犯罪活动，为害一方，残害平民百姓。人民政府虽然对之多次采取专项打击行动，但黑恶势力和黑社会组织，往往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所以，对于黑恶势力和黑社会组织，必须不断揭露其反社会的本质，坚持不懈地进行打击，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活动的严打高压态势，把打击惩治黑恶犯罪专项行动作为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内容，将其彻底根除，以保护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 " 全方位揭秘中国历史上的秘密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