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教育经典故事/四特教育系列丛书

作者简介

内容简介

闻一多的“里应外合” 1944年5月3日晚上，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新舍南区十号教室里，曾经举行 过一次“五四”历史座谈会。在周炳琳、张奚若等发言之后，闻一多发言： “刚才张奚若先生说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五四’是思想革命，正中 下怀。但是你们现在好像是在审判我，因为我是在被革的系——中文系里面 的。不过我要同你们里应外合!”他还说：“封建社会的东西全是要不得的 。我相信，凭我的教书经验和心得，它是实在要不得的。中文系的任务就是 要知道它的要不得，才不至于开倒车。” 闻一多的“里应外合”，就是说钻进“中文”——中国文学或中国文化 ——里面去革中文的命。闻一多要“里应外合”革中文的命是有根据的。那 时搞中文系的人谁有这种“里应外合”的抱负？旧式的卫道者不用说，就拿 一些搞“国文”的新式学者来说，月月都在那儿祖述桐城，甚至还在赞扬八 股。 闻一多搞中文是为了“里应外合”来完成“思想革命”。这就是他的治 学的根本态度。为了要得虎子而身人虎穴，绝不是身入虎穴去为虎作伥。他 在写考证文字的时候照例使用文言，但他认为“未能免俗”，他梦想着要用 白话文来写考证文字。他虽然在古代文献里“游泳”，但他不是作为鱼而游 泳，而是作为鱼雷而游泳的。他有目的地钻了进去，没有忘失目的地又钻了 出来。 网罗众家，兼容并包 蔡元培在北大当校长时，因他素来相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 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 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使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显的，是胡适之与 钱玄同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仍极端维护文言文学，那 时候就让他们并存。蔡元培相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他也常常作 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他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 也好。他打比方说，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 庭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 隶章草，有何不可？ 开大学招收女生的先河 蔡元培先生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1920年，有女学生王兰、奚浈等要求 进北大，北大校长蔡元培以考期已过，姑且录为旁听生。到了暑假招考，就 正式招收女生。有人问他：“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 ”蔡先生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 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之 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开了大学招收女生的先河。后来各大学都兼收 女生了，而教育部也默认了。 “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与智慧” 1926年的一天，厦门大学学生自治会五个学生干部去看鲁迅先生。鲁迅 了解到学校里的工友和邻近农民的小孩很多都没有机会上学。他很关心这件 事，对学生们说：“你们能不能帮助他们，把他们组织起来，办个平民学校 ，让他们也有机会读书呢？教员么，你们自己可以兼。没有教室，能不能借 间大房子？” 平民学校办起后，在成立大会上，鲁迅先生虽然只讲了五分钟话，但言 简意赅，人木三分：“你们都是工人和农民的子女，你们因为贫苦，所以失 学，所以须到这样的学校来读书。但是，你们穷的是钱，而不是聪明与智慧 。你们贫民子弟，一样是聪明，一样有智慧。你们能下决心，能奋斗，一定 能成功，有光明的前途。没有人有权力叫你们永远被奴役，没有命运会注定 叫你们永远做穷人。你们不要小看自己，以为自己是贫民子女，所以才到这 平民学校来。”这满腔热情的语言，如春风细雨滋润着孩子们的心田，使他 们永远铭记不忘。 就在这个会上，有个留美教授竟胡诌了麻痹并奴役劳动人民的一段谬论 ：“这学校之有益于平民也，例如底下人认识了字，送信不会再送错，主人 就喜欢他，要用他，有饭吃……”鲁迅听了，立即愤然离席而去，以示抗议 。 “改过迁善"的新规章 张伯苓当南开中学校长时，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一次上“修身课”， 讲清知过必改的道理后，当众宣布了“改过迁善”的新规章：学生犯了错误 后，先由管理员召去进行劝导，“使之立志改悔”，有所认识后再发给“立 志改过”竹签，随身携带，如真正改正了错误，再行收回竹签。当天又写三 条标语：“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过则勿惮改。”“子路人告之有过则喜 。”写完后马上贴在墙上，与全体学生共勉。这样一来，以后犯错误的人果 然减少了许多。 “你还要经受锻炼” 1924年2月的一天晚上，一位青年客人，几年不见的老朋友来拜望教育 家李大钊。 他一迈进李先生的书房，就介绍说自己刚从欧洲回来，说完长长地叹了 一口气。李大钊感到有些意外，便问他：“你刚从外国回来，有什么不顺心 的事呀？” 那朋友坦率地说：“一回到祖国，我就觉得一身晦气甩不掉，好像一块 大石头压在我的心上一样的沉重!”接着他叙述了一些使他不愉快的事，什 么他从德国回来，由苏联转道，越到中国内地心境越暗淡，越不愉快。站台 上来来往往的人，尽是些面黄肌瘦，满身灰垢或弯腰曲背的同胞，难怪人家 说咱们是“东亚病夫”!他甚至说：“这些中国人真是连欧洲的乞丐也不如 。看到这种情形，我觉得当一个中国人太不光彩了!” 年轻客人叙述自己的感怀时，很觉得理直气壮。李大钊坐在椅子上，只 是侧耳静听，没有说一句话。青年人以为李大钊很赞成他的看法，便又继续 说道：“与其这样不光彩地活下去，我觉得还不如当一个欧洲文明国家的亡 国奴。我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入外国籍，另一条是自杀!” 听到这些刺耳的话，李大钊再也不能忍耐了。尽管他们好几年没有见面 ，但他对这样的老朋友是不讲客气的，他从座位上稍稍欠起身来，激动地对 青年朋友问道：“我问你，把中国的老百姓糟踏成这个样子，难道是我们老 百姓自己的过失吗？”青年客人被问得一时回答不上来。李大钊接着又说： “一个青年志士到外国去留学，无非是想给危亡的祖国谋一条出路。如果让 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把自己腐蚀了，那不如不去。——你盼望祖国强盛起来 是好的，‘不愿做中国人’的亡国奴思想，却绝对要不得。用自杀来逃避现 实，更是一种怯懦的做法。”李先生这一番义正辞严的话，使这位青年不安 地低下了头。 沉默了一阵，李大钊才又恢复了往常那种亲切而慈祥的神态，慢声慢语 地说：“我们的责任就是打倒腐败卖国的军阀政府，建设起一个繁荣昌盛的 新中国。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你还需要在革命工作中经受锻炼。” 不久，李先生介绍该青年到南方参加了革命。这位青年对李先生的中肯 批评心悦诚服，愉快地接受了新的工作。 P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