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研究（1998—2015）

作者简介

周瑞辉，男，1986年10月出生，博士，副教授。出版专著1部；在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及《产业经济研究》《统计研究》《世界经济研究》等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10余篇；主持省部及以上项目 4项。 杨新梅，女，1986年11月出生，博士，讲师。出版专著1部；在《生态学报》《统计研究》《资源科学》《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等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10余篇；主持及参与省部级和市厅级项目 4项。 周萍，女，教育学硕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教育管理研究、语文学科教学；曾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教师》《文教资料》《中国校外教育》《课程教育研究》《科技创新导报》《办公室业务》等期刊上发表论文 10余篇。

内容简介

第一章 产能过剩问题研究：文献综述 自钱伯林（Chamberlin）在《垄断竞争理论》中首次提出“产能过剩”概念以来，产能过剩研究便在宏观经济学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关于产能过剩的成因、测度与应用研究，经久不衰。产能利用率指标也被作为宏观通货膨胀的预期指标，高的或者上升的产能利用率预警通货膨胀严重或者恶化。产能利用率指标还被作为宏观经济的风向标，对政府的政策形成和实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以下部分梳理了产能过剩研究由始至今的理论变迁及其内在逻辑。经济理论的发展、产能测度方法的改进和数据质量的微观化在产能理论研究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测度方法、数据质量和计量方法是制约理论发展的瓶颈，而随着这三者的进步，旧理论不断被否定，更加贴近现实的新理论应运而生。 第一节 市场失灵说 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外关于产能过剩成因的理论研究，主要体现为“市场失灵说”，经历了垄断因素与产能过剩、行业集中度引发的竞争或共谋策略与产能过剩、不确定性与产能过剩、要素窖藏与产能过剩等的理论变迁。 一、垄断因素 钱伯林认为，垄断竞争厂商，面临的是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虽在长期内可以调整规模、自由选择进入或退出，在短期内却只能在近似固定资本存量的条件下调整生产规模，致使厂商的短期平均成本曲线高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短期实际产出低于长期潜在产出水平，因而存在持续过剩的生产能力。在钱伯林提出“垄断竞争市场存在持续的产能过剩”的论断之后，德姆塞茨(Demsetz)最先质疑这个论断，并尝试利用数学图形表明，只要在平均成本的基础上纳入销售成本，垄断竞争市场的持续产能过剩就会消失。之后，关于产能过剩的论断之争在理论上存在界限分明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其中支持者主要以哈佛学派为代表，而反对者则主要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阿奇博尔德(Archibald)引用弗里德曼（Friedman）的方法论观点反驳了德姆塞茨，并从客观事实出发认为，即使考虑销售成本也不能消除垄断竞争市场持续的产能过剩，并指出在完全竞争市场下广告费用没有存在的理由。施马兰西(Schmalensee)则利用钱伯林的垄断竞争分析框架，从理论上证明了即使考虑销售费用，垄断竞争市场依然存在持续的产能过剩。 张军和哈勒根以寡头市场的过度进入定理来解释中国的产能过剩形成机理。过度进入定理是指寡头市场结构下自由进入的企业数目可能会大于社会福利最大化情况下的企业数目，进而导致行业中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张军和哈勒根认为，中国转轨初期的市场结构为共同垄断型，满足过度进入定理，进入成本相对小于进入后的寡占利润，进入策略成为厂商的纳什均衡策略，进而引发产能过剩。另外，罗云辉则将过度进入定理运用到松散型的寡头垄断行业，从寡头型企业投产行为的策略互动博弈视角，从理论上论证了寡头型行业存在产能过剩。 国内早期的研究还侧重于以进入-退出壁垒的结构特征分析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依据进入-退出壁垒将产业分为四种类型：低进入-低退出壁垒、低进入-高退出壁垒、高进入-低退出壁垒、高进入-高退出壁垒。在低进入-高退出壁垒情况下，容易受经济景气的上升或者其他瞬间的暴利所诱发而过度进入，而情况不妙时生产能力无法撤离，导致行业存在持续的产能过剩。 二、行业集中度 贝恩(Bain)发现，一些高度集中的垄断行业的实际定价低于垄断价格，这种价格策略是为了阻止潜在的竞争者进入。巴西简(Pashigian)则把这种现象归结于保持过剩产能的竞争策略，在位企业以较低的价格阻止潜在的竞争对手进入，一旦新进入者进入，则扩大实际产出。保持足够的产能，使得在位者的威胁变得可信。另外，罗云辉和林洁构建了一个同质企业的无限期博弈模型，认为通过保有多余的生产能力能够促进企业间合谋。假定市场中有N家同质企业，每家企业在其生产能力范围内都能以固定的边际成本进行生产，但不能超过生产能力，买方首先购买定价最低企业的产品，当需求量超过其生产能力时，剩余需求再面向价格次低的企业，在同一价格下，所有企业平分市场，并假设任何一个企业都知道竞争对手的前期价格，企业间的竞争采取促发策略。 同时，贝恩(Bain)在《产业组织》一文中，提出“过度竞争”的概念，认为在部分低集中度的产业中存在持续性过度供给或过剩生产能力且经济绩效比较差的情形。国内一些学者依据贝恩的相关论述，把中国的企业规模和行业集中度，与国外的相同行业进行对比，来判定中国许多产业达不到最佳生产规模、存在严重过度竞争和重复建设，并把低集中度的市场结构作为产能过剩的评判标准。 马松（Masson）和沙南（Shaanan）分别以美国工业数据和化工行业数据发现，在位企业并没有以保持过剩的产能来阻止新进入者的进入（即进入阻止策略）。康拉德（Conrad）和维尔（Veall）以德国一个啤酒企业和中国台湾面粉行业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啤酒企业和面粉企业通过保持过剩产能以防止在位的竞争对手抢夺市场份额。依据以上行业集中度引发的产能竞争策略或过度竞争与产能过剩之间的计量检验，表明不同集中度的行业是否导致产能过剩，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行业之间的结论并不相同。 三、不确定性 20世纪60年代，从不确定性的角度研究企业的投资行为，以市场需求波动、价格波动、信息不对称等不确定性因素研究产能过剩成因很快成为追捧的对象。 史密斯(Smith)构建了一个纳入不确定性和产能利用率的垄断竞争厂商最优决策模型，发现以需求方差衡量的不确定性越大，产能利用率越低。卡尔沃(Calvo)和图米（Thoumi）通过假定企业资本-劳动比不变与存在短期调整成本，构建了纳入需求波动和存货的企业生产模型，发现在需求波动的情况下存货成本的上升，会导致企业提高资本存量，降低存货，增加产能过剩。波达尔等则构建了一个考虑产能建设时间并以自然人选择未来需求状态（繁荣或萧条）的两阶段博弈，第一阶段投资者选择产能投资规模，第二阶段投资者知道市场需求状态（繁荣还是萧条），但是由于产能建设时间的存在，在第二阶段不能增加产能，如果投资者在第一阶段选取萧条的需求，那么在第二阶段能够实现的产能等于需求，但是如果第二阶段是萧条状态，而投资者在第一阶段选择了繁荣的产能投资规模，则进行古诺竞争，存在产能过剩。 李江涛和尚鸣等学者从经济周期理论的观点出发，解释中国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李江涛认为，企业在经济繁荣时往往对未来预期过度乐观，加大投资、扩张产能，而一旦经济形势发生逆转，需求发生很大的变化导致企业措手不及而出现产能过剩。尚鸣则认为，产能过剩是经济周期性波动造成的，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必定要经历的。产能过剩一方面会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成为推动结构调整的难得机遇，因为没有产能一定程度的过剩，就难以形成有效的竞争。 刘世锦认为，即使在竞争性的市场中，企业在猜测未来市场需求的过程中，可能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发生产能过剩。卢峰认为产能过剩发生的根源包括两方面因素：预期偏差和沉没成本。林毅夫通过假定投资建厂时信息不完全，和行业内企业总数目未知，建构了一个先建立产能、再进行市场竞争的动态架构，提出“潮涌现象”的微观理论基础：产能过剩是对于其他企业和总量信息了解不足的理性结果，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所要投资的产业常常具有技术成熟、产品市场已经存在、处于世界产业链的内部等特征，因而全社会很容易对有前景的产业产生正确共识，在投资上出现“潮涌现象”而发生产能过剩。 瓦尼和弗雷(Vany and Frey)通过研究钢铁产业中的订单数据，发现需求不确定与产能过剩之间呈正向相关。然而，布洛姆等(Bloom, et al)却从投资不可逆的角度认为需求冲击下的不确定性越高，投资响应度越低，不确定性致使投资者更加谨慎，并以英国制造业1972—199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表明，面对需求冲击投资者选择谨慎等待，而不是冲动扩产。 四、要素窖藏 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证的发展，与垄断竞争模型的普遍应用，使得关于产能利用率的研究得到重视和发展。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学派皆认为，劳动生产率是反周期的。然而实际工资数据却是顺周期的，传统的经济解释为企业的资本和劳动的使用强度在经济繁荣期大于经济萧条期。索罗 (Solow）通过构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实证发现，实际产出增长与预期产出增长之间存在周期性的偏差，并对失业率进行了解释。此后，多数经济学家都把周期性的生产率归因于周期性的不可观察的产能利用率变化所导致的测量误差。 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异质性企业的提出，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大量应用，使得以垄断竞争厂商为前提的经济理论取得了巨大发展。同时，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许多工业存在持续的产能低利用状态，而西方学者关于产能过剩的成因实证却表明产能过剩成因在不同地区或不同行业存在特殊性和多样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产能过剩的落脚点，都表现为资本、劳动和中间投入等要素的利用上，体现为要素窖藏，产能过剩研究开始以可变资本利用率、劳动窖藏等视角来体现 瓦尔特(Walter)提出把技能劳动视为固定或者近似固定的投入要素。温斯顿（Winston）提出资本利用率可变的思想。萨默斯（Summers）则首次使用“劳动窖藏”的概念来解释劳动生产率的周期性。之后，经济周期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经验研究，都考虑了可变资本利用率和劳动窖藏，区分服务要素（factors in use）和在职要素(factors in place)，并以两者之比（the ratio of factors used to factors in place）作为产能利用率（capacity utilization）的衡量指标。从此，西方学者对于产能过剩的研究转为以产能利用率的理论嵌入和经验测度为主。 第二节 要素扭曲说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逐步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告别了短缺经济。到90年代中期，中国企业出现了“能力过剩”。随后，产能过剩问题引起了国家政策部门和经济学者关于中国产能过剩成因的研究。关于中国的产能过剩成因理论创新的“要素扭曲说”，包括所有权异质性、预算软约束、补贴式竞争、区域差距等视角。 一、所有权异质性 科尔奈最早提出产权性质与产能过剩之间的关系。张维迎和马捷通过构建一个考虑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库诺特模型，指出不同产权特点和技术水平的企业会面临不同的产能过剩现象。王曦在《经济转型中的投资行为与投资总量》一文中研究了异质产权结构的企业因目标函数不同而导致其投资行为不同。许罡等人结合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制度背景，实证数据验证分析了不同所有制企业面临不同的政府补助偏好。盛明泉和李昊以2008—2009年中国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不同产权的企业在过度投资倾向方面表现存在差异。张敏等运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多少都存在过度投资倾向，导致产能过剩。 二、预算软约束 科尔奈（Kornai）提出了企业的预算软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现象。预算软约束是指，向企业提供资金的机构（政府或银行）未能坚持原先的商业约定，使企业的资金运用超过了它当期收益的范围。杜瓦特波特(Dewartripont)和马斯金(Maskin)等引入时间非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的概念来研究预算软约束理论，认为对于一个未完成的无效率投资项目，政府或银行往往主动或被动地追加投资，因为追加投资的边际收益可能大于放弃项目必须付出的边际成本钟伟和宛圆渊利用Dewartripont-Maskin的快慢模型（slow and quick project model）思路构建了一个预算软约束下的信贷扭曲膨胀模型，发现时间非一致导致的预算软约束引发的产能过剩，本质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林毅夫、刘明兴和章奇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预算软约束成因进行了拓展，并提出预算软约束的量化指标。此外，理查森(Richardson)和斯科特（Scott）考察了公司的自由现金流与公司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有较高水平自由现金流的企业更易发生过度投资行为，进而引发产能过剩。 三、补贴式竞争 江飞涛等认为：在要素扭曲背景下，地方政府对于投资的补贴式竞争才是导致产能过剩最为重要的原因。于斌斌和蒋倩倩运用中国城市数据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土地供给结构对工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高工业用地比例、低居住用地比例的土地供给结构加剧了工业产能过剩，并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土地供给结构所引发的房价水平高涨与技术创新偏向进一步加剧了工业产能过剩，而出口贸易则有利于改善土地供给结构对工业产能过剩化解的负面影响。程仲鸣等以2002—2006年中国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干预对投资过度的影响。余靖雯等根据随机前沿模型估计了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实际的产能过剩程度，并利用2007—2018年的数据，考察了政府补贴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政府补贴对企业产能过剩具有正向推动作用，政府补贴占企业总资产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产能过剩水平上升约0. 958个百分点。这种影响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体现得更为明显。唐雪松等以上市公司（2000—2006）为样本研究地方政府干预与地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现象的关系，发现地方政府的补贴式竞争手段与所有权异质性之间存在交互作用。 此外，还有研究从地方政府收益分配比例、经济增长目标压力、环境规制、经济开发区与主导产业政策选择、资本价格扭曲以及税收分成等角度来解释中国式产能过剩问题。 四、区域差距 中国不同区域之间存在较重的发展不平衡，导致不同区域间的要素价格差异较大，进而影响对产能产出的测度。21世纪以来，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以2004年为转折点，呈现先持续较快上升，后平稳缓慢下降的变化过程，影响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最主要原因是四大区域之间（四大区域是指东部、中部、西部及东部地区）的发展不平衡；其次是四大区域内部的发展不平衡；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四大区域之间的产业发展差异大于其各自内部的产业发展差异；就产业而言，产能过剩的工业对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影响最大。为了协调区域经济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家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战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试图解决经济高速增长中所伴随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劳动力价格、土地价格及环境成本等要素投入成本的差距较大，有利于落后地区的补贴式竞争，进而导致落后地区工业发展存在明显的成本优势。如果产能测度不考虑区域要素价格差异则会导致不同区域的产能测度偏差。威尔逊（Wilson）认为，特别是资本密集度比较低的落后地区，往往以非常宽松的环保政策、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获取资本流入和产业转移。对企业环境污染的纵容，会使“两高一资”企业的生产成本严重外部化。周中胜和罗正英以中国2001—2007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财政分权越不充分的地区，其所控制的国有公司和属地民营公司越有可能存在过度投资行为；GDP增速越慢的地区，其所控制的国有公司和属地民营公司越有可能存在过度投资行为。这表明政府干预和区域差异可能对企业产能过剩产生交互影响。 第三节 中国的产能过剩成因与治理对策 一、中国的产能过剩成因：市场失灵还是要素扭曲 关于中国产能过剩的成因，主要包括市场失灵和要素扭曲两种。江飞涛和曹建海进行了综述并辨析，认为中国产能过剩的成因主要是要素扭曲。笔者比较赞同江飞涛和曹建海的观点，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虽然也有市场失灵的原因，但主要源于要素扭曲。这一点在本研究余下的产能过剩成因实证中将得到进一步验证。 二、产能过剩的化解或治理对策 产能过剩的化解或治理对策主要从政府监督、国企改革、开放经济、环境规制、数字经济、技术进步、税收优惠等方面展开。 （1）政府监督方面，吴利学和刘诚研究表明，地方政府设立行政审批中心可以显著提高产能利用率，并且中心设立时间越长、层次越高则效果越强。卞元超和白俊红考察了区域市场整合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内在的传导机制，并采用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其中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区域市场整合有助于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区域市场整合能够扩大企业产品的市场需求，促进要素的有效供给和资源优化配置，进而对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提升产生积极作用，即存在市场需求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刘斌和赖洁基利用国有上市公司2013—2019 年的财务数据，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颁布为切入点，从产能利用率升降的角度实证分析了规制行政垄断与国企去产能的关系。研究发现，规制行政垄断有助于提高国企的产能利用率，当国企处于产能过剩行业时，这种效果尤为显著。渠道检验的结果表明，规制行政垄断有助于切断地方政府的“输血”式补贴和银行的融资便利性，倒逼国企通过出清落后产能和提高投资效率的“造血”方式来应对市场竞争。唐嘉尉和蔡利基于审计署2010—2018年发布的中央企业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公告，以工信部发布的产能过剩行业所属的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政府审计对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产能利用率产生的影响以及具体的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审计功能的发挥能显著提升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产能利用率，且该提升作用还存在一定的增量效应和威慑效应，当政府审计介入次数越多，中央企业产能利用率越高，当同年度同省份被审计的中央企业越多，未被审计的中央企业的产能利用率越高；政府审计对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作用有一部分是通过抑制非效率投资促进产能利用率提升。 （2）国企改革方面，马新啸等研究表明，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企业高层治理可以缓解国有企业面临的双重委托代理问题，降低过度投资水平和提高经营资产运转效率，进而缓解国有企业的产能过剩现象，表现为产能利用率显著上升。白雪洁和张哲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国有企业经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后，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得到了显著提升。 （3）开放经济方面，刘磊等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测算了中国制造业总体及15 个细分行业2001—2014年间的产能利用率和全球价值链地位，并实证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地位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考察期内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和全球价值链地位均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制造业存在明显的产能过剩。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促进了产能利用率的提高，缓解了产能过剩。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生产效率和出口贸易是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作用于产能利用率的主要渠道。杨振兵和严兵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投资到发展中国家的OFDI比投资到发达国家的OFDI对产能利用率的积极影响效果更强；通过对技术进步与投资替代产生中介效应，提升生产侧的产能利用率，进而对综合产能利用率产生积极影响。毛其淋和杨琦以中国加入WTO 引致的大幅度中间品关税减免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考察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渠道检验表明，中间品关税减让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生产率、激励企业创新行为和提升企业出口效率，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毛其淋和钟一鸣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数据系统考察了进口扩张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最终品进口与中间品进口均显著促进了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高，其中，中间品进口的产能利用率提升效应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进口扩张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促进研发创新和增加出口活动渠道促进了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毛其淋和杨晓冬以中国2002 年外资管制放松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研究外资开放政策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外资开放有效提升了同行业内资企业的产能利用率，生产效率、出口扩张和对外直接投资是外资开放影响内资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重要渠道。 （4）环境规制方面，韩国高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具体传导机制。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通过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两个渠道发挥作用，环境规制更多是通过淘汰不满足环境标准的产能来提高产能利用率，而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来提升产能利用率的作用有限(Zhou Ruihui 和 Yang Xinmei，2023)。杜威剑在异质性企业框架下引入环境约束与政企合谋因素，考察了国有企业过剩产能的形成机理与治理机制。在此基础上，通过改进的生产函数法测度企业层面的产能利用率，并分别采用面板Tobit 模型与生存分析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过剩产能治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不仅能够提升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同时会提高落后产能企业市场退出的概率，即能够从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两方面实现国有企业的产能治理。杨振兵等利用中央政府设定差异化节能指标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超额节能指标对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效果和机制。研究发现，超额节能指标对产能利用率具有积极影响；超额节能指标通过改善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抑制过度投资在生产侧与消费侧均对产能利用率产生积极影响，且该影响随着指标强度的提升而增加。 （5）数字经济方面，王永进等基于企业柔性的视角，论证了信息化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微观机制：一方面，信息化有助于企业更准确地获得需求信息，并提高“事前”投资效率；另一方面，信息化使企业在“事后”有效地对需求冲击做出反应，从而提高产能利用率。利用世界银行统计的中国120个地级市共12400家企业调查数据，检验了信息化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加企业或地区层面的信息化投资均能显著提高企业的产能利用率。韩国高等在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进行文本分析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基础上，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产能利用率；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内部控制水平和缓解信息不对称而促进产能利用率提升。 （6）税收优惠方面，马永军等将2014 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当作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10—2018 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实证检验了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机制与效果。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不仅具有额外的税收优惠效应，而且可以有效抑制企业产能过剩；该政策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进而抑制企业产能过剩。 （7）技术进步方面，方森辉和毛其淋构建异质性企业模型，理论分析并以“大学扩招”为准自然实验评估人力资本扩张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扩张提升了企业产能利用率，拥有近6. 1%的贡献度，并受企业所有制、融资约束及制度环境的差异化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人力资本扩张主要通过促进出口扩张、推动研发创新和人力资本效率溢出来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 第四节 产能测度理论和方法 测度产能产出的方法主要有调研访谈法、工程测度法、成本函数法和随机前沿模型法，产能利用率通常被解释为企业或者行业在一定时期内的实际产出与产能产出之比。调研产能，主要以麦格劳-希尔指数（McGraw-Hill index）、沃顿指数（Wharton index）和美联储指数（Federal Reserve index）为代表。麦格劳-希尔指数和美联储指数，都依据工厂的调研数据（停工时间、每星期机器运行时间、技术创新进度等）综合构建企业的生产指数，作为调研产能测度的数据基础。两者虽然方法相似，但最终的调研产能数值却不相同。沃顿指数，则直接利用美联储调研工业生产的30个指数，以各个指标的最大值为组合测算产能产出。这三种调研产能指标之间存在较大的不一致性，并且无法进行比较和推广。工程产能，是一种物理的产能产出，依据企业的资本所能生产的最大产出作为产能产出，不考虑中间投入和能源消耗及其价格，比如飞机的最大载客量和企业设备的负荷值。调研产能和工程产能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考虑当时的要素价格变化对产能产出的影响。经济产能，由卡斯尔斯（Cassels）最先提出，依托于可变成本函数、标准化成本函数、广义里昂惕夫成本函数、超越对数成本函数的发展，遵从产能过剩的经济含义，把短期和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切点所对应的产出，与短期平均成本最小化所对应的产出，定义为产能产出，进而测度出产能利用率。对于调研产能、工程产能和经济产能，选择哪种作为产能产出呢？卡斯尔斯提倡以经济视角去解释产能产出，认为产能产出应以经济条件为出发点，随经济条件（产品价格和要素成本等）的变化而变化。克莱因（Klein）也主张以经济视角测度产能产出，但由于当时生产-成本对偶理论尚未形成，无法实现经济产能的测度，退而选择次优的以短期内既定的资本存量所能生产的工程产能作为产能产出。 福斯（Foss）利用实际用电量与最大可能用电量之间的比率来度量产能利用水平；贝恩特（Berndt）和莫里森（Morrison）利用美国二战之后1958—1977年的制造业数据，考虑能源价格的冲击，利用对偶理论的成本函数法测度工程产能和经济产能，并把测度的工程产能和经济产能，与调研产能进行比较分析，提倡以经济的视角进行产能利用率测度；加罗法洛（Garofalo）和马尔霍特拉（Malhotra）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和随机生成前沿方法（SFA）测度了美国渔业的产能产出和产能利用率，并对两种方法进行了比较。国内学者对产能产出和产能利用率测度方法的研究起步较晚。沈利生利用峰值法计算了中国的资本设备利用率；龚刚和杨琳假定一定时期内的用电量与资本服务使用量成固定比例，通过生产函数估算这一比例，并以用电量乘以该比例来代替无法观测的资本服务使用量，求得中国的资本设备利用率；何彬借用龚刚和杨琳的方法计算了1997—2006年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孙巍等和韩国高等分别利用可变成本函数和标准化可变成本函数对中国制造业28个行业的产能产出和产能利用率进行了测算（两者的区别在于有没有考虑原材料与数据年份的不同）；樊茂清运用1981—2012年的投入产出时间序列数据，建立二次型可变成本函数模型，测算了中国国民经济33 个产业部门产能利用率。范林凯基于生产函数理论，进一步扩展成本函数法的产能测度框架，试图解决要素价格水平变化、成本函数形式单一以及内生性问题导致的测度偏差；同时，借鉴生产率分解框架对产能利用率变动来源进行分解。 阿伦茨(Aretz)和波普(Pope)基于产能过剩非负的前提，通过随机前沿模型将企业现有产能分解为最优产能项和产能过剩项。通过在实物期权模型中控制行业固定效应来捕获不可观测的最优产能决定因素，以递归估计方法确保了产能过剩的估计可以实时计算出来。杨振兵和陈小涵采用随机前沿分析（SFA）方法测度产能利用率，认为其为市场需求水平与潜在生产能力的比值，可由消费侧的产能利用率乘以生产侧的产能利用率计算。 现有的产能产出测度研究大多数是基于行业数据，缺乏行业内的详细微观企业数据，无法体现企业在区域和所有制异质上的差异。比如,相同地区、相同行业的两个企业，所有制性质的不同，产能过剩程度的差异；相同所有制、相同行业的两个企业，所在区域的不同，产能过剩程度的不同。 第五节 述评 首先，中国的产能过剩成因理论的多个视角，包括市场失灵、产权性质、政府干预、区域差异和金融抑制等，涵盖了产能过剩形成机理的多种可能性，并依据中国的相关数据计量检验了中国的产权性质、政府干预、区域差异、金融抑制与过度投资之间的正向关系，从而间接地证明了产权性质、政府干预、区域差异和金融抑制与中国的产能过剩之间的成因关系，从理论上和经验上丰富了产能过剩研究的科研成果。但与此同时，繁多的产能过剩成因亦表明学者对中国产能过剩成因的研究亦不成熟，没能达成共识：各种产能过剩成因有待深入的挖掘或精简，例如从中国区域差异来说，区域差异本身并不能导致产能过剩。依据要素价格均衡化定理，在不同区域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中国各地区的要素价格将会趋于一致。区域差异之所以作用于产能过剩，是因为要素流动障碍的客观存在，最终导致要素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