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与理想——长征胜利的6个理由

作者简介

郭江妮，中国党员，中文专业，副编审。主要从事中文专业方向研究。著有《地方发展突围》《一生家园：李光耀传奇》等书。新玉言：资深出版人，作家，从事党史研究20余载，编撰出版的图书《廉洁政府》《伟大的人格光辉的路》《注定不一样的中国》《党内民主生活会》等

内容简介

长征胜利的第1个理由——坚强统一的领导群体 自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途征战，在历时近两年的生与死、血与火、正确与错误的考验之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一批具有远见卓识、富于献身精神的杰出领导人真正地成熟起来。长征锻造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体，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长征终于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尽管十几块苏区只剩下西北一隅，尽管30万红军仅存3万，尽管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大军又蜂拥而来，但毛泽东以他独有的气魄和战略家的眼光，高度评价了长征胜利的伟大作用，并英明地预见到：“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了。” 步调一致确立领导核心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在红军力量薄弱和中国共产党几乎陷于绝境的危急关头胜利召开。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得到共产国际多方面的指导，包括有益的帮助和错误的指示，而遵义会议是在双方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毛泽东一生功业的转折点。 尽管如此，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十分清楚：虽然在遵义会议上他进入了中央决策层，但仍然要遭遇一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政党在选择自己的核心领导时所必须经历的各种考验。遵义会议出现的变局，主要不是因为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在整体上对政治路线或思想路线的认识有多大改变和提升，而是基于大家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以来没有章法的溃退强烈不满，并形成了“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这个共识。一向谦虚稳重的朱德，甚至在发言中说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这样的重话。于是，改变领导决策层迫在眉睫。毛泽东此前在创建红军和开辟中央苏区过程中积累了很高威望，虽然屡受排挤和打击，不能参与决策，但毕竟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名义上还是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在出席遵义会议的人员中，他和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的主张也最鲜明，一批红军将领也支持他。在危急关头，大家觉得还是让毛泽东出来参与指挥更好些。 后来，人们一般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主要是指毛泽东在中央决策层起的实际作用而言。从名义上讲，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和权威并不是遵义会议后立刻就明确起来的。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常委有五人：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会议明确“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也就是说，当时党内最高的军事指挥者是周恩来，政治上则明确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 这个安排大体有这样一些考虑。第一，在非常时期，保持领导层的稳定很重要，只能做幅度不太大的调整，用原来的中央常委继续负责，大家容易接受。在此前的常委中，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确实唱了主角，周恩来也是此前的常委，而且是此前的决策核心“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的成员。一个掌党，一个掌军，比较合适。第二，张闻天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以前和王明、博古属于同一“阵营”，共产国际和王明那里也容易通过，如果用此前“左”倾教条主义者主要打击的对立面（毛泽东）来代替博古，变化太大，阻力也大，还涉及对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的看法，而这是当时很难去讨论的问题。第三，在长征途中，谁在党内负总责，并不是特别重要，关键是谁能够领导红军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在军事斗争中让党和红军转危为安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所以，毛泽东在日后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遵义会议只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组织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书记而以张闻天（洛甫）代之，因为当时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内部。” 在不断的党内争议、磨合中，直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从莫斯科回来传达共产国际的意见，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这才明确了毛泽东实际上的领袖地位，全会以后，张闻天主动把工作逐渐向毛泽东转移。后来毛泽东赞叹说，“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是“开明君主”。正如陈云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遵义会议前后，我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会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他们的分歧是原则问题，对毛主席也只是觉得他经验多。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是懂军事的。红军南渡乌江后，方才佩服毛主席的军事天才……”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和毛泽东患难与共的朱德也认为：毛泽东是一个“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的人。朱德还说，“实践证明，有毛泽东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泽东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周恩来在一次演说中讲：“……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 指示……在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 所以，邓小平晚年谈到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时，用语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一、力挽狂澜的毛泽东 毛泽东是家喻户晓的伟人，之所以伟大跟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分不开的。长征作为人类活动史上的一座丰碑，在长征中，没有毛泽东力挽狂澜、无私无畏坚定地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运筹帷幄的高超指挥艺术，就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长征，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长征途中的毛泽东，则是这场伟大历史转折的掌舵人！ 长征作为政治家的舞台，锻造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批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都是在长征中锻炼出来的。而长征作为军事舞台，它又锻造出一批了不起的军事家。大家都晓得，毛泽东没出国留学过，也没学过军事，人家说他就靠着《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水浒传》打仗。毛泽东后来说他以前连《孙子兵法》都没有看过，是到了延安后才读的。但是毛泽东熟知中国的历史，熟知中国的文化。长征以前他在中央苏区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这样一条道路，弄到了七八万人马，创建了根据地。但是共产国际是不讲这些的，博古他们来到中央苏区，就把毛泽东的军权夺了。结果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湘江之战之惨烈，从86万人打到只剩3万多人。毛泽东曾说，湘江之战有不可预测的减员，然而，从长征开始到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拒绝，建议大多不被采用。毛泽东为这支由他亲手创建的红军的命运担忧，更为中国革命的前途担忧。由于当时毛泽东已失去领导权，但为了红军的命运和前途，他一刻也没有放弃与“左”倾路线的斗争。 "“中国红军长征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业绩之一”，“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现代史诗。”（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 “长征赋予中华民族以许多世纪以来所未尝见到过的异乎寻常的团结和非凡气概，揭示出中华民族精神遗产之博大。”（美国学者阿尔登·惠特曼） 长征是一座“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 ,“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