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人类学足迹

作者简介

彭郁，女，社会语言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法语系副教授。出版专著一部，译著两部，并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曾多次参与本书作者多米尼克？戴泽在中国的调查研究。 胡深，男，人类学博士。师从本书作者多米尼克.戴泽。现就职于山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主要从事人类经济行为研究。

内容简介

导论 本书无始亦无终。它所记录的是一段故事，一段建立在日常基础上的故事。在穿越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北非、马达加斯加之后，这段故事也穿越了法国、中国的海峡两岸、美国、巴西、丹麦、南北欧部分地区、以色列、泰国和新加坡。这段故事是由一个又一个近距离观察社会行为人的人类学调查组成的。这些调查中的很大一部分研究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日益扩大的城市中产阶层的生活点滴。而研究的主题则包含了饮食、购物、大型超市、身体保健、汽车、新型农业技术、数字化产品应用、游戏、家庭修补、居住、医药、“民族”消费、流浪人群、电力能源以及节约型消费。这里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研究很少探讨社会学特别关心的劳动者问题。当然，鉴于消费全球化和数字化应用给劳动领域带来的革命性影响，本书中的这些研究也会从侧面涉及劳动者问题。 这段故事同时也是由许多的微弱信号组成的。这些微弱信号的社会意义通常要等到数年之后才能够显现。当它们显现的时候，通过微观社会视角观察到的事物和宏观社会数据会有短暂的相交。这一时刻的画面就像是无边际视野中的消失线，但在短暂相交之后，微观事物与宏观事物便会各行其道，从而等待新意义、新危机、新动荡和新平静的出现。所以说，本书所记录的故事是具有即时性和归纳性的。它所探查的是新生事物，因而它在第一时间所要提供的绝非是一部长篇巨构，一套高深理论，或者是一个成熟的思想体系。社会人类学能够做到的仅仅是在历史旋涡中探测人类社会可能的发展方向。总而言之，这是笔者在踏寻世界人类学足迹时所经历的故事。 通过在时空与文化间的穿梭，本书所要回顾的是新世纪全球中产阶层在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重要阶段。其中，我们既会看到处于社会上升阶段并且前途一片光明的那部分中产，也会看到另一部分处于下降期，并且感受到威胁甚至被遗弃的中产。而对于后面这一部分人来说，他们所寻求的是一个强硬的有保护力的国家权力。 要想体会这段历史的深刻含义，我们需要的不是依靠先验，而是一些能够帮助我们通过不同的视角来解读社会现实的工具。这也就需要我们能够在微观视角下对社会行为进行观察与描述。同时我们也需要耐心阅读，无论是让人兴奋的宏观历史读物、发人深思的政治领域读物，还是较为复杂的宏观经济读物。这里要提到是，本人对于宏观经济的兴趣要得益于70年代我在马达加斯加工作时，经济学家菲利普?修根(Philippe Hugon)对我的指导。对社会现实的解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苦行，这与对其的赞美、抨击或者魅化(enchanteur)所带来的快感是截然不同的。解读时所需要的观察和描述，为的是在社会行为人所经历的生活情形中找到与该情形相对应的（也就是并非完整的）社会学意义，同时又要尽可能地从中提炼出超越个人感知的宏观社会学意义。事实上，观察与描述的作用并不是让研究做到客观(objectif)，而是让研究客观化(objectiver)，也就是让研究者能够将目光放远，以便更好地体会主观感受之外的社会现实。 意大利小说家亚利桑德罗?巴里克（Alessandro Baricco）在其成名作《愤怒的城堡》（Chateau de la colère）(1991)中曾十分优美地形容命运：“所有的一切都已被写好，但没有人能够读到。”社会学所探寻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亦是如此，因为这种意义所体现的是一个运行轨迹已被写好但又超越我们感知的时间箭头。同时，这种意义又包含了鼓励人们随机应变的机遇。中国人常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其实便是命运与社会生活所具有的两面性：一面是无法绕过的决定型条件，一面是可供博弈的机遇型条件。 社会行动也因此是矛盾的。它既是被决定的，同时又是不确定的，既是在稳定状态中的，同时又是在运动状态中的，既是负面的，同时又是正面的。早在两千两百年前的《旧约圣经》（Bible de Jérusalem）中，传道者就曾这样教诲教众：“在我虚无的人生中，我既看到过正义的人在他的正义中死去，亦看到过邪恶的人在他的邪恶中幸存。”（1956，p852）社会行动的双面性和不可捉摸的特点同时也体现在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的争论之中：前者认为真实是一个恒定不变的统一体，后者则认为“一切皆流”，因此“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而事实上，即使的确有一些隐蔽的社会逻辑在背后支配着社会行为人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依然是开放的和难以预测的。未来会让该发生的发生，但却又为人们提供机遇，这也是为什么人们能够展望未来、规划未来。 本书中要探讨的人类行为是具有集体属性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受社会制约的自由行为。在中观社会(mésosocial)视角和微观社会视角下，制约人类行为的集体力量主要来自政治机构、经济机构（尤其是市场机构）、社会机构、“前数字时代”以及“数字时代”社交圈。这两种观察视角所呈现的是一些具体社会行动系统的运行机制。此类机制既牵扯到公共领域中集体行为的参与者，也牵扯到规模相对较小的家庭行为的参与者。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家庭是一个广义概念，毕竟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家庭都有着不同的定义。总之，不是所有的社会事物都可以通过人类个体来观察。的确，人类个体是可以通过微观个体(microindividuel)视角，尤其是心理学常用的微观视角来进行观察研究的，但这绝不意味着人类个体可以生存于社会之外。人类个体的生存事实上是受社会从属影响的。社会从属影响在宏观社会(macrosocial)视角下尤为明显，这其中包括阶级从属、性别从属、代际从属和文化从属 （文化又包括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和政治文化）。上述四种宏观社会界限也是绝大多数社会矛盾的结构基础。 在我职业初期，也就是1969年，与米歇尔?克罗齐耶(Michel Crozier)，埃哈尔?费埃德伯格(Erhard Friedberg)以及让-皮埃尔?沃尔姆斯(Jean-Pierre Worms)在法国所做的调查当中，我还并未意识到社会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社会现实的不同层面是无法同时呈现在研究者的研究视域当中的，与这些不同层面的社会现实相对应的，应当是不同的因果关系分析、不同的科学研究模式、不同的看待理性与真实的方式、不同的获取严谨科学知识的途径。对于这一点，本书将会逐步进行论述。 而这或许也是我研究生涯中最为意外的收获。它对我而言，是一种认识论颠覆，让我学会在归纳法和实践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实地定性调查(enquête qualitative en situation)。与实验科学截然不同的是，在实地定性调查的初期，人类社会学家对他的研究对象没有任何了解。只有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对象的各种特征才会慢慢显现。这就好比印象派画作，只有在画作完成之后人们才能体会它所要表达的意义。而实验科学则需要研究者借助自己对研究事物一定程度上的了解来提前扫除所有可能干扰实验结果的不确定因素。 从因果关系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把宏观社会从属所对应的因果关系视为第一类因果关系。这类因果关系与实验科学使用的因果关系是一致的，因为它建立在变量相关性的基础之上，即使变量相关性并不等同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仅仅是后者的一个指示性因素。然而，宏观因果关系只能为我们呈现一种统计学意义上的规律，比如社会出身与学习成绩之间的相关性，宗教信仰与饮食行为之间的相关性，音乐爱好与代际从属之间的相关性，等等；至于情境、集体博弈(jeu collectif)和个体主观意识对社会行为产生的影响，宏观因果关系是无法涉及的。可以说，在宏观因果关系的领域内，不管研究者是在研究对象外部还是在其内部寻找因果关系，找到的通常仅仅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规律性事实，并不具有解释力。 而个体运行机制则属于第二类因果关系。与此相对应的是个人对其行为所赋予的主观意义。这种主观意义可以建立在情绪基础上，也可以建立在有意识或是无意识的心理动机基础上，但最终都会上溯到无意识的心理动机基础上。它包括对自我身份的追求，也包括人们系统性感知和判断社会情境时所需要的认知体系。一个人对其某种行为意义的主观寻求可以用来解释这个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这种行为，以及他为何有这种看法。认知偏误，比如导致人们选择性相信的验证偏误(biais de confirmation)，便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认知心理学是研究这些认知偏误的主要学科，但热拉尔德?布罗内(Gérald Bronner)在他的许多社会学研究当中，比如在他于2013年出版的《天真者的民主》（La démocratie des crédules）一书中，也运用了认知偏误的解释功能。事实上，这种主观因果关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所有选择自杀的人们也是因为无法对生活赋予意义。当然，现代社会学之父埃米尔?杜尔凯姆(mile Durkheim)的一个重要社会学贡献，便是通过宏观社会角度来证明自杀行为并非仅仅源自个人的痛苦和主观意图，它同时也受到社会与文化从属的影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承认，从微观个人视角出发，自杀行为的的确确要用自杀者的个人痛苦来解释。观察角度这一方法论概念所展现的是，个体的主观视角永远都不可能涵盖社会的全部。 与中观社会角度所呈现的行动系统相对应的则是第三类因果关系，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动态因果关系”。这类因果关系的基础是情境性约束力以及影响社会行为人相互博弈的不确定因素。在与这类因果关系相对应的那部分社会现实（也就是集体博弈）当中，个人的意图与心计只能用来解释其中的一部分内容。这一方面是因为集体博弈的参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遵循一些不为人见的社会逻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互动具有很多不确定性。社会行为人，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都会考虑到能够组织他们行为的社会结构性约束力（或者说是机会），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保持清醒和判断准确，也不是所有人都具备同样的社会优势并且能够同样地运用或专业或一般的社会技能。探索这类因果关系，需要人类学家或者社会学家对两类信息进行归纳。第一类是关于行动系统的约束力，这里所说的行动系统可以是一个家庭住宅、一个村庄、一个城市区域、一个组织、一个市场或者是一个工作领域。第二类信息则是关于个人意图与实际行为之间存在的差距。作为商品或者服务消费的解释系统，“情境性约束力(contrainte de situation)”是第三类因果关系中最为反直观的、最难把握的，也就是说最违背人们日常思维的解释因素。这一点，我们在本书关于消费问题的分析中会再次提到。 本书所要探讨的社会行为人均是本人在为企业、行政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所做的定性调查中接触到的社会行为人。他们在偶然、必然以及各自的行动余地之间管理自己的家庭生活空间。他们用各种方式布置自己的厨房、卧室、洗浴间、花园。如果是中国人，他们会在家乐福的肉柜旁通过肉散发出的味道来决定自己是否会买这里的肉。而如果是美国的佛罗里达人，他们则会更执着于美国大众超级市场给出的鲜肉保质期和兽医许可。当然，所有这些社会行为人也有着一些共同点。比如，他们的家里都拥有洗衣机，好让女主人的生活更为轻松，也都有电冰箱，以便减少来回购物所带来的疲劳。消费便是在人类行为的这种规律性和多样性之间左右摇摆。 对于一个走出村落封闭空间，进入到城市开放空间来研究现代生活的人类学家来说，家庭生活空间是他在研究日常消费时的首选观测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如何在消费品使用方面、生活行为方面、权力关系方面和集体协作方面对自己的日常消费进行社会构建。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家庭成员，比如兄弟姐妹之间的社会互动。当然，在中国，我们更多看到的会是独生子女与父母和祖父母之间的社会互动。家庭生活空间同时还汇集了伴侣间的社会互动，以及朋友间的社会互动。所有这些互动都会遵循一定的社交逻辑，不管这种逻辑针对的是我们如今所说的数字社交时代，还是三十年前我们依然还经历着的“前数字”社交生活。对于90年代的美国来说，家庭生活空间还是居家办公(télétravail)和SOHO办公的发祥地。 尽管社会学家亨利?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在1967年针对60年代的法国撰写了《农民的终结》（La fin des paysans）一书，但家庭居所却并没有从那时起与经济生产完全分离。就像美国历史学家让?德弗里斯(Jan de Vries)在其2008年发表的《灵巧革命》（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一书中描述的那样，家庭经济在最近的三百年间一直处在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争夺战之中。展现早期荷兰资产阶级家庭生活的弗拉芒画派作品便是这段历史的一个有力证据。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于1998年发表的《赞日常——试论十七世纪的荷兰绘》（loge du quotidien：Essai sur la peinture hollandaise du XVIIe siècle）一书，以及卜正民(Timothy Brook)于2010年发表的《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Le chapeau de Vermeer: Le XVIIe siècle à laube de la mondialisation.）一书。 家庭经济的重要性更是体现在低工资群体和非雇佣劳动者的经济生活中，这在今天依然如此。而这也是为什么，随着底层中产阶级由于购买力下降而更倾向于DIY（而不是购买）家居设施和用品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家庭经济的重要性将会重新获得认可。另外，工作的数字化以及电商的发展也会为家庭经济的重要性增加砝码。在中国，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足不出户，只在家里办公、购物和消费的人群。当今全球中产阶级正处在生活数字化、购买力下降和世界观改变的十字路口。他们对工作、企业、家庭、消费、国际局势、政治以及宗教等等问题持一种矛盾的态度。这是战后出生并且享受了七十年和平繁荣的“婴儿潮”一代——或者在当代语境中更应该说是“爷爷潮”的一代——很难理解的。与“爷爷潮”一代相比，当今的全球中产阶级所面临的是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所带来的更为艰巨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家庭空间可以说是研究现代化生活和中产消费主义的社会学战略要地。 在一些学术传统中，中产阶级常常被视为一个落后的阶级和一个贬义的概念。而在当今的消费社会，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对城市社会生活、社会身份构建、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以及社会矛盾等方面都有着结构性影响。因此，研究中产阶级对于理解现代社会的政治、宗教、社会和环境问题来说是具有战略性作用的。要知道，消费并不是崇尚“我的生活我做主”的享乐主义，也不仅仅局限于市场学所关注的品牌问题。它是一个以全球中产阶级多样化生活为棱镜，呈现社会变革与社会矛盾的分析工具。 尽管笔者所参与的各种社会学调查涉及世界不同地区，我们却能够从中看到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规律。这其中既包括健康、入学、人口流动等问题，也包括国家、团体、性别、家庭，尤其是“传统”家庭与“现代”家庭对立问题方面的一般规律。从更为具体的角度出发，我们还可以看到诸如现代饮食，与化妆品消费是如何挑战传统性别观并冲击父权社会结构的，等等。 事实上，化妆品消费问题所产生的代际矛盾可以是十分尖锐的。这种矛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呈现出不同的形式、观念和内容，但它同时也会在不同的社会里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比如说，在19世纪的法国，女人出门时如果不佩戴礼帽或是露出手臂，便会被视为不守妇道。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对此，人类学家埃里森?J?克拉克(AlisonJClark)在其1999年发表的《特百惠：五十年代美国塑料工业的允诺》（Tupperware:The promise of plastic in 1950s America）一书中就曾写道：“使用化妆品的女人会被当成妓女，并划入到社会贱民行列。”(p64) 值得指出的是，特百惠的创始人特百(Tupper)先生属于我在开玩笑时所说的“兰杜式”男人。兰杜(Landru)是20世纪初的一个法国连环杀手。他专门杀害妇女并将尸体置入火炉中。“兰杜式”男人因此可以用来指代希望女人做家庭主妇的男人。译者注：家庭主妇的法语表达形式为femme au foyer，即“火炉旁的女人”。“火炉”在法语中也用来指代“家庭”。而在中国，化妆在今天依然可以被视为生活不检点的标志。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王蕾于2015年发表的《中国人在身体保养方面的行为与》（Pratiques et sens des soins du corps en Chine）一书中了解到。身体与容貌是情感问题里面最核心的部分，它们同时也是社会控制和反社会控制运动中的焦点。 笔者参与的所有这些社会学调查都指向一个让人感到意外的现象。那就是普遍性并不存在于价值观当中，因为价值观是社会特定的历史产物，并且每个社会或者每个集体都可以自行决定自己在道德和身份认同方面的价值体系，而无须考虑现实生活中的约束条件和成员的实际行为；而真正具备普遍性特点的是代与代之间、阶级之间、性别之间以及文化之间的种种矛盾。价值观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可以成为普世价值。不仅如此，价值观更多情况下呈现的是与普世价值相反的一面，也就是极易引发社会冲突的特殊价值。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多样性，但这并不影响行为比价值观更具有普遍性这一判断。这便有一个矛盾的现象出现，那就是多样性本身是社会学当中的一个普遍性，而定性调查所能够做到的概括(généralisation)便是对社会行为的多样性进行概括。总而言之，在绝大多数的人类社会里，最具备普遍性的事情其实是社会成员行为的多样性。只不过，根据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一“样”行为所占的比重会有所变化。 不管人们是不是认同消费社会，消费都是社会行为“普遍多样性”(diversité universelle)的强大的分析工具。在消费多样性视角下，我们既可以看到执着于绿色消费的人们，也可以看到对绿色消费毫无兴趣的人们；既可以看到担心孩子因为玩游戏而影响学业的家长，又可以看到鼓励孩子通过玩游戏提高创造力的家长。在我们2004年为乐高公司和2015年为艾赐魔袋（Asmodée）公司所做的调查中，这种家长行为的多样性便体现得非常明显。行为多样性的“普遍特点”实际上是说，我们针对一个研究对象所能观察到的各种行为不仅仅存在于某一个文化，而是在大多数文化里都能够观察得到。与定量研究在行为频率基础上进行概括的做法截然不同的是，在定性研究里，我们只能够对行为的多样性进行概括。换句话说，定性概括是一种局限于总结观察数据多样性的概括，而且每一个新的定性调查都可以对之前所做的概括进行证实、否定或完善。 如果说社会意义不是自然存在而是人为构建出来的，那么这也意味着人类社会既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好”，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坏”。以最让主张社会纯洁的人担心的四个领域为例，社会意义的构建性质意味着，我们无法对市场交易、资本主义、宗教信仰和科学技术的好与坏做出客观评价。一个社会所认同的好与坏实际上取决于社会成员的利益。而从价值观角度来讲，这一点无论对“左派”还是对“右派”，无论对“自由主义”者还是对“国家主义”者来说都是很难接受的。 但是，只是承认社会的构建性质是远远不够的。不管是为了建立社会公正，扫除社会运转障碍，还是为了建立能够创造价值的企业，社会的构建性质都要求我们像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笔下的西西弗斯那样，不停地向上推着石头，不停地探索。在这条探索道路上，既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也没有线性的发展方向；既没有纯粹的事物，也没有类似“上帝”“市场”“科学”“资本主义”“金融”“西方”“伊斯兰”“真理”“命运”等绝对化的解释概念。人文学科的学者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先于科学存在并因此具有真实规律的世界，他们的工作便是不断地验证、寻找以及还原社会事实。这常常是一项辛苦的工作，但它更多的时候是会给人以力量的。 当然，信仰也有它的作用，那就是给人们改变或者抵御改变的力量。相信真理，坚持原则，这同时也是给自己的生活提供方向和前进的动力。而对现实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往往给人一种悲观的感觉，因为人文学科的学者们之于现实绝非“救世主”之于未来的关系，他们无法向世人保证“旧世界将一去不复返”，“洪福将要降临”。也就是说，在人文学科的范畴里，信仰是一种功能，而非真理。是信仰让人们拥有生活的动力，为此我们已经可以感到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