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第六卷（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第二辑）

作者简介

王东，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列宁思想研究会会长。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一直带头研究列宁思想与苏联学问题，努力开创中国列宁学、苏联学，并进行国内外改革的综合创新研究；近40年间，发表论文200多篇，主要成果凝聚为“创新学”十部曲、“中国学”十部曲、“北大哲学创新六书”等学术著作30部，如《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哲学问题探索——改革之路的哲学沉思》(1986)、《改革之路的真正源头》(1990)、《系统改革论一一列宁遗嘱，苏联模式，中国道路》(2014)、《马克思列宁主义源头话水论》(2020)；曾先后荣获第二届吴玉章奖金、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等多种奖项。
陈红，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海南省领军人才。兼任海南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教育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俄罗斯哲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列宁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获首届“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年度影响力提名人物”称号，入选教育部2015年“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和海南省首批“百人专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各1项，及多个省部级项目多项，出版学术专著2部，在中外文期刊上发表论文70多篇。

内容简介

本书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编、顾海良总主编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九卷本中的第六卷，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是在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之中，叙述20世纪下半期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东欧各国的发展过程，揭示其与战后时代课题及苏东各国国情相结合的复杂过程，以及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创新与思想成果、历史规律与历史特点、历史经验与历史教训。

同时，本书在研究对象上又有一定的特殊性、相对独立性，
因而也使得本书具有
相对独立的学术价值、理论价值。它要回答这个时代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理论问题、时代课题——苏联模式的历史命运问题：20世纪下半期苏东马克思主义经过了怎样的曲折发展历程，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会出现苏东剧变这样的重大历史曲折？

由此决定，本书就是要回答一个当代富有挑战性的尖锐问题：苏东剧变历史命运和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关系？

为此，在导论部分，我们简要地回答与此相关的几个基本问题。从本书研究的特殊对象、历史分期入手，深入这一阶段的内在逻辑、历史特点，最后总结出这一时期的主要历史经验与历史教训。

一、本书研究的特定对象

本书有特定的研究对象：20世纪下半期苏东马克思主义史，即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特别是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与东欧各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研究持续到2000年前后，乃至延续至今。

为了便于大家简单明快地把握这个特定研究对象，我们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新的特定概念：战后苏东马克思主义史。

下面，我们从空间、时间、理论内容、理论形态、发展过程这五个维度，简要概述“20世纪下半期苏东马克思主义史”这个特定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1）空间上的特殊性——把苏联与东欧八国这两大区域、两大板块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特殊的国家体系加以系统整体研究。

在战后现代世界历史上，当年这九国也构成“社会主义阵营”的欧洲部分，基本上都是“华沙条约缔约国”（南斯拉夫未加入，是个例外）。由此表明，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空间中构成的特殊的国家体系。

在这里，中心区域首先是苏联，包括16个加盟共和国。另一大板块，则是东欧八国：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

如果说俄罗斯的典型特征是一个处于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国家的话，那么东欧国家从地理空间、地缘政治角度来看的典型特征，就是处于欧洲东部，介于典型西欧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国家，在历史地理文化上，都有其特殊性。这种中间带、过渡带、走廊带的空间位置，也带来东欧民族国家文化特有的多样性、交错性、复杂性。

（2）时间上的特殊性——从20世纪下半期回溯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间经过1953年斯大林逝世，到2000年，或者更宽泛地说是世纪之交。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20世纪下半期”不仅指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一个特殊时间段，而且意味着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新阶段，具有不同于“20世纪上半期”的新特点、新情况、新矛盾、新课题，这是20世纪下半期以来当代马克思主义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

为此，本书第一章开宗明义，首先分析了“20世纪下半期”面临的时代新变化。这种新变化最突出的三点是：第一，20世纪上半期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打了两次世界大战，迎来了两次革命高潮，而20世纪下半期的时代主题，则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转向和平与发展；第二，新一轮的现代科技革命，首先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使经济落后国家如何利用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成果推动本国走向现代化问题更加突出；第三，社会主义从一国走向多国，怎样结合多个民族国家特点，寻求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多样化道路问题，比20世纪上半期更加突出、更加重要。

“20世纪下半期”，顾名思义，指的是1950年之后的50年。这个时间节点，是简单明了的。而从思想史的角度讲，这个历史起点，多少有点复杂性。

这个阶段的历史起点，究竟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还是1953年斯大林逝世，抑或1956年苏共二十大？这个问题，还是可以争论的，各有一定根据、一定道理、一定合理性。

比较来比较去，最终我们还是倾向于把这个阶段的历史起点，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向前延伸到1945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样，更能说明时代背景、历史条件、时代主题的重大转变。

这个阶段的历史终点，不是1991年前后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虽然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使苏东马克思主义史发生急剧转折，一度断崖式地跌入谷底，但这并不是苏东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在此之后，我们还以俄罗斯为主，考察了苏东马克思主义的艰难重生。大体到2000年前后，世纪之交，有的直至今天，2020年前后。

（3）理论内容上的特殊性——时代与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战后苏东马克思主义特殊的理论内容，就是要回答苏联与东欧各国如何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历史时代，走向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历史时代，如何依据本国各自的历史特点、特殊国情，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

对于苏联来说，是怎样从战时体制、战时经济走出，怎么适应和平与发展新时代、科技革命新时代的需要，探寻新道路、新体制。

而对于东欧各国来说，又有不同于苏联的历史特点，甚至各国还各有特点，怎样才能适合新时代、新国情的需要，做出相应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显然是全新的时代课题、理论课题。

（4）理论形态上的特殊性——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在苏联模式理论桎梏下的马克思主义曲折发展，成了战后苏东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特殊理论形态。具体分析起来，又有三种不同的理论形态。


在战后几十年
的
发展中，在苏东各国，占主导地位的多半是20世纪30—50年代形成的苏联模式下的马克思主义，即带有战争时代、战时体制历史局限，简单化教条主义色彩的理论形态，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在学术层面，也出现了一些解放思想的理论创新，如卢卡奇的晚年四大创新、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寥若晨星，未成主流形态。

还出现了一种倾向，就是为了反抗苏联模式、教条主义，面向西方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寻求思想资源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学术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在东欧剧变之前，未成主流形态。

（5）发展过程上的特殊性——“20世纪下半期”的精确时间起点，就是20世纪50年代，同时它还有个世界历史的特殊起点，就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特殊的历史转折点就是1991年前后苏东剧变，由此也决定了“战后苏东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具有其他地域、民族国家所没有的特殊性。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马克思主义如雨后春笋一般，在东欧各国迅速普及。1991年苏东剧变之后，东欧各国马克思主义又断崖式地迅速跌入低谷。世纪之交，战后苏东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则在经历艰难重生过程。

二、这一阶段的历史分期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一门思想史，我们必须要回答20世纪下半期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历史分期问题，也就是
马克思主义
经历了哪些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历史特点是什么？

由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同于一般的学术思想、社会思潮，其有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它在苏联
与
东欧各国，实际上是马第十二章至第十五章，就是论述这个问题，并努力做出客观全面的科学回答。

从世界历史与各国发展的角度，全面具体评价1991年前后苏东剧变，是一个十分复杂，需要具体分析、专门研究的历史理论课题，这里暂且不论。

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非常简单明了，这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遭受的最大挫折，使马克思主义跌入前所未有的低谷之中。这是20世纪下半期苏东马克思主义史的第二阶段，1985—1995年这动荡剧变的10年。

苏东剧变
的
根源何在，实质何在？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各执一端的流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苏东剧变
的
根源就是右的错误，戈尔巴乔夫的叛变行为，加上西方和平演变阴谋；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苏东剧变的根源就是“左”的错误，苏联模式的僵化体制，加上“左”的僵化观念。

那么，问题根源究竟何在？

苏联这个庞然大物，为何在1989年至1991年这两三年间，像多米诺骨牌那样，轰然倒塌，至今仍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历史之谜。

其实，苏东剧变的历史根源，是战后多年间依然固守20世纪30—50年代形成的苏联模式，日趋僵化，脱离时代、脱离国情、脱离人民。而苏东剧变的直接根源，则是戈尔巴乔夫改革转向、改旗易帜、自乱阵脚。

总之，一“左”一右，先“左”后右，先是固守封闭僵化的老路，后又突然转向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样两条错误道路综合到一起，二者的历史合力造成了苏东剧变的历史，从“企业自治”上升到“社会自治”。1971—1980年，改革开始了第三轮探索，从“社会自治”走向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实现“联合劳动”的自治社会主义体制机制。南斯拉夫改革新阶段，也出现了难以很好解决的新问题。

其中表现最活跃、最全面、最激进的，首推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首都的“布拉格之春”——1967年、1968年出现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来潮。这次改革来潮的特点，是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开始的。1967年6月，作家协会领导人批评书报检查制度，要求实行民主化，由此开始了全党上下、全国上下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大讨论。1968年3月，捷共中央全会还通过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比较系统地提出政治、经济改革构想，宣布走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

然而，从1968年8月20日深夜开始，在苏联党政军最高领导机构的策划下，华约五国的20万大军，用闪电战方式，一夜之间，强行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与全国。

本书开头的主体部分——前十一章，讲的正是改革三次来潮、三次受挫的来龙去脉：
前三章讲的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苏东改革的第一次来潮、第一次受挫；第四、五、六章讲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共二十大前后出现的苏东改革第二次来潮、第二次受挫；第七章至第十一章讲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东改革的第三次来潮、第三次受挫。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句古语，成了描述战后苏东改革历史命运的最好偈语。

在20世纪中后期的这三四十年间，改革三次来潮，又三次受挫，从而走上了一条封闭僵化的老路，使得原本有一定历史合理性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模式，痛失改革机遇，蜕变为僵化模式，这是多么惨痛、深刻的历史教训！

（三）苏东剧变的根源实质

在戈尔巴乔夫主政期间发生了苏东剧变，它是20世纪下半期苏东马克思主义史上的一件大事，因而也构成了本书的重要内容之一，书中的曲折。

本书的主编，1991年在莫斯科大学做访问学者，是苏东剧变的亲历者。本书力图客观全面地再现这段历史过程，从而引出应有的历史教训。

除了个别引语之外，本书没有采用流行的“斯大林模式”概念，更反对使用“斯大林主义”概念，而通常采用了“苏联模式”“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模式”等更为科学的提法。这种苏联模式最初固然是在20世纪30—50年代斯大林领导时期形成，当时其实是功过参半的，问题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在时代主题转换的新时期，从晚年斯大林开始，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甚至一直到戈尔巴乔夫主政初期，依然固守已经僵化的苏联模式，终于长期酿成苏东各国的体制性危机，直至最后苏东剧变。

1985年4月29日，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就在中央全会上提出固守苏联模式的“加速战略”。1986年
2月25日至3月6日
苏共二十七大讨论通过的《苏联1986至1990年和至200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规定在1986年至2000年这15年间，国民收入平均增长速度达到4%，到20世纪末国民收入翻一番。这种固守僵化模式、脱离实际的老办法、高速度，一开始就选错了突破口。

1987年，“加速战略”失败后，戈尔巴乔夫把重心转向政治改革，在经济没有发展
、
人民生活没有改善的情况下，大讲民主化、公开性，导致根本否定苏联共产党与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潮泛滥一时。

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改旗易帜，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根本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因而，首先从苏联共产党自身、苏联自身、苏联模式核心中枢发生混乱，失去控制。

从总体上看，其大体上可分为五步：

（1）1985—1989年，改革转向，国家失控，改旗易帜，国家自乱。

（2）1989—1990年，德(民主德国)、波、匈、保、捷、罗等华沙条约6国，改旗易帜。

（3）1990年3月，立陶宛率先脱离苏联独立。

（4）1990年6月—1991年1月，俄罗斯、乌克兰等12个加盟共和国，先后宣布脱离苏联独立。

（5）1991年
“八一九”事变
后，苏联共产党失去执政党地位；12月，苏联宣布解体。

下面我们一番梳理工作，厘清其来龙去脉、因果关系：苏联模式、腐败现象，主要是一个从内到外的蔓延过程；而苏联霸权体系解体，则主要是从外到内的分崩离析过程，表现为
以下
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5—1989年，改革转向，国家失控，改旗易帜，国家自乱。
由于苏联模式长期积累的问题，再加上戈尔巴乔夫改革方针的严重失误，1987年以后
国家甚至完全迷失了方向，改旗易帜，实际上是三个层面的严重失控：一是经济发展失控，商品匮乏，通货膨胀，财政危机，民生凋敝；二是政治局面、国家体系失控；三是国家意识形态混乱失控。

第二阶段，1989—1990年，华沙条约6国：德、波、匈、保、捷、罗，先后改旗易帜，脱离苏联控制。

第三阶段，1990—1991年，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先后宣布脱离苏联独立。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倾向，可谓由来已久，事出有因。1991年初，波罗的海三国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赞同独立的票数在立陶宛占904%，在拉脱维亚占736%，在爱沙尼亚占77%。至此，波罗的海三国脱离苏联已成定局，不可逆转。

第四阶段，1990年6月—1991年1月，俄罗斯、乌克兰等其余12个加盟共和国也纷纷闹起独立，乃至成立独联体，以取代苏联。

第五阶段，1991年“3·17”公投与“
八一九”事变是力图拯救苏联国家体制的最后一搏，12月，苏联国家宣布解体。

1991年，是苏联的最后一年，历史记载的文献资料可参考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罗·麦德维杰夫的著作《苏联的最后一年》，还有时任苏联副总统的亚纳耶夫回忆录——《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反对戈尔巴乔夫》。

1991年
的
苏联解体，实质上是苏联国家体制与时代潮流发展、民族国家发展、人民生活发展
之间
的根本矛盾，不相适应；然而，在表现形式上，却相当集中表现为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两位总统、两位国家元首之间，相互勾结又相互争夺的复杂关系与权力之争上。为什么会如此?其深刻根源却在于苏联模式、国家体制的本质自身矛盾之中。

对于苏联模式，有必要做出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把苏联模式与社会主义截然对立起来。实际上，它是在备战时期、战争时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在原先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形成的一种社会主义特殊体制、战时体制。

因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必然带有特殊的二重性：一方面，尽管发展还极不充分，但也体现出社会主义的共同本质特征，这是其中蕴含的社会主义的“活”东西；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带有战时体制、国家指令性、国家垄断制的“死”东西，这在战时是必需的，在和平时代则成了过时的“死”东西。

怎样对待苏联模式？20世纪下半期，随着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实际上出现了三种选择、三条道路。

第一条道路，就是无视20世纪下半期时代主题新变化，固守苏联模式，走上封闭僵化的老路。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综合到一起，从1947年到1987年这40年间，这条封闭僵化的老路

不幸在苏联东欧各国占了上风。

第二条道路，就是借助于简单化地、历史虚无主义地否定苏联模式，根本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社会主义、党的领导，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1987年后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是一个典型。

第三条道路，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根据时代与国情新变化，坚持苏联模式中社会主义的“活”东西，扬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垄断制的“死”东西，走出坚持与发展社会主义的新路。战后苏东的三次改革来潮，主流
曾经大体
如此，但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其真正充分发展的典型，则是改革开放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苏联模式僵化”与“戈尔巴乔夫现象”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从表现形式上看，二者似乎是完全对立的，一个是“左”，一个是右，两种倾向，两个极端。
然而，从历史过程与内在逻辑来看，二者又不可割裂地联系在一起。在一定意义上应当说，“戈尔巴乔夫现象”正是“苏联模式僵化”的历史产物，是作为其反面的派生物存在的。没有苏联僵化模式造成的固有制度缺陷、原有领导层的老化、人民监督制的缺失，就没有戈尔巴乔夫这类人上台掌权的机会。

从社会思潮走向来看，物极必反，没有“苏联模式僵化”下民主与人道的缺失，就没有“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借机抬头，这是对苏联模式的反动。

没有苏联模式下经济政治体制的高度集中，缺少权力监督机制，戈尔巴乔夫也就不可能先后利用总书记、总统的权力，公然否定原有苏联宪法规定的共产党领导地位，公然推翻1991年“3·17”公投中要求保持苏联作为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人民意志。

没有“苏联模式僵化”下长期掩盖的民族矛盾、民族问题、民族主义思潮，也就没有在戈尔巴乔夫改旗易帜时民族问题
的
普遍爆发，
也就不会出现
苏东剧变的直接导火索。

苏东剧变的实质是什么？主张“马列主义原罪论”的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齐普科等人，还有国际上主张“历史终结论”的西方思想家福山等人，企图把苏东剧变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失败，
这种说法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那几年中曾经流行一时，实际上却
是根本错误的，站不住脚的，如过眼烟云，倏忽即逝。

苏东剧变的实质，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失败，而是“苏联模式僵化”的失败；更准确、更全面地说，是“苏联模式僵化”加上戈尔巴乔夫改旗易帜的失败，是先后走上封闭僵化老路、改旗易帜邪路的失败。本书第十一章至
第
十五章，尤其是第十五章的第七节，集中论述与回答了这个人们长期争论的重大问题。
克思所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
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是各国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是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灵魂。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20世纪下半期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命运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在苏东各国的历史命运结下了不解之缘。

20世纪下半期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内在逻辑，尚有待我们做深入细致的分析。在这里，我们不妨按照大家公认、显而易见的方式，首先将其分成四个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

这四个阶段的明显历史标志是苏联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历史更迭。这种分期方式虽然比较表面，但有一个颇为深层的内在根据，即苏东九国实际上构成了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国家体系，这个国家体系的核心是苏联，整个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意识形态体系也是如此。

20世纪下半期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跌宕起伏的发展过程，主要经历了四个发阶段。第一阶段，大体相当于斯大林逝世前后和赫鲁晓夫时期10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改革来潮与受挫；第二阶段，大体相当于勃列日涅夫时期18年（1964—1982年），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改革再次来潮与再次受挫，苏联模式僵化期；第三阶段，大体相当于戈尔巴乔夫时期7年（1985—1991年底），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第四阶段，大体相当于1992年以后，世纪之交新阶段，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艰难重生。

上述四个阶段决定了本书在总体结构上的四大板块。

第一阶段：从斯大林逝世前后到赫鲁晓夫主政时期。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1956年苏共二十大前后，出现了所谓“思想解冻”的历史现象，实际上也就是对20世纪30—50年代形成的苏联模式和斯大林问题进行历史反思，借以总结历史教训，突破“左”的教条主义、僵化体制、僵化观念。

叙述这一历史阶段的主要内容，构成前六章，即第一章至第六章，也就是本书总体结构上的第一板块。而这一历史时期的显著特点则是改革与逆转、开放与封闭的复杂二重性。

这一部分的前两章，向前追溯到战后初期的季米特洛夫人民民主论与斯大林晚年思想二重性，相当于一个历史导言。

这一阶段的中心事件是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苏共二十大在20世纪下半期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历史作用具有特别复杂的二重性。毛泽东当年曾用“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来形容这种二重性。也就是说，苏共二十大，尤其是会议结束时赫鲁晓夫做的所谓“内部报告”，打着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旗号，实际上对斯大林时期苏联模式所存在的问题及弊端第一次“揭了盖子”，引起反思，由此推动苏联东欧各国普遍出现了改革来潮，试图适应战后时代变化新趋势，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用“内部报告”形式，把苏联模式下的体制问题简单归结为斯大林个人品质、个人崇拜问题，而对于基本理论与制度体制的重大问题却缺少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因而在国际范围内引起了相当程度的思想混乱。

由于苏共二十大具有这样复杂的二重性，因而造成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史也呈现出带有二重性的发展历史图景。

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苏联等国先后出现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改革来潮，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学术研究也开始出现解冻现象。
另一方面，由于处理所谓斯大林问题和苏联模式基本理论等问题上的简单化方式，因而在处理1956年“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等问题上，都出现了思想混乱，左右摇摆，社会动荡。与此相应，赫鲁晓夫领导时期的苏联改革，1953年至1958年有些生气，1959年至1964年却出现了不少盲动现象，虎头蛇尾，直至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而草草收场。

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是用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掩盖了制度的根本问题，用“三和”“两全”的抽象理论代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尤其是时代观、国家观、社会主义观的理论创新，因而错失了战后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机遇。

第二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体上相当于通常所说的勃列日涅夫时期18年。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一方面，在苏联出现柯西金改革，在匈牙利出现卡达尔改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现杜布切克领导下的改革高潮，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也有活跃趋势；另一方面，固守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模式的僵化倾向借助于勃列日涅夫“发达社会主义论”旗号重新抬头，武装占领布拉格的强力镇压，使改革来潮再次遭到了严重挫折，苏联模式由此走向僵化。

对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研究，构成了本书的第二大板块，共五章，即第七章至第十一章。这一阶段也有其独特的二重性、矛盾性。由于趋于保守，没有大折腾、大逆转，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出现了平衡发展、比较活跃的历史特点。然而，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论”与僵化观念，却掩盖了矛盾、拖延了改革，苏联模式完全僵化由此定局。

这一时期，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领域一度出现了比较活跃的思想倾向，甚至还产生了一些别开生面的学术流派与社会思潮。本书第八章择要介绍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七个方面的进展、政治经济学上出现的七个学派
、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研究及先后展开的三场讨论。本书第十、第十一章叙述了东欧各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主要成果、各个学派、国际地位。

在东欧各国出现了以卢卡奇为首的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南斯拉夫则有实践派与辩证唯物主义学派之争，波兰则有沙夫等人倡导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其他各国也出现了相应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活跃时期。

问题的症结在于，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长期脱离群众，垄断既得利益，蜕化为官僚特权阶层，因而成为压制改革来潮的僵化保守力量。

1966年，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倡导的经济改革，起初也有较好势头，后来在1968年镇压“布拉格之春”后，偃旗息鼓，无果而终。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曾经势头很大，也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是在1968年8月，突然遭到华约20万大军武力镇压。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匈牙利、波兰等国的改革也先后遭到厄运，乃至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经酿成苏东各国的体制危机。

第三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戈尔巴乔夫在苏联主政的7年，再加上其余波时期3年左右。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以固守苏联僵化模式的“加速战略”失败为契机，急剧改旗易帜，打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号，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造成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造成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大动荡、大曲折。

对于戈尔巴乔夫时期苏东剧变的研究，构成了本书的第三大板块，共有四章，即第十二章至第十五章。我们不仅力求全面再现这个历史过程，而且努力科学揭示苏东剧变的深刻根源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究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失败，还是走上改旗易帜之路的失败？

1982年勃列日涅夫逝世后，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两人，都是年迈老人，各自执政一年左右就撒手人寰，这成为体制危机的典型表现。

钻了这个空子，当时54岁的、号称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掌握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没有意识到苏联模式的体制性危机，起初企图以苏联模式固有的“加速战略”侥幸取胜。在遭到失败后，他提出新思维、公开性、民主化，打着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号，实际上从根本上抛弃了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社会主义道路。

正是这种改旗易帜的根本错误导向，造成了苏联意识形态的崩溃和整个苏联社会思想的巨大混乱，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也正是这种错误导向，加剧了东欧各国的苏联模式体制性危机，原有的执政党陷于被动局面，强制维持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纷纷解体，造成了东欧各国发生剧变的历史一幕。

从本质上看，这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失败，而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及其教条主义僵化观念，加上戈尔巴乔夫思想背叛、改旗易帜的失败。

第四阶段：从1995年到2000年，再到今天。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并没有像福山等人所断言的那样，从此销声匿迹，永远地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经历了低谷之后艰难重生，并且在思想理论上出现了六个初具雏形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固守苏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反思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文化学马克思主义学派、文本学马克思主义学派，这些学派特点鲜明、各具特色，使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多元化的态势。

苏东剧变后，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进入低谷期，这种断崖式地跌入低谷的趋势，延续到1995年前后，又开始逐渐出现一种转机，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低潮时期艰难重生。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构成本书的第四大板块。

本书力图综合以上述四个时期、四个阶段、四大板块，历史地和逻辑地再现20世纪下半期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东欧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

三、方法论上的三点创新

在一个半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历史长河中，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历史图景中，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20世纪下半期苏联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

然而，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这个重要研究领域却没有受到应有重视。其研究的广度深度，根本无法与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比，更莫论与西学、国学等显学的研究热潮相比。专门研究苏东马克思主义史的论文专著，真可谓寥若晨星，少而又少。把这一时期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史作为专门研究对象，做出整体研究的学术专著，更如凤毛麟角，珍稀难找。根据我的粗略考察，对于苏东九国战后马克思主义史的专门研究论著，仅就论文及专著数量来说，可能还比不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的论著分量。

为了更好地找出问题症结所在，我们不妨从国内外学术界找几部较有影响，甚至是最有影响的有关学术专著，做点具体分析、比较研究。

南斯拉夫实践派重要代表人物普·弗兰尼茨基1961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史》三卷本，是一部至今影响重大的学术专著，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宏观研究，也在其最后的第六篇中，有对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史的一些综合考察。美中不足的是，时间上仅限于20世纪60年代之前，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的苏东马克思主义史；在国别上，主要限于苏联、南斯拉夫两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对于其他诸多国家，则只限于用“蜻蜓点水”的方式，点到了匈牙利卢卡奇、民主德国布洛赫等个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则多半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专业领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综合研究则远未涉及。

科拉科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是一部由学者个人完成的三卷本巨著，在西方影响颇大，甚至被一些人推崇为马克思主义史的权威性著作。但作者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存在根本问题的，对马克思的解释并不科学准确，制造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对立，更把列宁主义以来现实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包括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斥为“虚假意识形态”。

从国内论著来看，1996年由黄楠森、庄福龄、林利作为总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
中
作为压轴的第八卷，专讲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最后三章分别叙述了苏联、波兰、南斯拉夫三国战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黄楠森,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8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655835.。
这
不失为一个有益尝试，但离苏东九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系统整体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99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组编的《马克思主义史》四卷本出版，其中第四卷对于苏联东欧的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做出了一些粗线条的综合研究，而且联系苏联模式与改革命运，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综合研究。然而，篇幅有限，仅限几章，学术层面的系统研究远未真正展开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史：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108，513610.。


2009年，由顾海良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史》出版，第七章题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和发展”，第十一章题为“苏联东欧剧变与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包含着对苏联与东欧各国、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综合研究，而限于篇幅，显得有些简略、笼统。

在苏东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领域中，研究得最少的其实首推对东欧各国的研究，许多国家许多方面，实际上还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在这方面，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中国北方的学术重镇黑龙江大学，有一支年轻的学术队伍，做了一些基础性研究工作。在2015年前后，一并出版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20本、《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40本。但离东欧与苏联、理论与实践的综合研究还有很大距离。有许多基本观点，需要仔细推敲。

我们希望在国内外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以下“三个综合”上，创新方法论：

第一，对苏联与东欧这两大板块进行综合，有所创新。原来的研究，多半是就苏联与东欧这两大板块，采取盲人摸象的方式，各取所需，孤立研究。实际上，在国家体系、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社会思潮上，二者之间有不可割裂、千丝万缕的联系，需要做整体系统考察。“20世纪下半期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东欧的发展”这个书名与概念的提出，就鲜明昭示了这一点。

第二，对战后苏东理论研究与改革实践这两个方面进行综合，有所创新。过去这两个方面的学术研究，几乎成了两条平行线。本书试图把二者统一起来，揭示其内在的逻辑联系。

第三，对战后苏东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进行综合研究，打破学科壁垒，努力做出新的综合。

下面我们不是按部就班、原原本本地依此介绍本书的基本内容，而是重点阐明本书依据这种方法论上的综合创新主要提出了哪些新问题、新观点。


四、理论内容上的五点创新

（一）战后苏东马克思主义曲折发展的内在逻辑

一部马克思主义史著作，不仅要能准确全面描述20世纪下半期苏东马克思主义史的历史过程，而且应当进一步揭示其深刻内在逻辑，这是本书的一个新尝试。

们需要对20世纪下半期苏东马克思主义史的发展主线、基本脉络有一个总体把握，借以超越前人的一般研究。

以往相关著作，多半是孤立地研究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国家、某一学科领域、某一个学派，或某一个学者、某部著作。因而，我们迫切需要超越这种孤立静止的局部研究、个案研究，上升到对20世纪下半期苏东马克思主义史的总体动态系统把握，并且努力揭示其深层结构、内在逻辑。

纵观这段历史，我们可以说，20世纪下半期苏东马克思主义史是曲折发展的三部曲，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三个阶段：改革三次来潮、三次受挫—改旗易帜、苏东剧变—陷入低谷、艰难重生。

第一阶段，1945—1985年，苏东各国试图突破苏联模式的改革来潮，思想解放的来潮，学术自由、理论创新的来潮。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六七十年代，改革先后三次来潮，却又先后三次受挫，始终未能根本突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狭隘框架，未能突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狭隘思路。

第二阶段，1985—1995年，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前期，改革转向、政治社会大动荡10年，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受挫之后，迷失方向，改旗易帜，走上邪路，乃至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苏东马克思主义研究也随之断崖式地跌入低谷之中。

第三阶段，1995年至世纪之交，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原来意义上的“苏东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复存在，但这些国家范畴中的马克思主义并未完全消失泯灭，尤其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根基特别深厚的俄罗斯，又开始了马克思主义艰难重生的过程。

为了更好地从系统上总体把握20世纪下半期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发展基本线索，本书形成了揭示其内在逻辑的三篇结构，只是在表述形式上服从统一规范而未在目录中明示：

上篇十一章，改革三次来潮、三次受挫——战后苏东马克思主义曲折发展。

中篇四章，改旗易帜，苏东剧变——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与当代社会主义大曲折。

下篇四章，陷入低谷，艰难重生——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六个学派。

本书尝试以上述“20世纪下半期苏东马克思主义三部曲”为内在逻辑，全面展现20世纪下半期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东欧的曲折发展过程。

（二）苏东改革的三次来潮、三次受挫

怎样从总体上把握20世纪下半期苏东马克思主义发展主线、来龙去脉？
本书的一个新尝试，是把苏联与东欧八国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揭示出20世纪50—80年代贯穿苏东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条主线，就是改革的三次来潮、三次受挫，由此构成本书前十一章的主体内容，也是本书的思想重心所在。

本书研究的历史起点是20世纪50年代，但是为了讲清苏东改革的来龙去脉，我们不能不向前追溯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战后初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研究的是战后苏东马克思主义史。

战后苏东马克思主义史的第一个阶段，也是一个主要的历史阶段，就是从1945年至1985年这战后40年，其历史主线，就是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改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六七十年代的三次来潮，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各个领域的思想解放、理论创新；然而，由于种种复杂历史原因，改革先后都被僵化的苏联模式用强制甚至是暴力手段压制下去了。正是这种曲折发展的历史，构成了战后40年的苏东马克思主义史的一条主线。

前人很少完整描述这段历史，我们这里试图用粗线条的方式，简要地勾画出这段历史的整体轮廓。

在国内外流行的著作中，多半都把战后东欧改革起点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的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实践探索。
这一
说法并不科学准确，问题就是忽略了1945年至1948年间，保加利亚季米特洛夫、南斯拉夫铁托等主张不要简单照搬苏联模式，东欧各国应独立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民民主道路。这样的正确主张，在1948年后被压制下去。这段历史，被尘封多年却不应忽略。今天应当拨开迷雾，让其重见天日。

战后苏东的改革初潮，不是迟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而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准确地说，是在1945年后的40年代中后期，1945年至1948年间。其典型代表人物，一是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二是南斯拉夫的铁托。

力图摆脱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战后独立探索本国社会主义特殊道路的努力，是由来已久的。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有三位：毛泽东、季米特洛夫、铁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进行了独立探索、大胆创新，并且鲜明地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口号，并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思想主旨。曾担任过共产国际领导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季米特洛夫，明确提出了各民族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问题：“大小各国最后将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毋庸置疑的，因为那在历史上说是不可避免的。问题的核心（而且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了解这点）是：每一个国家实行过渡到社会主义不是经过定型的道路，也不是恰好像苏联的道路，而是经过它自己的道路，这个道路要看它的历史、民族、社会及文化情况而定。”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文集.延安：解放社, 1950：457.他曾设想，由东欧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组织起一个联邦，其主要宗旨在于：我们要走自己的路去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必要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看起来完全与苏联的一个样，我们的社会主义将具有更加民主的形式。可惜的是，这位有胆略的马克思主义者，1949年7月就不幸去世了。

以大无畏精神，首先突破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的，是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他们紧密立足南斯拉夫国情、反对法西斯抵抗运动与革命游击战争道路的特殊性，铁托在1946年前后产生了突破苏联模式道路，走出自己新路的思想火花：每个国家内部发展的特殊条件和性质决定了到达和实现更美好社会制度所走的道路的特殊性。具体地说，在我们这里，就是争取达到真正的人民民主的道路。

保加利亚季米特洛夫与南斯拉夫铁托心心相印，一拍即合，于是1947年7月季米特洛夫访问了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同年11月铁托又回访了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

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保联邦”问题似乎也有了新的进展。铁托在索非亚称：“许多人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联邦。但我们正在创立的是一个关系更密切
、范围更广泛的联盟，至于联邦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季米特洛夫1948年1月18日在布加勒斯特对记者说：“联邦或邦联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还不成熟。它还没有列入目前的议事日程，因此，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在会上讨论的题目。当这个问题成熟的时候（成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即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等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将和希腊一起解决它。”孔寒冰.东欧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307308.

然而，季米特洛夫与铁托自主建立两国联盟——巴尔干联邦，乃至中东欧联邦，旨在保障东欧国家自主走上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人民民主道路的政治主张，受到斯大林的强力压制。

1945年8月2日，南保两国签订了互助友好合作条约之后，季米特洛夫要求这个条约是没有期限的。

斯大林得知后，给铁托发了一封电报称：“苏联政府认为，两国政府无视苏联政府的预先警告，在和约未曾生效前就签订了条约，而且是没有期限的条约，是犯了一个错误。苏联政府认为，两国政府仓促行事是帮了英美反动分子的忙，为他们加紧对希腊和土耳其事务的军事干涉、反对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提供了又一个借口。”

为了协调对国际问题的认识，三方决定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莫洛托夫向铁托和季米特洛夫发出邀请，请他们不晚于2月8—10日到达莫斯科。

斯大林严厉批评季米特洛夫道：“您就像一名共青团员似的，跑得太快了。您想让世界大吃一惊，仿佛您仍旧是共产国际的书记。您和南斯拉夫人什么也不告诉我们，我们是靠道途说才知道的。您让我们面对既成事实!”卡尔波夫.大元帅斯大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779780.

1948年1月17日，季米特洛夫对记者宣布，将会努力构建一个东欧国家联盟，保障东欧各国共同走上人民民主新道路，建立新制度、新国家。然而，这立即遭到斯大林的严厉反对……

1947年9月，成立了由苏东国家、法、意等九国组成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8年6月召开的第三次会议根据日丹诺夫报告，做出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1949年11月的第四次会议，进一步做出《在杀人犯与间谍掌握中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南斯拉夫被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并在各方面受到严厉制裁。

季米特洛夫则积劳成疾，1949年3月7日送往苏联进行抢救未果，于1949年7月2日逝世。本书专门写了第二章，恢复季米特洛夫人民民主论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上应有的历史地位。

怎样看待晚年斯大林？这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历史问题。本书第三章“战后斯大林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局限”，试图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实事求是、具体分析斯大林晚年思想的二重性、理论贡献与历史局限。

其实，在苏联内部，甚至包括斯大林本人，在战后初期，1945年至1946年间，也曾肯定地支持“战后和平发展论”“东欧人民民主道路论”“社会主义道路的民族特殊性理论”。1946年5月4日，斯大林会见波兰总统贝鲁特时，还特别明确地提出，由于波兰不同于苏联的特殊国情，不必要实行那么严厉的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开创人民民主制的新制度、新道路。

然而，后来1947年后斯大林本人带头向“左”逆转，并借用苏联模式的强制力量，强行压制了东欧各国战后初期第一次改革来潮。

这种二重性也集中反映到斯大林晚年的两部重要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他一方面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其理论局限与历史局限。最根本的局限表现在其时代观与社会主义观上，政治上提出“两个对立的阵营”，经济上提出“两个平衡的世界市场”，
这两个主张
成为思想向“左”逆转、改革受挫的主要理论根源。

战后苏东改革的第二次来潮，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1956年苏共二十大前后，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苏联等国家，都再次先后出现了改革来潮，1956年酿成“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苏联借助于军事干涉，把这次改革来潮又强行压制下去。

最先开始的是铁托、卡德尔等人领导的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在学术上也出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学派与实践派的学术争鸣。

匈牙利出现了改革来潮，各种思潮涌动，纳吉政府上台。一些思想比较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还打出了鼓吹民族独立自由诗人裴多菲的旗帜，成立了裴多菲俱乐部。1956年10月23日发生
“
匈牙利事件”。

20世纪50年代中期，波兰也出现了改革来潮，开始冲击走向僵化的苏联模式，主张走出波兰自己道路的哥穆尔卡，顶住苏联压力，东山再起。1956年6月，
波兰
发生了著名的“波兹南事件”，工人群众自发抗议，矛盾冲突转变为社会动乱。

1956年10月24日
、11月3日，苏联先后出动19个师、几十万人的兵力，出兵匈牙利，占领布达佩斯。同时，从10月17日起，苏联兵分四路，用几十万大军，从四面包围波兰与华沙，其先遣部队甚至已开进华沙机场。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所谓“波匈事件”，既包括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又包括1956年6月的“波兹南事件”和10月的“波苏对抗”事件。

正是在这种重兵压境、武装入侵、暴力威胁的重压下，东欧各国20世纪50年代的第二次改革来潮严重受挫，后来虽有余波余势余力，但锐气已挫，势头已经被严重阻遏。

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影响到苏联自身。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1956年苏共二十大前后，苏联自身内部也开始出现突破苏联模式
、防止走向僵化的苗头与倾向；对外用武力镇压或威胁匈牙利、波兰的改革来潮，几乎必然导致缺少对苏联模式的深入反思，在改革道路上不进而退、半途而废。对内对外，都退守僵化的苏联模式。

战后苏东改革的第三次来潮，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1962年，苏联经济学界围绕“利别尔曼建议”展开了理论讨论，1964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提出改善经济体制的倡议；1963—1971—1980年，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经历了从企业自治上升到社会自治、联合劳动的新阶段；匈牙利从1968年开始探索建立一种“计划市场”二元结构的经济体制；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则迎来了全面激进改革的“布拉格之春”——1968年8月20日，在苏联主导下，华约五国20万大军，占领布拉格乃至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由此使战后苏东改革第三次受挫。

这次改革来潮，最早是从苏联开始，苏联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经济改革则从经济学理论突破开始。1962年9月9日，苏联经济学家利别尔曼发表《计划、利润、奖金》一文，提出了经济改革的“利别尔曼建议”，由此引发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体系的大讨论。1964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带头倡导改革经济体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在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也开始出现一些思想活跃、理论创新的学术探索。

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探索，在20世纪50年代，主要是以“工人自治”“企业自治”的基层自治为主。1963年公布新宪法，标志着1963—1967年第二轮改革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