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英年随笔

作者简介

1933年生，江苏吴江市人。195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俄文系，1974年调入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1993年离休。译著有《日瓦戈医生》《滨河街公寓》《亚玛街》《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回忆果戈理》等；随笔集有《青山遮不住》《冷月葬诗魂》《寻墓者说》《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回眸莫斯科》等。

内容简介

性格的悲剧 ——俄国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之死 1941年8月31日，苏联鞑靼自治共和国叶拉布加镇一位俄国妇女上吊自杀了。她的死没有惊动任何人，只有房东大婶说了一句话：“她的口粮还没有吃完呢，吃完再上吊也来得及啊！”上吊的妇女便是茨维塔耶娃，今天惟一能同阿赫玛托娃媲美的俄罗斯天才女诗人。但当时她的名字几乎无人知晓。绝大多数苏联读者不知道她，少数知道她的老作家绝口不提她。他们自身有如惊弓之鸟，谁还敢提这位流亡国外十七年之久的“白军眷属”呢？茨维塔耶娃被草草埋葬在叶拉布加山丘上。 茨维塔耶娃为什么要自杀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回答她为什么要返回苏联的问题。而后一个问题又同另一个问题相关：她为什么离开苏联？ 茨维塔耶娃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莫斯科大学教授、著名艺术家，至今参观者仍络绎不绝的莫斯科美术馆便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母亲是音乐家，弹得一手好琴，并精通几种欧洲语言。但父母对她很少管教。父亲把全部精力倾注在美术馆的创建上，母亲患肺病，长年在国外疗养。茨维塔耶娃十四岁时母亲病逝，她和妹妹阿霞更无人管束了，任其自由发展。这种环境养成茨维塔耶娃极端任性、为所欲为的性格。她又天生耽于幻想，惧怕孤独，渴求心灵的知己。她一生多次追求心灵的知己，但眼睛往往被幻想蒙蔽，知己很快变成异己，使自己陷入绝望，惟一解脱的办法便是将心中的痛苦倾吐于诗中。绝望的爱情的苦水一旦化为晶莹的诗篇，她便随之解脱。她的爱情诗篇多半都是这样写出来的。由于爱情的对象各不相同，爱情诗篇迥然各异，异彩纷呈。1911年出版的《黄昏集》中的爱情一节便是献给初恋对象、大学生尼伦德尔的。尼伦德尔醉心于希腊文化，对十七岁的茨维塔耶娃并未动心。茨维塔耶娃因尼伦德尔的冷漠痛不欲生，买了一把手枪到上演她心爱剧目《雏鹰》的剧院开枪自杀。子弹没打响，未酿成惨祸。这当然是女孩子的一时糊涂，但从中却能看出茨维塔耶娃烈火般的性格。 《黄昏集》展现出茨维塔耶娃的诗才，立即赢得大诗人布留索夫、古米廖夫、瓦洛申等人的青睐。瓦洛申对茨维塔耶娃尤为赏识，亲自登门造访，把她领入莫斯科诗坛，并邀请她和妹妹到他的科克杰别里别墅度夏。茨维塔耶娃1911年5月来到这座位于克里木半岛的偏僻乡村，并在海滩上结识了比她小一岁的中学生埃夫伦，两人一见钟情，半年后便结为伉俪。埃夫伦感情丰富，性情温顺，意志薄弱，是个单纯幼稚、脱离实际的人。埃夫伦的家庭同茨维洛耶娃的家庭迥然不同。父母均属革命民粹派，并是该派恐怖组织最高纲领派的成员，在监禁和流亡中度过一生。母亲1911年在巴黎自缢。在“革命气氛”中长大的埃夫伦同茨维塔耶娃几乎没有相同之处：性格不同，爱好不同，生活习惯也不同，惟一相同的是他们都是早年丧母的孤儿。茨维塔耶娃在热恋中把埃夫伦想象成心灵的知己，并发誓永远不离开他。但很快便感到心灵空虚，而这种空虚是埃夫伦无力填充的。幸好不久女儿阿利娅诞生了，茨维塔耶娃的感情暂时有了寄托。母爱毕竟不同于知己心灵的交融，孤独感很快又控制了她。她那颗骚动的心又开始寻找知己的心灵，终于在女诗人帕尔诺克身上找到。帕尔诺克的诗写得不多，但写得很好，受到大诗人霍达谢维奇的称赞。帕尔诺克是同性恋者，茨维塔耶娃很快便热恋上她。茨维塔耶娃的研究者往往回避茨维塔耶娃这段同性恋，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持续一年半之久的同性恋在茨维塔耶娃的性格上留下明显的烙印，何况茨维塔耶娃在自己的诗集《女友》《少年诗篇》和《致女骑手》中对此毫不隐讳。茨维塔耶娃在这些诗篇中倾诉了自己的欢乐、羞愧和悔恨。茨维塔耶娃同帕尔诺克1915年底关系破裂，因为这时诗人曼德尔施塔姆闯入她的生活。 茨维塔耶娃同曼德尔施塔姆的友情始于1916年1月，这从曼德尔施塔姆赠送茨维塔耶娃诗集《岩石》上的题字可以确定。此前他们在科克杰别里见过面，“我向海边走去，他从河边走来，在花园门口错过。”茨维塔耶娃后来回忆道。1月20日茨维塔耶娃从科克杰别里返回莫斯科，曼德尔施塔姆追到莫斯科，在那里住了两星期，走后茨维塔耶娃寄给他的第一首诗写道： 任谁也没有夺去什么东西—— 我们身处两地，我为此感到惬意！ 我亲吻您——超越把我们阻隔的关山千里。 可见友谊已发展成爱情。2月曼德尔施塔姆又返回莫斯科，此后不停地往返于莫斯科和彼得堡之间。茨维塔耶娃同他并肩漫游莫斯科，把象征俄罗斯精神的古迹指给他看，曼德尔施塔姆对俄罗斯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1916年2月6日是我生活中最美妙的日子，因为我把莫斯科赠给了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写道。但曼德尔施塔姆忍受不了茨维塔耶娃奔放的、无节制的爱情，6月初从莫斯科逃走，两人关系就此中断。对茨维塔耶娃来说这又是一次失恋。短暂的爱情对两人的创作和生活都产生了有益的影响。曼德尔施塔姆妻子回忆道：“奔放而有个性的马琳娜（茨维塔耶娃名字），在他身上激发出对生活的热爱，教会他本能的、无节制的爱的本领。”阿赫玛托娃惊奇地发现，一向不善于写女人、不会向女人献诗的曼德尔施塔姆如今学会了。而茨维塔耶娃写的抒情组诗《莫斯科吟》，视野也比先前开阔。她步入创作的新阶段——创作优秀抒情诗集《里程集》的阶段。 茨维塔耶娃的两次恋爱，特别是长达一年半的同性恋，不仅在她性格上留下了烙印，而且可以说影响了她的命运。影响表现在两方面。首先，经过同性恋后，对她来说已不存在任何禁忌，任何情欲和“罪恶”都不再可怕了。其次，破坏了她同埃夫伦的关系。埃夫伦看清妻子同帕尔诺克的关系，十分懊恼，却又无力帮她解脱。为躲避她们，放弃大学，到军用救护列车当卫生员去了。而这一步便决定了埃夫伦的命运。不久便正式入伍，被派到下诺夫哥罗德初级陆军学校受训。毕业后分配到第五十六步兵后备役团服役。十月革命爆发时该团调往莫斯科守卫克里姆林宫，被红军击溃后，他同茨维塔耶娃一起逃往科克杰别里。埃夫伦一家都是坚决反对沙皇专制政体的人，而一个偶然的情况却使他成为沙皇专制政体的捍卫者。这不能说同他躲避茨维塔耶娃无关。 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一部分老作家不理解或不接受十月革命。茨维塔耶娃就属于后者。她非但不接受十月革命。还同情在顿河流域由沙皇军队科尔尼洛夫、邓尼金将军组建的白卫志愿军。1917年11月她亲自把丈夫送往白卫志愿军，从此同埃夫伦失去 联系。 1917年11月茨维塔耶娃带着阿利娅和出生不久的二女儿伊琳娜，从科克杰别里返回莫斯科。财产丧失殆尽，靠卖旧物维持生计。到过她家的人目睹了她的惨状：房子空空如也，隆冬天气未生炉子，没有一点储备食物。白天茨维塔耶娃同阿利娅上街卖旧货，把年仅一岁的伊琳娜拴在桌子腿上。“卖东西并不容易，”她说，“我卖的都是我偏爱的东西，所以卖的时候谁也不买。”茨维塔耶娃为了一家人能活下去，不得不到乡下弄粮食。她托人办了一份到唐波夫省乌斯曼镇研究民间绣花艺术的证明，便动身到乌斯曼镇去。这是她第一次真正接触革命后的现实。征粮队和护粮队肆意抢夺老百姓的行径令她毛骨悚然。她以后写的特写《自由通行》详细描述了这次出差经过和她的感触。茨维塔耶娃绝非像有人所说的由于不理解革命才不接受革命。她凭诗人的敏感一下子就理解了革命是暴力所以才不接受它。她把希望寄托在白卫志愿军上，不仅因为埃夫伦在那里作战，而且相信只有他们才能打败布尔什维克。她从1917年春至1920年12月31日所写的诗中编选出的诗集《天鹅营》便是她思想的写照。白卫军使她联想起美丽的天鹅，因而把白卫志愿军称为天鹅营。如果对比一下茨维塔耶娃1924年在巴黎完成的长诗《捕鼠人》，便可看出她的立场何等鲜明，竟把布尔什维克比作吞噬一切的老鼠。 这时期，除物质生活异常困难外，茨维塔耶娃的心灵也极其孤寂。对她来说后者比前者更难忍受。她常到瓦赫坦戈夫剧院去，同创作室的演员们接触，为他们写诗剧，但很快就被演员扎瓦斯基迷住。“只能用‘入魔’两个字解释”，她自己说。茨维塔耶娃一直渴望心灵的交融，但又认为没有肉体的结合心灵无法交融。1911年4月18日茨维塔耶娃在致瓦洛申的信中坦率承认：“我有一种无法医治的完全孤独的感觉。旁人的肉体是一堵墙，阻碍我窥视他的心灵。噢，我多么恨这堵墙啊！”过几个月又说：“我主要的热情是同人倾心交谈，可性爱必不可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钻进对方心灵。”这时她对扎瓦斯基潮水般的爱情，扎瓦斯基是立即拒绝还是先接受后拒绝，现已无法考证，但最终拒绝则是不容置疑的。这次失恋给茨维塔耶娃带来创作丰收。她在不长的时间内为创作室写了四部诗剧：《暴风雪》《奇遇》《不死鸟》和《命运》，还有一部小说《索涅奇卡的故事》。《命运》最后一幕以《卡桑诺瓦的结局》为标题单独出版。诗剧音节铿锵，朗朗上口。诗剧中男主角都是为扎瓦斯基写的。《索涅奇卡的故事》是为纪念茨维塔的女友、独幕话剧演员索菲娅·戈利泰而写的，其中的男主人公则影射扎瓦斯基，并对他多有微词。1976年苏联首次发表《索涅奇卡的故事》，已是德高望重的苏联人民演员的扎瓦斯基读了极为恼火，认为茨维塔耶娃在小说中羞辱了他。也许茨维塔耶娃为当年失恋在小说中报复了他？ 1921年爱伦堡离开苏联时，茨维塔耶娃请他打听埃夫伦的消息。顿河白卫志愿军已被红军击溃，埃夫伦随同白卫志愿军官逃往国外。爱伦堡居然找到了正在捷克查理大学读书的埃夫伦。7月1日茨维塔耶娃收到阔别三年半的丈夫的第一封信，立刻觉得生活又充满希望。从这天起茨维塔耶娃忙碌起来，为同丈夫团聚做出国的准备。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替自己和阿利娅办好护照，二女儿伊琳娜已于一年前病死。茨维塔耶娃于1922年5月15日抵达柏林，埃夫伦兴奋得忘乎所以，这从他拍给友人的电报中便能看出：“乌拉！马琳娜和阿利娅到柏林啦！详情后述。”可奇怪的是，如此渴望同妻子团聚的埃夫伦一个月后才抵达柏林，并又因“学业繁忙”匆匆返回布拉格了，而茨维塔耶娃却在柏林逗留了两个半月。茨维塔耶娃又陷入爱情旋涡，狂热地爱上缪斯山出版社发行人维什尼亚克，以为在他身上找到心灵的知己，因为爱过扎瓦斯基之后，茨维塔耶娃称之为“缺斤短两”的世俗爱情已无法满足她对爱情的饥渴了。然而维什尼亚克并非茨维塔耶娃所追求的心灵知己，火热的爱情很快冷却，化为一组抒情诗，茨维塔耶娃干脆把这组诗题名《世俗征兆》。茨维塔耶娃刚一摆脱世俗的爱情，便纵身扑向知己的心灵。知己的心灵便是准备返回苏联的著名诗人安德烈·别雷。他们的恋情总共不超过一个月。别雷这时已万念俱灰，既不能融于周围环境，也无法从中超脱，站在返回苏联还是留在西方的十字路口。茨维塔耶娃把他当作迷惑的灵魂，竭尽全力使他振奋起来。她写道：“也许一生中我还从未曾这样把自己所能有的全部爱情献给他——用纯真的友情环绕着他，陪他上街，守在他身旁。”但别雷并未深入她的心灵，尽管对她的诗集《别离集》极为赞赏，并承认茨维塔耶娃使他重返诗坛，间断多年后重新写诗。1922年别雷把在柏林出版的诗集取名为《别离之后集》，暗示这些诗是在茨维塔耶娃激发下写成的。他们之间的爱情是半柏拉图式的。茨维塔耶娃两个半月经历了两次爱情，埃夫伦不会不知道，但他又像当年那样躲避了。 茨维塔耶娃带着阿利娅7月下旬抵达布拉格，领到捷克政府为俄国流亡作家所发放的每月一千克朗资助金，加上埃夫伦的助学金，全家生活有了保障。茨维塔耶娃开始跑图书馆，搜集资料，五年颠沛流离后头一次过上平静的家庭生活。然而茨维塔耶娃的心很快又被爱情点燃起来，并且越烧越旺，险些烧毁这个好不容易团聚在一起的家庭。这次恋爱从同柏林年轻评论家巴赫拉赫通信开始。茨维塔耶娃认为巴赫拉赫对她的诗集《手艺集》的评论公正而深刻，在这位未曾谋面的评论家身上找到心灵知己。生活的全部欢乐在于同巴赫拉赫通信，并渴望到柏林同他会面。1923年7月至9月茨维塔耶娃所写的诗表露出她对巴赫拉赫的感情。这是母爱掺杂着性爱的特殊感情。以其中的《贝壳》和《刀刃》为例。贝壳显然表示女性的手臂，珍珠则是儿子的象征。母亲的双手抚爱儿子。而在《刀刃》中则听到一对恋人被利刃劈开时令人心碎的哭号。 由于邮局的故障，茨维塔耶娃有一段时间没收到巴赫拉赫的信，不知对方是病了还是变了心，痛苦万分，而痛苦有如火中添柴，把爱情之火燃成熊熊烈焰，达到非宣泄不可的顶点，于是茨维塔耶娃把一腔爱火发泄在埃夫伦查理大学的同学罗泽维奇身上。罗泽维奇不仅平庸，与诗歌绝缘，政治态度也同茨维塔耶娃截然相反。内战期间他是同白卫军作战的红军指挥员，后被白军俘虏，同他们一起流亡国外。西班牙内战期间曾在国际纵队指挥过一个营。茨维塔耶娃把爱情发泄在他身上，仅仅因为巴赫拉赫远在柏林，而罗泽维奇近在身边。从茨维塔耶娃同罗泽维奇破裂后致巴赫拉赫的信中可以看出，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们的爱情发展到何等地步：“亲爱的朋友，我太不幸了。我同自己所爱并被他爱的人在爱情的顶点被拆散（不是分手），同他在一起我准会幸福……我多想跟他生个儿子啊……这个儿子我都快想疯了，一直期待到最后一刻。” 这两次不幸的爱情都结出丰硕的创作成果。与巴赫拉赫有关的除《贝壳》《刀刃》等诗外，还有组诗《病情公报》，刻画出茨维塔耶娃每天翘盼音书时的焦急心境。因罗泽维奇而产生的两首长诗《山之诗》和《终结之诗》，更是茨维塔耶娃诗歌创作的珍品。《山之诗》表达出诗人不祥的预感：爱情燃烧到最旺盛的时刻必将化为灰烬，《终结之诗》则把剧痛比作万仞高山，突然轰然倒塌，压在女主人公身上。今天的读者也许应当感激这两位平庸的情人，没有他们便没有这些锦囊佳制了。但作为茨维塔耶娃丈夫的埃夫伦却不会这样想。茨维塔耶娃在柏林和布拉格的两次恋爱闹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对天性敏感的埃夫伦是莫大的打击，一心渴望和睦家庭的幻想彻底破灭，现在想躲避都无处躲避，只好闭上眼睛装看不见，但内心的羞辱、懊恼、怨恨已冲破隐忍的闸门，非向一位深知他和茨维塔耶娃的朋友倾诉不可。于是埃夫伦1923年12月给远在俄罗斯的老友瓦洛申写了一封信。这是一份对研究茨维塔耶娃创作生平极为重要的材料。但根据茨维塔耶娃女儿阿利娅·埃夫伦1975年逝世前立的遗嘱，父母的书信到2000年才能启封。笔者有幸读到这封信，兴奋之余真想全文译出，以飨读者，可惜信太长，这里只能摘译几段： 茨是极易动情的人。比先前我离开时，更加变本加厉。没头没脑地投入感情风暴成为她的绝对需要，她生活的空气。由谁煽起感情风暴此时并不重要。几乎永远（不管现在还是先前）建筑在自我欺骗上。情人一经虚构出，立即刮起感情风暴。如果煽起感情风暴的那人是微不足道的人，目光短浅的人，很快便会现出原形，茨便又陷入绝望的风暴。直到新的煽动者出现，绝望才有所减弱。……今天绝望，明天狂喜、爱情、献出整个身心，过一天重新绝望。而一切都是在敏锐而冷静的头脑支配下发生的。昨天的煽动者，今天则遭到机智的、恶毒的嘲笑。并通通写进书里。一切都将心平气和地、精确地化为诗句。一个硕大无朋的火炉，要点着它需要木柴、木柴、木柴。无用的灰烬抛掉，而木柴的质量并不那么重要。只要通风好，总能燃烧起来。木柴坏，烧完得快，木柴好，烧完得慢。 不用说我早已点不着火炉了。 我到柏林接茨，马上感到我再不能给她什么了。我到达前几天火炉已被别人点着。燃烧的时间不长。以后一次又一次晕头转向。最后的那次对我和她都极为难堪，竟同我在君士坦丁堡和布拉格的朋友幽会，而那人又是个同她迥然不同的人，是她过去经常嘲笑的对象。我的突然离开又一次促成新的感情风暴。 茨巴不得死，早已失去生存的土壤。这一点她没完没了地说。就是她不说我也能清楚感觉到。她回家了，可心里老想着别人。人不在跟前反而能使她感情升温。我知道她确信自己失去幸福。当然只到不久就将出现的下一个情人之前。现在一心写献给他的诗。对我视若路人。不让碰她，老发脾气，几乎到了恨我的地步。我既是她的救生圈，又是套在脖子上的磨盘。……生活快把我折磨死了。我坠入五里雾中，不知如何是好。一天比一天更糟。 一个月后埃夫伦在致瓦洛申的另一封信中写道：“最近一个时期我总觉得即将返回俄罗斯，也许因为‘受伤的野兽’往往爬回自己的洞穴。” 从这两封信中不难看出他同茨维塔耶娃的关系。他对茨维塔耶娃的剖析大体上也是不错的。由于他在国外、在家庭中的尴尬处境，使他萌生回国的念头。但埃夫伦清醒地知道自己的身份，苏维埃政权决不宽恕白卫志愿军军官，除非他将功赎罪。如何将功赎罪呢？如果他想过，这时还朦胧不清。像他那样性格软弱的人，没有外来的巨大压力是不会采取行动的。而这种压力后来才出现。 正当茨维塔耶娃柔肠寸断之际，帕斯捷尔纳克向她伸出友谊之手，她也在后者身上找到精神支柱。他们初次通信正是茨维塔耶娃在柏林逗留期间。帕斯捷尔纳克对茨维塔耶娃的《里程集》推崇备至，茨维塔耶娃同样赞赏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集《生活——我的姊妹》。他们渐渐从探讨诗歌转入倾诉衷情。但帕斯捷尔纳克在莫斯科而茨维塔耶娃在巴黎，天各一方，无缘相见，于是两人想出许多离奇而无法实现的相会办法。而一旦有了相会的机会，茨维塔耶娃却又失去相会的兴趣。因为相会对茨维塔耶娃意味着生命的结合。如无法结合相会便多余了。 1931年2月作家皮里尼亚克从莫斯科来到巴黎，并见到茨维塔耶娃。茨维塔耶娃通过皮里尼亚克得知帕斯捷尔纳克已同妻子叶尼娅离婚后，在致女友的信中写道：“我同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的协定已八年（1923—1931）：等到生命结合的那一天……我们真正的会面先前将会造成极大痛苦（我和我的家庭，他和他的家庭，我的怜悯和他的良心）。现在不会再会面。鲍里斯不是跟在我之前的叶尼娅在一起，而跟另一个女人在一起，那个女人不是我——鲍里斯不是我的，不过是俄罗斯优秀的诗人罢了。我马上放开手。”帕斯捷尔纳克的再婚，对茨维塔耶娃是当头一棒，因为八年来她一直把他当成真正的恋人，未来的丈夫，渴望同他生个儿子，可现在他背叛了她。 1935年6月底帕斯捷尔纳克奉命前往巴黎参加国际保卫文化作家代表大会，在巴黎逗留了十天。经过十三年的通信，两位诗人终于见面了。是在大会回廊里见面的。茨维塔耶娃称这次会面是“非会面”，未等帕斯捷尔纳克离开巴黎，便带着1925年生的儿子穆尔到海边去了。 他们这次会面非但未加深理解，反而产生新的误解。茨维塔耶娃不理解帕斯捷尔纳克在苏联终日惶恐不安，帕斯捷尔纳克也不知道茨维塔耶娃在巴黎靠借贷度日。巴黎几乎所有俄侨出版机构都拒绝发表她的作品。帕斯捷尔纳克想告诉她苏联的真实情况，但怎能在大会回廊里说呢？只悄悄对她说：“马琳娜，别回俄罗斯，那里太冷，到处都刮穿堂风。”可茨维塔耶娃没听懂这句话的含意。 这年夏天茨维塔耶娃写了三首叙事诗《从大海来》《租房尝试》和《梯子》，都同帕斯捷尔纳克有关。还写了一组献给帕斯捷尔纳克的抒情诗《电报线》。此外还写了《光雨》和《当代俄罗斯的叙事诗和抒情诗》。前者分析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后者评论帕斯捷尔纳克和马雅可夫斯基在俄国诗坛上的地位。 后一篇文章提及马雅可夫斯基，我想就此谈谈茨维塔耶娃与马雅可夫斯基的关系，以及马雅可夫斯基对茨维塔耶娃的“影响”。他们相识于二十年代初，曾一同为苏联著名导演梅耶霍德译校莎士比亚戏剧。两人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截然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互相敬佩对方的诗才。除上文外，茨维塔耶娃1925年11月移居巴黎后，还写过几篇评论马雅可夫斯基的文章，始终把马雅可夫斯基视为天才的诗人。1928年秋天茨维塔耶娃发表了纪念马雅可夫斯基的文章，在侨民中立即成为众矢之的，正在刊载长诗《天鹅营》的《最近新闻报》甚至腰斩了这首长诗。《复兴报》《日报》和刊物《俄罗斯意志》《现代纪事》紧随其后，中断了同茨维塔耶娃的合作。二十年代的侨民作家、编辑从中嗅出亲苏味道，今天茨维塔耶娃的研究者们也据此断定茨维塔耶娃转变了政治态度。文章不长，全文译出：“1922年4月28日我离开俄罗斯前夕，清晨在空无一人的铁匠大街上遇见马雅可夫斯基。‘喂，马雅可夫斯基，您有什么话要转告欧洲吗？’真理在这边。1928年11月3日天色已晚，我从伏尔泰咖啡馆走出时，有人问我：‘听完马雅可夫斯基朗诵后您有何感想？’我不假思索回答道：‘力量在那边’。” 大家都在“力量在那边”这句话上做文章。“力量”当然不是指“力气”，而是指“强权、强大、强盛”。茨维塔耶娃感到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体现出苏联的强大或强盛。但这并不意味着茨维塔耶娃同样这样看。她用这句话同马雅可夫斯基那句话对比，含有不承认“真理在这边”的意思。文章发表后茨维塔耶娃感到她这句话被不少人曲解，所以1932年在《良心光芒照耀下的艺术》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到哪一天才不把力量当成真理啊。”1928年至1929年，即发表这篇文章的同时或稍后，茨维塔耶娃根据埃夫伦日记写成的长诗《彼列科普》，记叙了白卫志愿军在彼列科普战役中被红军击败的经过，但歌颂的却是白卫军将士忠于神圣事业的精神。把这篇文章说成茨维塔耶娃人生道路的转折点未免牵强附会，但因马雅可夫斯基而同报刊闹翻，因而失去经济来源并几乎陷入断炊的困境却是事实。这便是马雅可夫斯基对茨维塔耶娃的“影响”。 青年诗人施泰格尔是茨维塔耶娃在巴黎最后一个发泄感情的对象。但没有比施泰格尔更不合适的恋爱对象了。他天生不近女色，并是茨维塔耶娃的死对头、巴黎俄侨当中颇有影响的评论家阿达莫维奇的信徒，政治态度接近茨维塔耶娃深恶痛绝的青年俄罗斯派。施泰格尔惟一打动茨维塔耶娃的地方是他孤独一人在瑞士养病，而且患的是肺病，即茨维塔耶娃称之为“亲切的病”，母亲和丈夫都患过的病。茨维塔耶娃并不认识施泰格尔，虽在自己诗歌朗诵会上见过一面，并未留下任何印象。1932年施泰格尔赠给茨维塔耶娃一本自己的诗集《这种生活。卷二》，上面的题词是：“献给伟大的诗人茨维塔耶娃。最最忠诚的施泰格尔。”就是这句题词点燃了茨维塔耶娃心中的爱情。她一天一封信，并要到瑞士去看护他。施泰格尔受不了茨维塔耶娃感情风暴的击一个月后便同她断绝关系。茨维塔耶娃重新陷入绝望，愤怒地写道：“我本以为有人像需要面包那样需要我，原来他并不需要面包，而需要堆满烟头的烟灰缸。他需要的不是我，而是阿达莫维奇之流。”这次短暂失恋所绽开的花朵是组诗《献给孤儿》，这也是茨维塔耶娃所写的最后一组爱情诗。 暂无