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精)

作者简介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著作获得的主要奖项有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并且两次获中国好书奖，三次获“五个一工程奖”。著作已被翻译为英语、日语、韩语、意大利语、荷兰语、尼泊尔语等多种语言。代表作包括《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和《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等。

内容简介

第一节 “无发展的增长”与“科学发展” 从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的角度看，晋南与代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文明创生地，无论是北上塞外还是南下中原，山西既是一个转折点，也是落脚点。 翻阅祖国的版图，就会看到山西宛如一个楔子，牢牢地镶嵌在东三省、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和新疆之间。作为定鼎天下，特别是平衡祖国边疆的支点，山西这个楔子牢不牢，能否顶得住千钧重负，关乎天下兴亡、国家安稳。明清以来，定鼎西北边疆的历次行动，都是以山西为根据地展开的，故康熙三十六年（1697），清圣祖下诏：连年军队出征，都要经过山西，山西筹措军需、从龙征战，十分辛苦，故免除山西一年的额赋。从康熙五十年（1711）起，由山西开始，分批免除全国钱粮，三年轮遍天下。1 中国的商脉起于山西、源于山西；晋商辉煌，与国家经营北方边疆的战略相配合、相始终。无论是“走东口”（即东出张家口，沿张库大道奔向东北，再经库伦走向蒙古和俄罗斯）还是“走西口”（即西出今朔州右玉县杀虎口，经甘肃、新疆、中亚走向欧洲），晋商的行迹，既配合着国家的政治、军事战略，更以贸易的方式，通过山西商路之开拓，将东北与西北、中原与北国、中国与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与世界的广泛联系成就了山西，山西也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广泛联系。2 山西有着极其丰富的资源、雄伟壮丽的表里山河，《史记》里说：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河、汾之东，方百里”，这块封地叫作“唐”。此后六个世纪，在“唐”这个地方兴起了周朝最强大的北方雄邦——“晋”，晋献公时代（前676—前651），先是利用其掌握的盐利实现了“富国”，随后又夺取原被赤狄东山皋落掌握的中条山而实现了“强兵”，这是由于位于晋南、绵延数百里的中条山富藏铜矿，铜的拥有，使晋国的青铜兵器和器物铸造步入辉煌，而终形成“晋国天下莫强焉”的局面。汉唐之际，随着以煤炭冶铁技术的发展，周唐故地亦成为中华文明前进之发动机，后赵石勒兴于上党郡，北魏定都平城（大同），高欢以晋阳（太原）为霸府，李唐王朝在此龙兴，中华民族亦由是走向光辉灿烂之“盛唐”。此后，五代的晋、汉、周皆从并州（晋阳）崛起，辽和蒙古也均以拥有富产煤和铁的云州（大同）为根据地而所向披靡。所有这一切当然都不是偶然的。解州的池盐，并州、云州的煤炭和冶铁业，乃是推动中国古代社会转变的动力，这一转变本身，更具有深刻的世界史意义。多少伟大的帝国王朝在这里升起又衰落，山西是一个令人胸怀天下的所在。3 上党—长治地区不仅是赵树理的故乡，而且是他毕生热爱的上党、中路梆子的故乡——以此为核心，西有秦腔，东有河北和山东梆子，这里是中国北方歌唱的源头，也为三晋文化奠定了基础。明代的山西版图比今天大，而清代的山西版图更大于明，所谓归绥六厅（今呼和浩特和包头）、“八旗”中的六旗（包括多伦）都在山西治下，从而形成了一个辽阔的晋方言和三晋文化共同体。 山西是文化的沃土。上党梆子这种艺术形式，源远流长，起码在明末时期就形成了，据说它是从沈宣王宫传出的。《明史》曾记载1549—1582 年在藩的朱恬姣，说他“好学、工古文词、审音律”4，而沈宣王朱恬姣驻在山西，与明朝对蒙古的制度有关。洪武二十年（1387），明在今上党—长治地区以北设置大宁行都司，镇守喜峰口以外地区，其管辖范围，东连辽阳，西接大同，南屏北平。洪武（1368—1398）时的大将冯胜征蒙古纳哈出部落，筑大宁城于今内蒙古宁城，1391 年明太祖封皇子朱权为宁王，镇大宁。此后，明朝更设立了由诸皇子镇守北部边疆的“宗王出镇”制度，继1391 年封宁王朱权镇大宁之后，再封代王镇大同，封庆王镇宁夏，封谷王镇宣府，封安王镇平凉——加之秦王、晋王和燕王已经镇守西安、太原和北平，从而在中国北方构成了以山西为核心，内联中原与东南沿海，外接中亚、西亚，广阔的中国之“亚洲内陆边疆”。5 实际上，自汉击匈奴以来，便已设立了朔方诸郡，以与遥远的“岭南九郡”互成掎角之势，而上党郡即其一也。东汉（184—220）末年，匈奴来降者有五千部落，从此在此地与汉人杂处，其待遇与编户同，但不纳贡赋，可见政策起初是很宽松的。《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说：后赵的创建者石勒，就是上党郡武乡的羯人（指住在武乡境内的羯人部落）。不过，随着中原地区豪族的土地兼并日趋严重，朔方诸郡宽松的土地和移民政策就终于不能持续下去了，汉人与胡人争夺耕地的现象不断发生，西晋元康九年（299），江统所作《徙戎论》，就是针对这一地区汉胡杂处的状态而发。所谓“徙戎”的核心，就是夺胡人耕地为政府和汉人所有，也就是将中原地区的阶级矛盾转嫁到异民族身上，从而必然由阶级矛盾促发民族矛盾。导致中国历史重大转折的“永嘉之变”，西晋汉族政权终被石勒等所率匈奴、鲜卑、羯、氐、羌部落联军推翻，也即是在此地区发端。6 正是这场历史的大变乱，推翻了以“名教”为思想基础的士族门阀制度，形成了新的民族融合，而主张众生平等的佛教也因之从塞外播向中原。 定鼎北方的军事根据地、中国商脉的起源，遂成就了山西“军商合一”的制度传统，更发展出“以军法促民法”的严格管理体制，从历史上看，“军政合一”便是山西强盛的制度保障。中国政治，起于秦晋之间，成于墨法之道。晋文公行军事编制之法，晋悼公铸刑鼎而使“民在鼎矣”，这些举措均为户籍—郡县制之形成奠定了基础。又据宫崎市定，在古代中国，中原的国家即是城市国家，或者说是“城郭”的国家，人民只是在劳作时离开城郭，日落依然回城郭休息。而“村落”则是到汉代后期才在北方大规模出现的，村落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来自西北游牧民族侵入和定居而成的部落与聚落；二是作为国家政策的屯田，“邨”（“村”的繁体字）的写法本身，正说明了它与屯田的关系。屯田，避免了秦征戍之苦，在边地形成伍里、连邑之制，则使军粮充实。什伍制度或者保伍制度——用军法来代替民法的制度，亦是在控制村落的过程中得以推广的，而恰恰是从村落本身所内含的准军事的保伍制度，以及它与游牧民族部落制度之间的历史联系之中，我们方才可以看到“以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天才学说源远流长的历史基础所在。7 由此我们亦可以说，中国之村落组织制度亦是从山西发源的，中国乡村历史变迁的轨迹，在此地保存得最为完整，体现得也最为丰富，这一点从赵树理的小说杰作《李家庄的变迁》中即可窥豹。 魏源曾说：“以军令饬天下之人心，皇然以军事军食延天下之人材。人材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遒。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来王，是之谓战胜于庙堂。”8 近代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得以改变，很大程度上依靠的就是共产党在太行地区试验、实行的“军政合一”的制度创新，从而大大增强了根据地和八路军的组织能力。因此，作为伟大的“太行精神”的发源地，长治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同样具有重要地位。长治是抗日战争的前线和根据地，1938—1940 年间，八路军总部就设在长治的武乡县境内（仪门、砖壁和王家峪），“小米加步枪”“我们在太行山上”“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的传奇，就是由这里走进中国历史的。 同时，长治不但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而且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是新农村建设历史经验的宝库，特别是人民金融和人民币制度，也是从长治、从太行山深处走向全中国、走向全世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中苏、中蒙关系的重要性及敏感性，山西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山西所开创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尤其影响深远。长治还是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韩丁的第二故乡，韩丁的巨著《翻身》和《深翻》，写的就是长治郊区的张庄，这两本书所探讨的就是中国革命所造成的土地制度大变革对于现代世界的重要意义。 1. 《五百年来谁著史》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的代表作品，自出版以来，广受关注，荣获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全国优秀图书排行榜榜首等诸多殊荣，并入选《中国高层领导荐书集萃》。 2. 2018年全新上市典藏版，采用布面烫金工艺。作者在原稿基础上三度修订，精益求精。 3. 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阅读《五百年来谁著史》这一探讨中国金融改革的经典之作，恰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